除了“没记性”、“善忘”这个德行的原因外，我这个受极左路线残害的角色，为啥仍是执行这条路线的积极分子和忠实奴才？主要――还因为建国以来，在政治、宣传文艺战线上，全国从上到下都一直在加强这方面的整风、教育，比方：
1、1951年5月开展的批判《武训传》运动。《人民日报》在当年5月16日发了一篇评论，指出：“《武训传》是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者，而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华民族。”并首次提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当时年轻、幼稚的我，尽管在1950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了批判和打击，但是，看了这样的评论，还能不接受教训，不服服帖帖地、全心全意地跟着这条路线走吗？
2、1954年10月，最高领袖毛主席发动的、全国范围内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从天而降。其实批判俞平伯不是终极目的，批判俞平伯是为了批判‘五四运动’中的一个旗手――胡适。处于风暴漩涡中的俞平伯被这如同晴天霹雳地打击打懵了。他不解、压抑、冤屈、愤懑，而又孤立无援，无权申辩，只有没完没了地检讨、认罪。二十多年后，他方能说出真话：“我的书《红楼梦研究》写于1922年，确实是跟胡适跑，但那时我还不了解共产党，不知道社会主义，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而我，当时看到“五四运动”的旗手受批判，“红学”研究的大家在报刊上被围剿，我一个新中国的、爱好文艺的小萝卜头肯定是按着报刊上指引的方向，从思想上反对、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的，尽管这两个著名文人，我在国民党时期读高中时对他们是相当尊重和敬佩的。
3、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这年1月20日，中宣部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到1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批判胡风的运动就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我在这个运动中，被打成“小胡风分子”和“胡风的应声虫”。我那会儿只有低头认罪，反复检讨，积极同胡风的“反动思想”划清界线，又怎敢背离斗争的方向，不跟随党指导的正解路线走呢？
4、反击右派分子运动。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指示》：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同时，让反动分子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包括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以及学生大吐毒草，畅所欲言；然后，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狠狠地打击右派分子。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斗争。据数据显示，全国在打击右派期间，共错划了近50多万右派分子，是极左路线的、一次典型的突出历史事件。我那时是运动中的惊弓之鸟，我怎能反对这条虽极左却几乎是全党全民均支持的残酷路线呢？
5、1957－1958年，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运动。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北大校长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提出：“为了扩大生产和再生产，加速资金积累，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应该降低消费比例，这就必须把人口控制起来。”“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所以“非控制人口不可”。他的这个发言发表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就开展了一个批判他的“新人口论”运动。第一顶帽子是：“新人口论”是资本主义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否认了“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二顶帽子是：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三顶帽子是：对当时6亿人民缺乏感情。我那时对资本主义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一窍不通，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没有研究，既然党中央认为要批判这个“新人口论”，全国人民也响应了号召，我自然随大流，跟着走，只是没不懂装懂，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保持沉默而已。
6、1959年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运动。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给党的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不足四千字的信，对“三面红旗”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结果被视为对“三面红旗”、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本人的猖狂进攻，会议据此通过决议，要求在全党普遍深入地开展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在上面抓彭德怀，抓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下面抓“小彭德怀”，抓“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次运动中，由于我写了两篇谈人民公社缺点的小说，差一点在湖北文艺界被打成“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于那种情况下，我只有服从这条极左路线的运动，根本没有丝毫怀疑这运动的方向错了，这亦是我的本性：党认为正确的，我绝对认为正确。
7、1963－1964年，批判“鬼戏”运动。1963年3月16日，中央文化部党组给中央宣传部并中央呈送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严重地在舞台上播放毒素，毒害观众；报告还特别点了昆曲《李慧娘》的名，说该戏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却大加赞扬，并且提出了“有鬼无害论”，各地便演出了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该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在全国报刊上展开了对“鬼戏”地批判。与此同时，江青点名狠批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这一来，不仅在戏剧界，在全国文艺界均展开了一场批判“鬼戏”的运动。我倒是喜欢“鬼戏”，甚至觉得《聊斋》中的一些鬼比人还有人性，但是看到这场斗争风暴，我就把这些想法统统吞到肚子里，再也不敢暴露，还是那句老话――随大流吧！
8、1965年批判“合二而一”的运动。这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是从1965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艾恒武与林青山合写的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开始的。在艾、林的文章发表前，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康生便认定“合二而一”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调和论，且认为通过这篇文章可以抓住大鱼杨献珍。为了引蛇出洞，康生授意《光明日报》在发表艾、林文章的同时，以学术讨论的形式，组织发表一批文章，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这样一讨论，凡是赞成“合二而一”和稍微有一点肯定的人，不管文章是否发表，都被转回原单位，对作者进行了整治批斗。到该年7月17日，《人民日报》紧接着发表了署名王中、郭佩衡的文章：《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8月下旬，《红旗》杂志又发表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导》：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是一场坚持唯物辩证法与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即无产阶级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这篇文章发表不久，中央党校在大礼堂召开了全校学生、员工1千多人参加的、批判杨献珍的大会。这一把火也燃起了全国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哲学论点展开了毫不留情地批斗。我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是非常赞成的，但在直觉上，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也不觉得有什么错：《三国志》一开始不就讲，天下久分必合，久合必分吗？就是在当代中国，国共斗争的时候，是一分为二，后来在毛主席领导下，打跑了国民党、蒋介石，中国不就“合二而一”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又有什么错呢？但这都是我当时幼稚的胡思乱想。毛主席肯定是正确的，杨献珍肯定是错误的、反动的。
9、从1963年到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在全国城乡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的一次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表面看，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实际上是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反复辟、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部署。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大量的社会和管理问题却人为地上升到阶级斗争的路线上，不仅伤害了大批基层干部和群众，并使阶级斗争的目标逐步上移，越来越集中于领导权方面，深化了党在阶级斗争上的误区。使左倾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越演越烈，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拉开了帷幕。我在1963年到1965年是参加过小四清和大四清运动的，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也坚决地贯彻执行了这条极左路线。
10、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对中国建国以来的政治、经济的大颠倒、大倒退。在这一段，我只讲“文革”对文艺创作的颠倒。1966年2月2日－20日，江青以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锦江宾馆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江青认为：建国以来，“有一条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所以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会议在江青这极左思想的指导下，批判了建国以来的、几乎所有正确的文艺创作理论，他们称之为“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火药味论”，从而为“反中间人物论”和“三突出”的创作方法打下了基础。
到文化大革命中的1974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三上桃峰》是企图附和文艺黑线大毒草的文章，是“‘中间人物论’的黑样板”、“鼓吹写‘中不溜儿’的人”、“主张写平平凡凡的事”、“妄图以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中间人物来取消无产阶级英雄。”故一定要把这个“中间人物论”批倒批臭。
与此同时，江青特别赞同和推广于会泳在1968年5月23日于《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艺界永远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中提出的、一个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原则――即“三突出”原则：
一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
二突出，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
三突出，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从此，这条“三突出”创作原则就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所有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凡符合这一原则的，江青就肯定为“红色作品”，凡不符合这一原则的，江青便认为是“黑作品”，一概受到批判、打击。文艺创作是如此，报刊报导的写作亦如此，这就把文化界、新闻界的左倾思想推到了极端，几乎都是用一个模子、一个框架、一个形式来写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图解御用的精神产品。
建国十七年来和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主要受上述十类政治、宣传、文艺极左路线的熏陶、教育，而且深深相信了这些理论和思想。所以，我成为这种理论的应声虫和精神奴隶，似乎很自然。当然，文革中亦有很多先知先觉者，比方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的中国著名作家老舍；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的著名散文家杨朔；1966年9月2日在家上吊自杀的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1966年5月18日，自缢身亡的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1968年11月11日在狱中自杀的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以及1968年12月10日在狱中被迫害惨死的中国戏剧大师和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先生等。
我认为，能坚持真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幸存的文学大师唯独巴金一人。
我，当然不能和上述先知、先觉的大师们、大作家们相比，我连他们的一根头发丝都不如，但我从内心十分敬佩他们，尊重他们，下决心永远向他们学习，能学到一点是一点。也有可能，我这一辈子都学不到。
所以，我这一节的标题是：《我是拜倒在报刊宣传和文艺创作极左路线下的忠实奴隶》，我觉得这对我一点也不夸张、不冤枉，这是我灵魂中的一个癌，一个黑瘤，我现在就是要治好这个癌症，除掉这个黑瘤！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