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为解放焦德秀:成了“落血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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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67年到1968年,拿现在的眼光看,与其说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阶段之一,不如说是开展武斗、人整人的大发展、大爆发。例如上述的上海“一月风暴”刮起了全国武力夺权之十二级台风,以及“四人帮”诬蔑的所谓“二月逆流”(其实是一些老帅,如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刘伯承和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李先念、谭震林等人在周恩来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对“四人帮”倒行逆施,搞乱国家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是那个阶段唯一一次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再就是于“四人帮”紧锣密鼓抓“叛徒”的吆喝声中,造成了震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刘少奇冤案,并由此产生了无中生有的、抓“叛徒”的政治风波(如所谓的“以薄一波为首的61人组成的叛徒集团”),使不计其数的老干部、好同志被打入监牢,紧接着又是所谓的“一打三反”(又称“三反一粉碎”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几乎把整个国家搞的日夜不宁、人人自危。据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简史》第216页中的一段文字讲:在这几个运动的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关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1亿人,确实史无前例。”

    不过,用现在的语言说,在上述武斗、人整人的期间中,也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和谐,那就是毛主席在1967年秋天发表了他视察大江南北时的一个重要指示――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毛主席说:“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说:“关于干部问题,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这个最高指示,深受当年的当权派(包括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欢迎,他们认为自己很快就要解放了。再就是保守派也很欢迎,认为他们保的这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错。就是在造反派内部也有不少的一部分人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当然,有一大部分造反派,对毛主席这个指示是抵制的。他们的内心语言是:那我们夺权不是白夺了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很像电影《闪闪红星》中的还乡团团长胡汉三――又回来复辟了么?

    当时,我是非常赞成和喜欢这个最高指示的,为什么呢?一个是,尽管襄阳地委的领导在运动初期把我打成了黑帮、反革命,但认真思考,他们是忠于毛主席、党中央和省委的政治路线的,有一些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但绝对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焦德秀,我前面已经说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打日本鬼子是立了功的,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建立人民政权亦是有成绩的。就是在解放后,到襄阳地区当领导,虽没有什么特大的贡献,但至少没有犯什么严重错误,算得上是一个清廉的、负责的领导。他们该打倒吗?我认为,群众批评批评是应该的,但把他们整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绝对错误的。这是我那时候的客观分析,应该说其中没有私心杂念,是秉公而言吧!

    是不是我一点私心杂念都没有呢?也不是;是不是我没有丝毫报复心理呢?也不是。比方,我为了解脱自己,也在襄阳的万人体育场批斗过焦德秀和沈汉民,尽管我在批斗时,是环顾左右而言他,但其本质还是为了自己。

    那么,这一次对待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我是不理不闻,还是积极响应?为此,我想了一天一夜,最后决定要积极响应。这里面有百分之七十是公心,剩下百分之三十是私心。我的具体行动是:我要抢在地委机关和社会众人之前写一个解放焦德秀的大字报。这可能与我学文学、写小说有点联系。写小说有一个原则,即“出其不意,理所当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我在运动初期是被焦德秀默许打成黑帮和反革命的。我要是头一个站出来写大字报解放他,是否不符合逻辑?好像应由出身好的干部、群众以及保守派来解放他――才对头。但我在这时偏要强出头,而这个强出头又是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这不是出其不意又理所当然吗?从客观上讲,不管我主观上是怎么想的,在地委机关和社会上的反应,肯定说我李德复大公无私,会获得比较好的社会效果。将来焦德秀被解放了,定会记得我这个情,定会帮助我彻底解放。所以说,人是有两面性的,即正面和反面,有时正面也会反映出反面的个人私心。我就是这么个人,能很巧妙地把私心隐藏在公心里,即使有人发觉或分析得出来,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对不对?因为头一个要解放焦德秀的人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而我的个性,就像我写文章,要出人头地,甘于冒最大的风险,就如我在大跃进中写《典型报告》,在成立人民公社时写《小学里的大学生》,一次誉满全国,一次差一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小彭德怀”――亦在所不惜。

    当我下定决心要解放焦德秀后,就马不停蹄地干起来。没有人帮忙,我就把上小学的大儿子李基泰喊来帮忙。我在地委机关写的那张解放焦德秀的第一张大字报比较详细,说明要解放焦德秀的十个理由;另外写的几十张准备贴满襄、樊两城的大字报就比较简单,主要是套用武汉市一些革命群众组织要解放省长张体学的大字报――比如“打倒张体学有理,解放张体学有功”,我便把它们改成“打倒焦德秀有理,解放焦德秀有功”。

    说干就干,那两天我就抱了一大卷大字报,我儿子则提了一个糨糊桶跟在我后面,在襄樊醒目的、凡能贴大字报的地方,如襄阳的古楼洞、樊城的电影院门口……我和儿子就把这些大字报贴了出来。我们爷儿俩兴高采烈地贴,后面跟着看的人也兴致勃勃,有的叫好,有的则十分惊讶:“哟,那不是被打成黑帮的李德复吗?他怎么这么大的胆子,敢解放焦德秀!”

    我这个解放焦德秀的风头一出,不仅在地委机关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而且许多同志也跟随我贴出了不少同意我观点的文章;在社会上,凡是能贴大字报的、引人注目的地方,亦贴出了不少说焦德秀好话、要解放他的形形色色的大字报。真可谓百花齐放,五月的龙舟赛江南。而且,从这些大字报中可以看出,不光是所谓保守派的群众要焦德秀站出来,连不少所谓造反派的群众,如襄樊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头头许世平、吴邦兴、释贵民等也写了大字报支持解放焦德秀。什么叫做人心呢?我认为这就是人心,是群众内心的、真正的民主意识。

    可这样和谐的、要解放老干部的气氛并没有维持多久,中央又发出了一个通知,要求全党、全民:“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简称为“一打三反”或叫“三反一粉碎”运动。

    这一下子,斗争的大方向似乎转了舵,解放干部的好势头戛然而止,而打击反革命、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活动突然烧起熊熊烈火。像我第一个要解放焦德秀的言行在地委机关也骤然变成为“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投降”。

    地委红司内部有个极左的小派别,叫NM,就利用这次机会,活动一些对解放焦德秀左右摇摆的人,要挟红司头头召开了一次“三反一粉碎”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地委的食堂里召开的。NM头头非常厉害,他们首先把红司内部带点保守思想的群众统统斥之为“保皇”败类,不光文斗,而且武斗。我记得,他们中间的一个彪形大汉,一拳就把保守思想比较浓厚的张卫东同志打倒,那一拳的响声把整个食堂里的人都震住了。谁要反对他的极左理论,谁要再敢说解放焦德秀,他的拳头就落到谁的胸脯上。整完了张卫东,他,加上另几位NM战斗员,当场喊:“李德复,站起来!”

    我当时好害怕,自然畏畏缩缩地站了起来。

    他们又喊:“站到中间来!”

    我便老老实实地站到食堂中间。

    接着,他们就高喊:“打倒焦德秀!打倒襄阳地区最大的走资派焦德秀!”

    全场的干部、群众也跟着这样吼叫。我呢?不知道喊了没有,但是嘴巴动了一下,只是手没有举起来。

    那位打倒张卫东的NM彪形大汉就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为什么不举手?为什么不喊‘打倒焦德秀’?!”

    我懦弱地说:“我喊了,手,我忘记举了。”

    这当儿,NM派中的一个军师,绰号叫“麻子”,一下骠过来,指着我说:“李德复,你怕我们不知道,你是焦德秀卧底的第二套班子!他开始把你打成反革命,目的就是要你以后解放他。因为打成反革命的人去解放他,才算是大公无私,最有说服力。”

    本来我被会场的气氛吓懵了,但他这么冤枉我,一下子激发了我的主观战斗精神,于是就针锋相对地对这位NM派成员说:“你太会编故事了!我被焦德秀打成反革命,地委会人人皆知,整个襄樊市的人也都知道,我怎么又成了焦德秀的第二套班底了呢?而且,解放老干部是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重要指示,我要解放焦德秀,是我的民主权利,是我贯彻毛主席重要指示的耿耿忠心。你这样批评我,居心何在?难道你要反对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吗?”

    我这几句义愤填膺的话,不仅激怒了这个NM派的彪形大汉,也把他们这一派别的人都激怒了,于是他们一面高喊着“打倒焦德秀!”、“打倒李德复!”的口号,一面聚拢来,对我一顿拳打脚踢。特别是按着我的头,抓着我的头发,朝食堂水泥地上猛磕,我的额头立刻流血肿起来了,疼痛之至。

    这时,我差不多气疯了,尽管寡不敌众,也挥动双拳,积极抵抗。一些同情我的群众就在旁边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算不算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呢?在NM派看来,确实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但在我看来,却是一场绝无价值的人咬狗、狗咬人的混战。

    最后,会议在红司头头的劝解下自发解散了。NM群众自然是得胜回朝,而我,不止是被打成了落水狗,事后有人形容,我是被打成了落血狗。但我内心并不悲哀,落血狗就落血狗,文化大革命的血还流得少了吗?

    我因解放焦德秀被挨打的事,一下子传遍了襄樊市,特别传到了襄樊四中许世平、吴邦兴、释贵民等红卫兵头头们耳中。他们纷纷为我打抱不平,因为在解放焦德秀的问题上,他们和我是同一观点的。于是,在一天下午,许世平带了一大帮红卫兵杀进了襄阳地委NM战斗队的地方,把NM的人吓得屁滚尿流,全部都溜了。而且小将们跑来对我说:“老李,兄弟们来晚了,对不起!”

    “焦德秀是个好同志,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解放他。”

    “老李,你千万不要害怕,绝对不要改变你的观点!”又高呼:“真理万岁!造反万岁!解放老干部万岁!”

    事后证明,这些小将要解放焦德秀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在红卫兵时代是做了一些不为人理解,破坏“四旧”和打、砸、抢的事,但总体讲,他们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是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指示造反的。他们犯了一些错误,也做了一些好事,他们要解放焦德秀,就是做了一件好事,历史早就应该给他们以正确的评价。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