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1966年7月间，我在机关不是挨斗就是被监督干重体力活；我爱人妮娜，则在学校被挂上“黑帮老婆”的牌子，亦被监视劳动；大孩子基泰，那时才8岁，只身坐汽车转火车――跑到长沙我父母家（二孩子基钢，一年前已留在父母处）；而老三基春，那时才三岁多，作为父母的我和妮娜已完全没力量照顾，只好托保姆李奶奶带着，整个家都由她作主。可这也难保，因爱人所在的襄樊市一中，市委派来的文革工作组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给她贴了大字报，说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孩子大了，还专门请个保姆带，是剥削阶级的典型表现！可三岁多的孩子算大么？其父母又都在受管制，请个人照拂一下，算什么严重的资产阶级剥削呢？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任何人只要被定为政治运动的对立面，怎么折磨――也都是天经地义了！
在那种“屋漏竟遭连夜雨、路滑又遇顶头风”的当口，我们夫妇不由得都想到这个可怜的、老三的小生命。按说，他是不会来到这阶级斗争的世界的，不会与他黑帮的父母一起受苦受罪的。为什么呢？因我们这个小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接连添了两个孩子基泰、基钢后，经济一度紧张，因我们除了要按时给双方父母寄一些钱外，还要支援正在上学的弟弟、妹妹，故我们决定采取避孕措施，不想再要孩子了。哪知一不小心，妮娜在1961年一季度又怀上，我便决定送妮娜住院，做掉这没出生的孩子。那个年代，政府是鼓励多生的，提出了向苏联“英雄母亲”学习――凡生育多的妇女还可得到一面奖旗，上书“人丁兴旺，五谷丰登”。加之，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的这篇文章中讲了：“……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故我们想刮掉这孩子有难度，必须向男女双方工作的单位申请，经审查，确认有这个必要，才会批准到医院做手术。为此，我和妮娜费了蛮大的劲，总算达到了这个目的。谁想过了这一关，妮娜住进医院后，妇科医生和护士们纷纷劝她――说这种刮孩子的手术才起步，有一定风险，一些怀孕妇女做了后，产生了后遗症――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会产生不利影响，建议生下这孩子，再作结扎手术，既保险，又能彻底解决避孕问题，岂不两全其美。妮娜听后，觉得有道理，又与我商量，我自然同意。事至此，本该画上一个句号了，哪晓得到1962年2月22日孩子出生前几天又出现个小插曲：即与妮娜同病房的一个产妇――地区文化局张科长的妻子，在与妮娜闲谈中，说：“我一连生了两个女儿，这回想要个儿子。”
“我一连生两个儿子，”妮娜说：“我这回想要个女儿。”
“那这次……我若还生女儿，你若再生儿子，我们交换一下――各取所需，行吗？”
“行啦！”妮娜满口答应。
之后，两位女同胞又各自征求了双方配偶――我和张科长的意见。张科长和我均听从夫人的安排。
我当时以为，第三个儿子――李基春再不会是我家里的人了。由他换来个小女儿，蛮好嘛，屋里将变化一道色彩了。
可事与愿违，孩子生下后，也可能是孩子好漂亮，好逗人爱，且母子血肉相连，妮娜变卦了，不换了；张科长夫妇当时有点失望，但他们在“文革”中得知：我被打成“黑帮”，我和妮娜均在牛棚中受熬煎，他们至少庆幸――其小女幸没落入我家，否则也会受苦受罪啊。
回过头来，再看三岁多的小基春怎么带吧？把他送到我那儿，我一面挨斗，一面劳动，一面带他，我自信做得到，反革命不一定教养不好自己的孩子，但机关文革小组当时不准我和任何亲人见面，何况是我的儿子。那就留给同样受管制的、每天被强迫劳动的妮娜带，但妮娜最受不了孩子抚摸挂在她颈脖上的、侮辱她的黑牌子，以及孩子的问话：“妈妈，大家说爸爸是黑帮，为什么你也成了黑帮呢？”因这样太伤害无辜的、天真的幼小心灵了。
就在这时，我们的保姆李奶奶站出来了，她主动对妮娜说：“李老师，小三――春春就交给我吧。”
妮娜有点迷惑：“奶奶，你知道吧，他们已不允许我们请你给我家带孩子了，已不允许你在我们学校的宿舍里住了，你咋带春春呢？”
“咋不能？”李奶奶说：“我把春春带到我家去。”
“带到你家……”
“你不放心？”
“放心啊，放一万个心。”妮娜直点头：“可这耽误了你，牵连了你，会害你啊……”
“会害我？”
妮娜真心地向她解释：“李德复现定为黑帮，春春是黑帮的儿子，你把春春带到你家，人家会说闲话，学校工作组会扣你立场不稳的帽子，找你的麻烦……”
“找我啥麻烦？我不怕！”奶奶说：“我是贫民出身，丈夫李老头是拉板车的工人，他们能把我咋的？我现在就认春春做我的干孙子。我带我孙子过日子，难道不行吗？世上有这个理吗？”
妮娜好感动，好感动，还能说什么呢？事后，妮娜对我说：“这个李奶奶，是上天赐给咱家的救星，当周围人都不把我们当人的时候，她把我们当人；当周围白眼都鄙视我们的时候，就她的眼睛给我们光明；当小三没地方可抚养的时候，就她敞开了温暖的胸怀……她是比亲奶奶还亲的奶奶呀！”
的确，她是比亲奶奶还亲的奶奶！什么叫做患难见真情？这就是！她无疑是我家破人亡后的、一个想都没想到的坚强后盾！
更使我没想到的是，这个贫民老太太把春春带到她家后，有一天竟带着春春跑到襄阳地委我被囚禁的地方来看我。原来，我们机关文革小组是让她来揭发我的，想从她身上挖出我见不得人的、隐藏得很深的黑材料。人们以为，她来我家近四年，我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她肯定知道，至少能从我平常的举止中察觉一些，挖掘一些。她答应了没有呢？表面上她似乎答应，但她要看守我的人先把我叫出来，与她和春春单独见面。她说这是为了教育我，帮助我，让我老实交代，然后她再见专案组谈我的问题。
人们完全没料到她有这一手，我也没意识她有这一手。我们便在地委后院的一棵大树下呆了个把小时。奶奶首先让春春喊我。由于那会儿我被“整”变了形，脸脏，一身也脏，加之春春好久没见我，一时没认出……
“快喊爸爸、爸爸！”奶奶抱着春春，指着我说。
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春春认出我了，先是小声的，接着是大声喊：“爸爸，爸爸！”一下扑到我怀里。
男人有泪不轻弹么？这个时候，泪不由自主地爬满我整个脸盘。
奶奶又轻声地在旁边喊我：“李同志，李同志……莫哭，莫哭……”
我一下擦干眼泪：“奶奶，你还喊我‘同志’，我可是黑帮、反革命……”又说：“你就叫我老李好了，行啵？”
“你就是李同志，”奶奶抚着我的肩膀说：“他们说你是黑帮、反革命，我说不是，就不是！李同志，你不用怕，以后会搞清楚的，会搞清白的！”
“会搞清白的？”我摇摇头，我自己都不相信啊。
可她盯着我眼睛：“我们襄樊人有那么一句话――压在十八层地狱下面的冤屈，就是阎王爷也要还你个清白！好人就是好人，好人是骂不坏的，斗不死的，打不倒的！李同志，你要相信自己啊……我知道你前阵子做了件傻事……以后可别犯傻了……你爱人――李老师在等着你，你基泰、基钢和春春在等着你，我也在等着你……你会好起来的，好起来的，知道么，听到么？”
我知道了，听到了。我万万没想到，襄阳地委那么多高级干部，那么多大知识分子，那么多能人，不能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学好，不能说他们的立场不坚定，不能说他们不明辨是非，可为什么没一个人认为我不是黑帮、反革命？而这个李奶奶、老太太，据我了解，她并不识几个字，也没学过那么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她为什么偏偏说我不是黑帮，不是反革命呢？在此，我又想起毛主席的那句经典名言：“……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多年来，我就有个直感，工农大众的理论知识虽不如知识分子那么丰富，但他们的直感往往比知识分子准确。李奶奶的话，李奶奶的直感，当时的确给我的灵魂打了一针强心剂。我还真的有点信她，还真地把她的话当作起死回生的精神支撑！
李奶奶啊，在小春春无家可归时，你给了他一个家，在我精神低潮――似乎看不到前面的希望时，你点燃了我心中的火苗。如今四十三年过去了，我始终记得你在大树下给我讲的那几句话，永远记得你讲话时，那双慈祥的眼睛――它一直照耀着我走到今天……难怪《菜根谭》曰：“一念慈祥，寸心洁白；人心一真，气和消冰。”生活就是如此残酷又如此怜悯啊！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