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到底有没有命运？这命运是否总是好好、坏坏、坏坏、好好、又坏坏……。我在上一章讲了，从1962年到1965年，我过得比较安逸，应该是我中年的“辉煌”时光吧！故在本书第二章中谈到我在1966年6月初的一天，突然被省委书记处许道琦书记调往省文联工作。当晚，地委领导特意请了我妻子李婉灵来机关――为我们办了一桌欢送酒。第二天早上，还让我搭同是被调往省里工作的、地委副书记王耀的轿车――一起赴武汉上任。可就在我把行李放到小车上，准备和王书记走时，我的行李却被拿下，并通知我――不能去省城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难道命运又在作怪，风云又突变了么？
事过多年，我才一点一点地知道：本来，地委当时主持工作的领导是同意我调动的。但那天早晨，他们几个地委常委在小灶食堂共进早餐时，有位领导提出：现在，全国、全省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襄阳地区也得积极跟上，特别是领导机关要带头――北京抓了个“三家村”，省里抓了武大校长李达，都是有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也要抓个有代表性的吧……。
几个领导想来想去，自然而然地提到了我，原因是：一、毛主席在1962年就说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次运动似乎是整文艺黑帮，李德复就爱搞文艺，写小说，仔细查查，肯定有毒草，不抓他抓谁？
二、李德复写小说、拍电影在全国、全省，以及襄阳地区均有一定的影响，把他拎出来有典型意义，不抓他抓谁？
三、李德复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兼地主阶级，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根源。抓他错不了，不抓他抓谁？
四、李德复在解放初期思想改造运动中，反胡风运动中，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均有严重错误，立场几乎都踩在黑线上，这都是“前科”。他成为这次运动的批斗对象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不抓他抓谁？
五、李德复在华中师范学院俄文系的毕业鉴定是：“思想反动，限制使用”。但这么多年来，他的反动思想始终没清查彻底，一直没有改造好，这次千万不能让他漏网，不抓他抓谁？
大概就是这可怕的“五条”吧，领导们一致同意将我揪出来，作为襄阳地区的“三家村”。只是北京的“三家村”是三个大名人：吴晗（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教授、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海瑞罢官》等）；邓拓（曾任人民日报总编，杂文家，主要著作有《燕山夜话》等）；廖沫沙（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杂文家，主要著作有《廖沫沙杂文集》）。而我，一个小小的李德复能代表三个各方面都比我强百倍的大人物，也真是太抬举我了。可这有什么办法！看来，我只有成为反面典型，方能与这些同时挨批斗的名人平起平坐，获得如此殊荣！
地委小灶食堂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早餐会，就决定了我在“文革”中的、血与泪的命运，但当天，他们并没有把我“定性”、“拿下”，还打电话问了在随县大洪山搞大四清的地委一把手焦德秀同志，据后来焦德秀的机要秘书杨期友告诉我，德秀同志拿着话筒，好半天都没吭声。我想：是不是他念我随他下乡多年，既给他开轿车门，提办公皮包，又帮他搞调研、写材料，真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书记服务……他是不是有点不忍，下不了手呢？恐怕也有这么点因素吧。最后，他轻轻地说了一句：“先摸摸他的情况，看看他的材料……”这是不肯定的肯定，不答应的答应。接着，是办公室的一位领导找我谈话，他在表面上客客气气，没露出一点要整我的样子，对我说：“德复，不是不放你去省里工作，只是我们办公室还有个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材料需要你调查整理，写出来。等你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就可以走了。”我当时对他的话应该说百分之九十九是相信的，但亦有一丁点疑惑：为什么对我调动如此反复、如此突变呢？不过，我还是绝对相信组织――组织绝不会骗我，党绝对说话算话。
就这样，我立刻投入领导交与的这项任务，三次下乡，三次改写，终于在1966年6月20日上午，以中共襄阳地委工作组的名义，写好并经领导通过――这篇关于襄阳县伙牌区余岗公社陆寨大队的《大搞群众运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调研报告。为此，分管我的办公室领导，放了我的假，叫我下午回到家里休息，明天赶早把这个报告送到陆寨大队，让陆寨的干部、群众学习，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这个报告共约6000字，简约概括，分三个大段落：一、大张旗鼓地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意义，工作组、基层干部、党团员带头活学活用，并举了许多事例证明――什么时候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什么时候工作就顺利，生产就向前发展；什么时候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生产就停滞不前。毛主席的话，在群众中威信最高，威力最大，是我们贫下中农建设人民公社的台柱子，是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盘。二、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回忆对比，抓活样板，分工包干，串连发动，不漏掉一个人，不放过一件事。只有这样，才最能调动农民的阶级感情；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更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工作方法――不仅送课上门，耐心辅导，还采取父教子，子教父；妻教夫，夫教妻；兄教妹，妹教兄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直至广大群众、所有社员逐步学会活学活用主席著作。三、下决心把学习毛主席著作落实到改造农民世界观、建立革命人生观上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要根据农民的特点，狠抓老三篇的学习，但不能一学一大篇，而是从老三篇中摘录十条语录，实际上是十大观点，即：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正确对待生与死的观点，正确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观点，革命同志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观点，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的观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观点，对人民对工作极端热忱的观点，对革命工作精益求精的观点，当“五种大公无私人”的观点，正确对待困难的观点等，让大家在实践中贯彻这十大观点，完全明白――人为什么活着，活着就要革命到底，永远革命！
我在此之所以摘录上述文字展览给大家看，一方面是想请大伙欣赏当年“文革”的文风，另方面是说明，我当时写这个调研报告，真是呕心沥血，费尽了脑力……但我万万没想到，当自己欢天喜地完成了这个上级交给的任务，当自己高高兴兴地回到樊城襄樊一中家里与妻子、孩子度过了一个休闲幸福的下午和晚上……仅仅只过了8个小时，在我与我最小的孩子基春晚上9点从县电影院回家，我爱人从她的教研室跑回来，对我说：“地委办公室给我们学校来了电话，叫我通知你，立即回去，有重要事情。”
“是不是那个调查报告要改啊……已经通过了呀！”
“你赶紧走吧，”婉灵说，“还要坐船过襄江哩，天太黑，小心啊！”
我来不及细想，匆匆跑到渡船码头，坐划子过江后，又飞步奔向地委大门……我心里在想，如果调查报告要改，我就熬个夜吧。我在地委机关七年，这已经是我日常的工作习惯了！
可我进大门一看，老天爷啊，自己的三魂已吓走了两魂！从大门口的路灯直到两边的各个办公室，灯火通明如昼――简直比白天的太阳光还强烈――好刺眼，好刺眼！各个办公室的外壁全部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报上密密麻麻的字我一时看不清，但大标题却十分醒目，两三丈远都看得到，均是：
“打倒文艺黑帮分子李德复！”
“打倒阶级异己分子李德复！”
“看反动文人李德复的、污蔑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李德复是我们革命阵营中的内奸，非铲除不可！”
“李德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
……
也就在这个时候，地委所有的干部，包括住在地委的员工家属都出来了，约200多人左右，分成两行，个个怒目圆睁，像一盏盏探照灯直射我的脸部到脚跟，十分有节奏的怒吼（大概事前经过排练）：
“打倒李德复！”
“打倒文艺黑线分子李德复！”
“李德复是制造大毒草的反革命分子！”
“横扫牛鬼蛇神，斩断李德复的黑笔杆！黑爪牙！”
“李德复不投降，死路一条！”
……
……
老实讲，我虽经过了教育学院的、知识分子改造的批斗会和在华中师范学院反对胡风分子的批斗会，但其火力远远不如这中共襄阳地委门口的、迎接反革命分子的“文革”启蒙“下马威”……真是好厉害，太厉害！口号声一阵比一阵响，举起的拳头，犹如一个诗人讲的，举目瞄去――是森林般的铁槌！我当时已迷糊了，天昏地暗了，几乎说不出话来，似乎呼吸都快停止！不知怎么回事，晕晕然地，一屁股坐到地上。
口号声忽地戛然而止！
有两个人把我拉起来，说：“别装死，老老实实把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罪证交出来！”说着，一大堆人把我拖向地委后面的干部宿舍，一脚把我住的、约十平方米的小房子踢开，像是清找赃物，在整个房子里搜索起来……我那房子既小家具也简单，就一张床和一桌一椅，加上个洗脸架和装手稿的纸箱，就没别的什么了。他们先把我桌内、纸箱内的东西都抛撒出来，然后把我所有起草的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的草稿、笔记本、日记以及我粘贴发表文章的本本，全部掳走，连几张随便记录了群众语言的纸片也不留下，似乎我在那几个字里留下了不可告人的罪恶……这个时候，我似乎清醒了一点，自己在心里说：“千万冷静，千万不能倒下，就是把我冤枉死，打成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黑帮分子、反革命，也不能当众出丑，当众丢人……”男儿有泪不轻弹，在如此五雷轰顶、万箭穿心的时刻，有好几次泪水都涌往眼眶，但我忍、忍、忍！终于忍住了！
当我的罪证被搜剿完了以后，还是那两个人，白天我是他们的同志，晚上我已成了他们的敌人――又押着我去看大字报，到夜深了，又押我回小屋――命令我好好反省，准备接受革命群众的斗争、批判！
大伙想一想：我这晚是什么滋味，睡得着么？
我的确没睡着，但我没完全想自己。也许我有些怪思维，是小知识分子的天真思维，也是小知识分子的愚蠢思维。比方，我不理解：既然已经认定我是黑帮、反革命，为什么还派我去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调查报告？总不能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写这么重要的文件吧！这不是对毛主席不敬么？写关于毛主席文章的人，至少要忠于毛主席，对不对？我真搞不懂政治，一会儿自己被重用，一会儿又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政治是有情还是无情？是有道德还是无道德？我的确笨拙……那无眠之夜，糊涂之夜啊，一直伴我到天明……信不信，我那会儿好怕天明，就让我这么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吧！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