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电影制片厂派来的责任编辑杜边先生，魁梧高大，英俊挺拔，浑身都是大男人的气势。他从上海来到我襄樊农校寒舍，可太委屈了：那阵子，七月骄阳，热浪似火，我家连个电扇都没有。幸亏他来头大，电影厂的介绍信是给襄阳地委宣传部的，再由宣传部介绍他到农校找我，故农校对他相当礼遇，专门在学校办公楼给他单辟一间房子休息，只是那年代没空调，我就每天提两桶水上去，让他一面给我谈剧本，一面把双脚伸到水里降温。他对这个法子非常欣赏，说：“脚冷一身凉，连头发丝都冒凉气。李德复这个发明可申请国际专利了。”笑话归笑话，他却日夜连轴转地与我谈脚本，每晚不到下三点是不收兵的。我那时年轻，身体好，就与这位老哥泡着、熬着，一般是他讲我听，他那滔滔不绝的精辟论述，让我受益匪浅，是我写电影剧本的第一启蒙课。
我们谈了一个星期，他准备回上海了。临行前，他催我先在家里写个剧本初稿，再下乡到《典型报告》故事发源地去――一面加深生活体验，一面继续修改稿子，早日把本子定下来。因电影厂想立刻拍摄。这是政治任务，时不待人啊！
按照杜大哥的意见，我就风风火火地干开了。这时，我妻子婉灵刚从武汉大学中文系进修回农校，她既要放弃熟悉的俄语改教中国语文，又要带正吃奶的、我们头一个孩子基泰，还要勤俭持家，从微薄的工资中节约一部分，给双方家里寄钱。因我俩都是家中老大，大学毕业了，自力更生了，按中国传统习俗，是不能忘父母恩和兄弟姐妹情的。老实说，我俩当时的教学任务、家庭负担、经济情况都相当紧张，特别是婉灵，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加之这年秋天，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国无论农村、城市――都要大炼钢铁，因毛主席此时在一份报告上指示说：“超过英国……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见《共和国重大事件》（上卷）469页】身子较弱、又担任班主任的婉灵，这个时候必须在上级指定的时间内，带本班学生到土高炉工地炼钢铁，能请假么？能耽误上工么？不敢想，也绝对不能想啊！很自然，我这个做丈夫的一家主心骨，便非常自觉地干家里家外的一切繁琐杂活，比方，给孩子洗尿片，给妻子洗衣服……再就是孩子晚上哭闹，婉灵休息不好，白天怎干活？我便在每日中午，强迫她睡一小时，孩子由我带；夜晚，孩子除了吃奶外，就跟我睡，至于“把尿”，换“尿片子”，哄孩子不哭……都是我这个年轻父亲的责任。而如何构思《典型报告》的电影脚本，如何写这个本子，都是我在哼着催眠曲，拍着怀中的孩子，在卧室迈步时一节一节、一章一章思想出来的；孩子一睡着，我就把他轻轻放到我的被褥里，自己便伏在旁边的桌上，提笔疾书，100多章节的电影脚本，就这么在孩子洒尿中、哭声中、换片子中紧凑诞生，我还阿Q式地自嘲曰：“大丈夫既能洗换尿布，又能堂堂然写文学剧本，渺小哉！伟大哉！”
剧本初稿一完成，我就到襄阳地委宣传部，请他们给我开一张去谷城县的介绍信，因《典型报告》的主要素材来自于谷城大高山粟谷区三道岭。我坐公汽到谷城后，把介绍信往县委办公室一递，没一会儿，县委第一书记沈汉民同志（注：此人在本文第二章已出现，他于1965年调入襄阳地委任副秘书长）就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了。他对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你就是李德复同志？”
“是的。”我说。
“《典型报告》是你写的？”
“是的。”
接着，他与我紧紧握手：“秀才，秀才，我们下面就要你这号秀才，”又问：“你住在城里，怎么想起写我们的大山区？”
我告诉他，我在襄阳农校当教员，常带学生下乡实习，和农民一起治山、治水、治土，又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己有很多感受和体验，就情不自禁地写些农村的散文、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典型报告》就这么在脑子里慢慢构思流出来了。
“是流出来的……”汉民同志笑了，“你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得还可以嘛。秀才就是要向工农兵学习，要深入工农兵生活，这样，你写东西，才不会挤牙膏，不会吭吭哧哧，而是行云流水，自自然然地一泻千里，对不对？”
“对对对。”我直点头。
办公室里的一个年轻同志，大概是他的秘书，一面在用报夹夹新到的报纸，一面抬头对我说：“我们沈书记也爱读书，爱文艺，爱写作哩！”
“呵，”我诚恳地：“今后，一定在读书、写作上向沈书记学习。”
“哪里哪里，”汉民同志也是诚恳地：“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学习，秀才。”
开始，我进汉民同志办公室还有点拘束，这下我放松了，说话也放得开了。
汉民同志继续问：“秀才，你的文章不是已写出来了，也发表了。要改编电影，在那个基础上改就成了，未必一定要进大山？”
我说：“沈书记，我那个《典型报告》是综合襄阳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典型创作的，而你们县粟谷区三道岭党总支书记龚正发同志的一个农田水利建设报告对我启发最大，就像一把火点燃了我的灵感，亦如画龙点睛把我心中的想像都串在一个美丽的图画中。所以，我定要上三道岭的最高峰――摩天岭，一方面感受感受那儿的无限风光，一方面和那儿的贫下中农一起，治土建梯田……”一时兴起，我说得有点得意忘形。
“得劲，秀才！”汉民同志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支持你！不过，那儿不通车，全靠两条腿！且山道崎岖、坡陡径滑，走一趟140里，来回280里。我可以派一个干部给你带路，你这个瘦个儿，受不受得了啊？”
“受得了。”我嘴壳子硬，心里却打颤。说老实话，我一辈子也没有一天走140里。1951年，我从教育学院去阳新县姜祥山土改，一天紧赶死赶也才走70里。
“140里啊，分两天，还是三天到达……”汉民同志眯着眼睛问。
“我想一天赶到……”我明知自己吹牛，可咬紧牙关，就想吹。
“你该不是大山窝窝长大的？”
“是在江南平原长大的，湖南是我的故乡。”
“那你从小吃过蛮多苦，是穷劳工家庭？”
这句话一下打中我的要害。我顿时噎住，不好作答。约停了分把钟，才慢慢地、不好意思地说出：“我家庭出身不好，官僚资产……还是地主……”
汉民睁大了眼睛，盯了我好一会儿，忽然大声地：“呵呵，没关系，年轻人，这只能说明你思想改造得好，愿意一老一实地干革命！在我们新社会，你还是有前途的，有前途的！”
我在谷城县委会招待所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凌晨4点，就和汉民同志指派的、领我上山的干部一起奔赴三道岭了。在弯弯曲曲狭窄的羊肠山道上，汉民同志的那句话：“……这只能说明你思想改造得好，愿意一老一实地干革命……你还是有前途的，有前途的！”一直鼓励着我，它像根鞭子直抽我的脊梁。我一想歇，或不愿再前进了，这句话就在耳边响起。我真的一天走了140里，在天蒙蒙黑时赶到了目的地，尽管全身酸痛，手抬不起，连屁股都疼得不能落座，心里却挺高兴：怎么样？我在吃苦上，攀山越岭上，并不比工农子弟差吧！
我在三道岭呆了近个把月，让乡总支书记龚正发领我上了摩天岭，那风景真是美绝：“条条渠道盘山转，层层梯田布满山，哗哗银水流不尽，处处稻谷金光闪。”我在此补充了不少情节，把剧本又重新改了一遍，自认为天衣无缝了。也就在这时，谷城县委机关打来电话，说拍《典型报告》电影的导演游龙同志来了，叫我立即下山，和他一起去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电影《典型报告》要立即上马。
接了这个电话，第二天，我又走140里山路，回到谷城；第三天，和游龙回到襄樊市襄阳农校。我高兴地告诉婉灵，我要去上海拍电影了。婉灵便把刚领的、我俩一个月的工资110元分一半给我，又帮我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用个帆布袋装好；而我把稿子和要用的书，以及必带的参考资料，用绳子捆实，还找了个小扁担，一头挑衣服、用具，一头挑稿子、书，就这么准备进大都市上海了。这时，我不禁想起：1947年，我和母亲、四个妹妹从天津到上海，然后由上海回湖南邵阳，沿途都是我父亲当总经理的单位――恒大公司、恒大分公司的人员开着小轿车接送，哪有什么扁担！我又怎么会自己挑东西、扛行李？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环境、地位决定了一切。
婉灵见我用扁担挑东西，认真地说：
“你这可是去上海，不是下乡！”
“知道。”我说。
“你不怕人家说你老土、乡巴佬？”
“不怕。”我也蛮认真：“听说上海吃的、用的、搭车、坐三轮……比我们这儿贵。我有肩膀可以挑，有腿可以走，省些钱嘛……”
婉灵笑了：“那你就去出洋相吧！”
婉灵的话不幸而言中，我在去上海的途中和到上海后――确实出了不少连我自己都没预料到的、被人讥笑的“酸瓜烂枣”：比方我和游龙导演结伴去上海，我总想请他的客，招待他。不能说是讨好，是想搞好关系嘛，但我囊中羞涩，仅五十元零五角人民币，还不知到上海要花多少钱……那么样请呢？我就想了个自以为聪明的法子，即在去上海的轮船上，我早上不吃饭、晚上不吃饭，每天集中三餐的钱，中午请游导演撮一顿，自己也于中餐时狼吞虎咽。船上的两天，我就这么干，还以为显示了我湖南蛮子的好客大方……谁知此事上岸前被游导发觉，他摇着头，点着我的脑壳叹息：“你这个年轻人呀……何必呢？还是我请你吧！”我知道他的级别高，工资比我多得多，但我始终不让他请，真如人们对我的评价：茅坑里的顽石，又臭又硬。
到上海后，责任编辑杜边大哥引我去住海燕厂事先给我定下的宾馆。他见我自己挑行李，就叫来一部三轮，让我和他一起搭三轮去。我坚决不干，定要自己挑着走。他说：“德复，别这样，搭车的钱，厂里可以报销。”
“能报销也不干。”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喜欢走。”说着，我就自顾自地往前奔。
“你神经病啊……”杜大哥喊不住我，只好边跟我跑边带路，直到宾馆大门。
进了宾馆，我发现这儿太阔气，一问我住房的价格，每天28元（相当现在300元左右），我心里格登一下：“乖乖，住一天，是我大半个月的工资呀！”于是，又来了个“坚决不干”。杜大哥反复劝我：“德复，讨论你的剧本和你继续修改稿子，得有个比较安静的、舒适的环境。而且不管你住多久，房钱由厂里付。你为什么这么犟呢？”
我就是犟，就不住。杜大哥后来只好把我安置在一个小旅馆里，每天房费5元，我就安心住了。之后，海燕厂几个与我同时来的、修改剧本的年轻人，便笑话我，给我取了几个扬名电影厂的绰号。有的直呼我“扁担李”，有的叫我“李（你）五块钱”，还有的学武汉话调侃我：“湖北的夹生苕”……
我不光是夹生苕，用杜边当时恨铁不成钢的话讲：是“傻到顶了”。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傻到顶了呢？原来，我写的剧本，游龙导演一直通不过，非要按他的意见重写，可本子杜边说好，他拿给厂长徐桑楚先生看，也说好，应该算通过了。于是，杜边向我建议，要我给海燕厂的几个领导写信，请他们换导演，否则，就把剧本拿走，不在这里拍。因《典型报告》这题材正赶上了大跃进“时代”，另几个厂，比方长春厂，也想要哩！可我对此不同意，一定要让游龙先生导演拍摄，至于他怎么改我的剧本，哪怕改得面目全非呢，我也没意见，并请杜大哥把我这个想法转告他。我对杜边说：“写电影剧本，游龙同志是老手，我是新手，他肯定比我强，他愿意使这劲，我举双手赞成。我能和他共事，就够光荣、很满足了。”杜大哥见我执意如此，只好依顺我的意思办。由此，电影《典型报告》很快在1958年秋天拍好，1959年春便在全国各地放映了。
事过多年，杜边还为我在上海出洋相和傻不啦叽的事笑话我；对这个本子，他不知讲了多少惋惜的话和为我打抱不平。可我始终没把当时内心深处的、不敢示人的隐私告诉他――
像我这么个幼小在伯父地主庄园里生长的、高人一等的优越胚子，少年时又在官僚资产阶级父亲洋房里长大成人的大少爷，我如今之所以能处处小心翼翼地约束自己，能事事节省地不乱花钱，能蛮自觉地吃苦、过低人一等的生活……这可不是我的阶级本性和本能。在伯父的“花庭子”庄园里，我虽和佃户的孩子一起上山放牛，一起进山砍柴，一起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可我定要当“王”，定要他们服从我，跟着我恶作剧，瞎闹腾；在天津我父亲居住的洋房大花园里，我这个少爷就能随便支使听差（仆人），不仅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专人给我擦皮鞋，专人给我烤我喜欢吃的那种焦黄面包……出门可坐爸爸的小轿车，假日能在自家的客厅里约朋友们开豪华Party，大人上层社会的那套奢侈玩意我都会……解放前，我虽读过进步书籍，看过进步电影，学唱进步歌曲，脑子里亦常浮现革命的浪漫、自由和美丽，可解放后一零距离接触革命，特别是教院的思想改造，华师的反胡风运动，农校的反右……我逐渐明白革命的艰辛和斗争，革命的鲜血和泪水，革命的残酷与无情，我一下、两下、三下……就学乖了，就感到自己是要彻底改造了，是要背叛原来的地主兼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了，是要在各个方面适应无产阶级专政了，且要在一切方面向工农看齐了……所以，自己写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章，写歌颂大跃进的《典型报告》，就是紧紧地往那边靠哟，有时，表面看我似乎成功了，可我怎能好了疮疤忘了痛，翘起尾巴呢？又怎能目空一切、自以为是呢？我不是不愿住豪华宾馆，不是不愿吃山珍海味，而是怕，怕，怕！怕又出问题，怕别人说自己与导演不合作，怕别人说自己不检点，不艰苦，贪图享受……说到底，就是怕再挨批，怕再打成反革命……因前几次陷入灭顶之灾，都是由这些几乎不起眼的小细节积累引发的。我1957年好容易没戴上极右分子的黑帽帽，亦是非常非常谨慎地――摸爬滚打过了这座生死的难河桥呀！这就是电影《典型报告》背后说不出口的辛酸苦辣。当然，电影《典型报告》也给我带来了以往从没有过的高兴与欢欣，那就是我在上海改电影剧本没花几个钱，一切都是海燕厂报销，婉灵给我的五十块零五毛，我还剩下一大半，临回襄樊前，我到上海淮海路转了一整天，给婉灵买了条深蓝色呢裤和一段紫蓝白三色花布料。这条呢裤和用这段料子做的棉袄，婉灵穿了十几年，我平常一看到她穿这两件我买的东西，就会引起我悠悠的美好回忆，我总算有一个打在心坎上的幸福烙印了。另外，电影厂最后给我的稿费，让我在惊喜中吓了一大跳：2000元人民币！那时物价便宜，相当我40个月的工资！可对这笔钱，我在上海丝毫不敢动，准备拿回去上交组织，不是我有什么觉悟，仍是一个字――怕！有时即使拿自己的钱，也会犯错误，信不？我老记得孟夫子那句话，对我这号角色，尤其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否则，莫说成名成家，就是想生存也生存不下去。我几十年的历史不已说明了这一点么！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