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说？因谢晋先生拍的许多电影都是讴歌下里巴人的草根精神：想草根之所想，言草根之所言，爱草根之所爱，痛草根之所痛……看过后，就能念念不忘，能把那一段血泪史铭刻心中！
20多年前，我学习谢晋导演的《芙蓉镇》，有个镜头，估计凡看过的人都记得住！那就是，在一个批斗右派分子的会上，片中女主人公胡玉音的丈夫秦书田被打成“反革命”――判处了十年徒刑！场面上，双眼怒睁的秦书田向悲恸欲绝的妻子拼命吼叫着叮嘱：“玉音啊……你要活下去！那怕像牲口、像狗一样地活下去！”霎时，空气凝固，天为之变色，地也在痛苦颤抖……整个电影院似乎和银幕的情景合成一体！人为的阶级斗争真实再现！悲惨的草根命运真实再现！
而这镜头，于1957年的夏天，在我工作的、襄阳农校的批斗大会上也经常涌现。记得，有一次是批斗所谓“右派”――×××老师。在“打倒×××”和“右派不投降，就要他灭亡”的口号声中，突然间，在前台低头挨批斗的×××，双膝嘣然落地，泪流满面，悲怆地直向大家磕头：“……领导啊，老师们啊，饶了我吧……我错了，错了……咋法处置我都行，可莫把我打成右派……我上有老，下有小，十几口人靠我过日子呀……成了右派……我这一家咋过？全完了啊，完了啊……”声声凄凉，句句钻心。空间是呜咽的回响、强忍的叹息，一分钟，两分钟……掌握会场的领导一下子清醒，厉声吼道：“×××，站起来！你耍什么赖……你这个右派帽子是永远赖不掉的！”
紧接着，两个积极分子立即上前将×××拉起……“打倒×××”和“敌人不投降就要他灭亡”的口号又一阵比一阵响亮、急促……当时，我也机械地举起手，和大家一起竭尽全力地喊，不如此，似乎就不能说明自己的立场坚定……老实说，反右前夕，我曾一晚一晚地睡不着，硬是坐卧不安。我自己给自己算了命：根据湖北教育学院和华中师范学院两次阶级斗争的规律，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又在档案中存有污点，恐怕十之八九会成为斗争对象，仅有十分之一＝可避开、逃脱，还看老天爷帮不帮忙！那自己是不是就束手待毙，等着阶级斗争的斧头朝自己脑壳上砍呢？我是个大活人，也不会那么傻，那就小心翼翼地、千方百计地、一个小细节一个小细节地揣摸着朝刀山火海里闯……幸亏我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与“反胡风运动”之后――总结了若干避免再犯错的“行动纲领”――那现在就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吧！
首先，我执行这么一条“纲领”，即对党的领导，对每个党员，不论他们如何诚恳地要自己提意见，我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一定要忍住，忍住，忍住！
在农校党支部开始号召大家响应中央号召――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我一想，这不是针对领导干部来的么？于是，不管领导怎么动员，党员如何给我做工作，我在整风会上只是带着耳朵好好地听，自己一言不发。有的老师便说我：“你平常那么爱发言，谈笑风生，妙语如流，这会怎么哑巴了？”我笑笑，表面没作答，肚子里却说：“你老兄大概没挨过整，在这种时候，极可能祸从口出……还是小心为妙。”之后，有位党领导再三动员我发言，说：“这是考验你对党忠不忠？老实不老实？而且，这次整风是一个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并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你还怕什么呢？”而我，不管他怎么说，还是怕。但总不发言也不行呀，不能和领导对着干呀。于是，我反复思索了两天两夜，搞了个万全之策，即我把农校领导对我和妮娜的好处，一点一滴地默记在心，然后既形象又逻辑性很强地在一次整风会上生动地全面表述――我说，像我这样一个出身差又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小知识分子，农校领导在我一入校就耐心地帮助我，开导我，还信任我。不仅叫我教好书，还让我当班主任，领导学生下乡实习……我从内心真正感到了党的温暖。我之所以能写一些歌颂党、歌颂农村新生活的小文章，并能在党报上发表，也都是谷书记事先指点，事后鼓励的结果；再就是，我和爱人李婉灵一到学校，学校就给我们分房子，配家具，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现在，学校根据上级指示――取消俄语教学，却马上安排我俩教中国语文，并决定派李婉灵到省里武汉大学中文系进修……这是秦校长亲口通知我们的。这样的好领导，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有人提意见，说领导对老师关心不够，我们却没有这个感觉。知识分子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就是遇到了能了解自己、发挥自己才干的领导人。我们在这里就遇到了。我和我爱人一定在校党支部、校教导处的领导下，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努力做好学校交与的教学任务，以报答党对我们的培养……在发言时，我悄悄用眼睛的余光瞟在座的领导，发现谷书记、秦校长脸上带着微笑，我的心顿时放下了。看来，在整风会上不是不能发言，问题是如何发言。而我的发言，既实事求是，又能得到领导的欢心，说不上拍马屁，至少起到了保护自己的作用。我挖空心思的目的，不就在此么。
接着，我又执行自己另一条“行动纲领”，即不管什么时候，绝对听党的话，也就是听所在小组、所在部门、所在单位党领导的话：自己思想通肯定听，自己思想不通也必须听。这就是“重在表现”！并永远坚持这样的“表现”――抓住任何机会“表现”，尽心尽力地“表现”！那一阵，我万没想到，党支部竟派我办农校的“整风简讯”。开始，我以为，这是领导觉得我文字尚通顺，利用我这个长处，后来一想，这可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呀！因为“简讯”要全面反映我校的整风情况，有一定机密性，每期都要送交农校上级单位审阅。办“简讯”的另外两个同志均是党员，而我，连团员都不是，且带有“不光明”的尾巴……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干起工作来，没日没夜，越发起劲！没多久，鸣放阶段的整风运动似乎告一段落，《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几篇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等。社论一致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右派分子正疯狂地向党进攻，于是党中央在上面抓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下面各个单位就在抓“小章伯钧”、“小罗隆基”、“小储安平”……全国一盘棋啊，我们农校当然也不例外，于是本章开头的那一幕就频频在学校舞台上开锣上演了。由此，“整风简讯”每期反映的信息也变为揭发本校右派言论和广大师生对右派的斗争。这个时候，我在整理学校右派言论时产生了困惑，因那些“反动”言论只是对本单位个别党领导讲了难听的话；或者发言者来自旧社会，在国民党政府干过事，说了不少怀旧的言论，加之对新社会不够理解，发了些牢骚……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硬是加码大大地拔高了！但我作为一个奉命整理材料的一般工作人员，能这样对学校领导讲么？能给“右派”打抱不平么？就是让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啊，只有看领导的眼色行事，明明觉得不行，不准确，也要上纲上线――一个目的，只要本单位领导满意就行。为什么？要保自己啊！小时候，我看《七侠五义》《火烧红莲寺》等江湖小说，曾立志要当个讲义气的侠客，两肋插刀，舍己救人，可一回忆在教院、在华师自己被批斗、被孤立的痛苦，特别是在反右斗争的现实面前，看到学校一个个右派的惨状，我有那个勇气和狠气么？没有，没有，一万个没有，当时，自己这么想，都感到后怕！我是自私的，可耻的，整理了那么多无限上纲的冤枉材料……自己却庆幸能藏在这个“整风简讯”的防空洞里，躲过一劫！那会，我刚满二十五岁，常站在“简讯”办公室窗前，望对面羊牯山上的烈士塔，心里在说：“看看流血牺牲的烈士们，你还算个人么？算个男子汉么？”又自己回答：“你是个懦夫，是条可怜巴巴的、只会摇尾巴的狗！”
不知为什么，在反右那一阶段，尽管自己没有被关进那个百分之五的可怕笼子里，但经常作恶梦，且连着作……我总担心自己不牢靠，担心自己会陷进去。于是，我不断地搞“双保险”，也就是执行我“行动纲领”中的、明知自己达不到的、白费力气的一步棋，即正儿八经地申请入党――入不了不要紧，至少让党支部知道我要求进步，知道我“反右”整别人的材料为什么那积极。是真心想入么？的确是真心，也的确知道进不了这个门，只是以此掩盖我的阴暗心理，给自己加筑一道防火墙――别让以往那个恶梦再进入我的灵魂！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兼地主阶级的后代就是这么深挖洞――伪装藏身的。
这个“伪装藏身”藏住了没有呢？也差一点走火漏水……可能有人知道我在教院和华师有挨整的“前科”，这样，到运动快结束时，有个别老师贴了我的大字报，说别让这条“狡猾的鱼”漏网了，害得我出冷汗，并发现很多人看我的眼睛都变了色，是冷色，讥笑之色，幸灾乐祸之色……天呀，难道我又被卡住了咽喉？可半个月过去了，并无动静，我仔细观察谷书记，秦校长对我的态度，似乎无异样，依然要我编“整风简讯”。我知道我校反右的刀把子是掌握在他们手里。只要他们不下手，我就能渡过险滩！我早就明白，一个单位的党领导，就是掌握本单位生杀大权、决定一切的绝对权威！本校党的一、二把手对我印象不错，我又那么听话，看来，我的问题已在他们心里摆平了。与此同时，有个姓冯的老师――学农的大学毕业生，我的湖南老乡，他就没我这么幸运了。本来，在整个运动中他都平平安安，可不知他碰了什么鬼，看了报上登的储安平的文章，便给储安平写了封信，让《光明日报》转。这封信，《光明日报》没给储安平，却退给农校的党支部。好啦，冯老师个人虽没任何右派言论和牢骚话，却因这封信，被候补成百分之百的“右派分子”。现在，我看到储安平儿子储望华口述的一篇文章，说他父亲因那篇“党天下”，使其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右派”。为这，已与他父亲离婚几年的母亲亦被打成右派；接着，储安平的第二任妻子也离他而去……后来，储安平失踪，据说是跳海而亡，直到1982年6月的一天，中央统战部才通知储望华，给其父储安平正式做了“死亡结论”。储安平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他不仅连累了他的亲人、朋友，还连累了与他素不相识的、我们农校的冯老师。
而今，50年过去了，我才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中得知：毛主席开始估计全国右派是4000人左右，后来估计为8000人上下，但最终全国划定右派分子共55万多。襄阳农校教职员工当时约100人，右派为10人，已大大超过5%这个数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复查，除极少数个别右派没改正外，其他全部予以平反，恢复了名誉和职务。
从上文看，我两次总结的“行动纲领”是否起作用了呢？我是否就如此清清爽爽与右派毫无牵连了呢？应该说，“纲领”起了点作用，但反右也给我留下了“暗伤”。在“文革”中，我看人们抛我的档案，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在农校被内定为“中右”，根子是――我在华师的毕业鉴定打上了“思想反动，限制使用”的烙印。这不是要我一辈子的命嘛！好在我这个内定“中右”，农校没有公布，只在档案上记了一笔。为此，我要永远感谢谷书记、秦校长，他们放了我一马，手下留情，虽给我背上了一个不轻的政治包袱，却也让我迷迷糊糊地度过一段自以为不是“右派”的、无恐惧的日子。难得糊涂――有时亦需要权威支撑啊。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