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同病相怜么？非也。我那时是被批斗的对象，而她不是；我被划到阶级敌人一边，她却是人民中的一份子。
是原来就“山盟海誓”，定下情了么？看来也不准确，在批斗我之前，我们只是一般在学习上相互帮助的朋友；就进一步讲，也没登上那只“月??，桃花笑春风”的爱之小船。
是女方的同情或是我有何德需要对方报恩――而演变成的爱么？这就更挨不上边、靠不上谱了。相反，妮娜对我学习俄语，助我从不及格的角色上升到全班佼佼者――却有恩于我！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只能归之于有缘、缘分。而缘分是个说不清的东西，是个不能用理智分析的东西，它似乎包罗万象，又似乎有一个你永远也解释不清的、却藏在内心的神圣与圣洁，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这本名著中说：“假使有千万个人，就有千万条心，自然有千万副心肠，就有千万种恋爱。”我想，我与妮娜的这种残酷又美好的相恋，大概是那千万种恋爱中的一种另类吧！
既然妮娜那时给了我希望，给我吃了定心丸，作为还有点男人气慨的我，就想巩固这希望，把自己令人厌恶的身份、形象慢慢搞得好一点，目的是不让妮娜因为我是她的男朋友而太丢面子。于是，我采取了三个办法：其一、学校不是让我继续跟班上课吗？那好，我就特别用功，发愤学习，不仅把本科的专业：基本俄语、俄语语法、俄罗斯文学学好，还把其他的公开课程，如苏联联共党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教育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甚至连体育（劳卫操）都学得棒棒的。这大概是爱情的力量，同时，也还有我个性中的、不服气的、争强好斗的、在低潮困境中的性格展现：人们不是把我当反革命么？不是说我思想反动至极么？那就在学习上，考场上比试比试吧！我在政治上是永远赶不上同学们的，曾经为入团――表现得再好，哭三天三夜也不中。可在读书、做学问这条跑道上，我要跑到最前面！可能是上帝帮忙，妮娜鼓励我，我还真做到了这一点！在1955年至1956年的所有考试中――包括大学毕业考试，我是这个班级三个考分最高学生中的一个，不光是专业课取得了最高分，就连一系列的政治课也都取得了最高分，有同学就在背后说我：“这家伙思想那么坏，那么反动，怎么联共党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也学得那么好呢？”有人答曰：“这只能说明他更坏，更反动！”我知道后，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在心里得意：“怎么样？你们比输了吧！我别加、李德复在政治思想方面搞不赢你们，可在学习政治理论上永远战胜你们！”我觉得，在这方面，我真给妮娜争了口气，争了个隐性的面子……至少在学习上还值得一爱吧！其二、我故意在此期间剃了光头。这是一个没有声明的声明，没有语言的语言，就是向学校当局、所有老师、同学表态：我李德复一定痛改前非，改过自新，你们就饶了我吧，让我过关吧，我甚至想起毛主席写的、《忆秦娥•娄山关》中的、几句让人读一遍就不会忘记的佳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只不过毛主席他老人家写这首词是为革命，气势如虹的革命浪漫主义！而我记得这几句，是小人物妄想解脱自己，恢复自由身，也真是“运动过关真如铁/而今何处从头越/越不越/坦白从宽/心里涌血”。其三、为了让大家对我有个改过的印象，有个立功自新的感觉，我冥思苦想，找到了一个窍门，就是在体育长跑上下功夫，因为我心脏好，小时候由于日本鬼子侵略――逃难时练就了奔跑耐力，现在再好好练，争取在全校体育运动会上、武汉市大学生运动会上为本系、本校夺一两个奖牌，不也是件好事，为妮娜再争回点颜面么。一旦拿定主意，我每天凌晨五点起床，到操场练一万米长跑，并请妮娜拿个表记我跑一圈、三千米、五千米、以及一万米的时间，并规定我每天都得有进步，那怕一天只快一秒呢，我和妮娜都感到高兴。功夫不负苦心人和赎罪人，我在全院运动会上夺取了万米长跑冠军，在武汉市大学生运动会上取得了万米长跑第三名。为本系、本校争了光。这回同学们在背后表扬了我，说我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有上面这点小成绩，小挽回，自己是不是就放心了呢？就觉得平安无事、可以睡个安身觉了呢？可不敢。我对自己的前途仍一点也不乐观，完全是个未知数啊！我想，自己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上面能放过我吗？领导、老师、同学，除了妮娜，谁会高抬贵手，估计一个都没有。所以，我在此时也做了最光明的想象――让我大学毕业，下放到最艰若的地方去锻炼；同时也做了最黑暗的打算――被送去劳动改造，戴上反动的黑帽子，把我的青春钉死在耻辱柱上。
也就在这时，我多次和妮娜商量，让她帮我处理这“好的想象”和“坏的打算”，如果是前者，那没问题，我会接受教训，重新做人，让她今后永远放心。如果是后者，我请她把我的一切，转告我父母，安慰我双亲：别挂牵我，别担心我，我能在磨难中重生，总有一天，我会改造好回家的。同时，我也安慰妮娜和自我安慰――纯粹是打肿脸充胖子，故意吹嘘壮胆吧，说什么：“我们不是学了俄罗斯文学史吗？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喜欢19世纪的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如《穷人》《双重人格》《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和《被侮辱被损害的》等等都是世界名著――由此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辉煌地位。他能把各个阶层人物的灵魂解剖得入木三分，能把当时社会的弊端描绘得丝丝入扣，这是因为他真正深入其中，有他所写小说的、丰厚扎实的生活。他的不朽长篇《死屋手记》是怎么写出来的？是他反对沙皇，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有这方面的的特殊痛苦体验，才创作出这宏伟巨著；他写断头台为何那么逼真和令人震撼？是他原判为死刑，上断头台前才被改判，故什么是临死的凄凉和死囚的壮烈……世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有他写的那么冷峻与深刻！而我，若被送去劳动改造或坐监，一方面是坏事，一方面也是好事。因我从小就想当作家嘛，当作家的首要条件就要有各种各样的丰富生活：我有当官僚资产阶级子弟的生活，有当地主大少爷的生活，有参加土地改革――了解农村各个阶级，特别是贫下中农受剥削的生活，有解放前和解放后的生活，还有参加政治运动挨批斗的大学生活……就是没有劳改和坐牢的生活，现在不是机会来了吗？那就别放过了，不仅要既来之，则安之，还要好好乐于其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对不对？说不定某一天，我也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写出一本中国式的《死屋手记》――不，我要定名为《活命手记》……能这样，这一辈子也值得了。是不？”
我记得，当时妮娜听着听着就笑了，是一种苦楚的、凄惨的笑，可也有点安抚我的笑。我想不出用什么恰当的形容词来概括此情此景，是不是悲剧中捎带喜剧的幽默？反正也是生活的原汁原味……当时她叹息了一声：“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如此穷快活、死快活……”
我亦幽它一默：“别人不给我快活，我自己难道还不能自行其乐么？”
总之，当时对自己思索了万全之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好有好的走法，坏有坏的设计。人到了那种时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死里面找活的活法。
也许是老天爷可怜我，也许是爸妈给我取的名字李德复（福）的那个“福”字取得好，大难之中有“小福”啊，不，归根结底，还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在我身上起了关键作用：不管怎么说，我在组织上与胡风及其骨干――只知其名确绝无联系，或用一句外调的行话：“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故这个“雄关漫道真如铁”，终于让我“千山万水”地迈过去了。
迈过去了，我的情况就有了本质的变化：至少不是敌人了，至少是人民的一分子了，尽管不是个“好人民”，也算个“坏老百姓”吧。于是，到1956年夏天，我被允许在华师毕业，正儿八经给我发了文凭。只是后来在“文革”中，我才从贴我的大字报里知晓，我的母校给我的毕业鉴定是：“思想反动，限制使用。”从那个时代的大形势看，对一个“副”胡风分子下这个结论，也还是客观的，没有加油加醋。只是这个沉重包袱，在我身上不知不觉地背了好多年，自己不是没感觉，可这感觉常常在我脑子里像朵天上的云，飘一飘就过去了，是我“好忘”的天性在起消化作用吧。
能毕业，能与妮娜在一起，那会儿我做梦都是喜流油的。为了毕业后能和心爱的人分配在一个地方工作，经领导批准，我与妮娜到学院旁边的街道办事处领了结婚证，专门到照相馆照了结婚照，还用五块人民币买了喜糖，请全班批斗我一年半的男女同学吃，大家嘻嘻哈哈祝贺我们，那阶级斗争的烽火硝烟便一下烟消云散了。从此，多年来我和同学们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吧！人间本无事，只因心太深啊！
只是――妮娜嫁给我的第一个回合就吃了亏，按说，她的学习成绩优秀，政治操行亦好，且当时学俄语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较少，她是完全可以留在武汉市工作的，全班百分之九十的同学都是这样分配的呀！据说，组织上先是准备把她分到省工业厅当翻译，可因和我这个落后的叛逆分子配了对，就把她与我分到一起――到当时称谓湖北西伯利亚的襄阳地区去了。我和她对此没有丝毫意见，虽算不上“我是党的一块砖，放到哪儿就在哪儿安……”却也欢欢喜喜走上我们人生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到新办的襄阳农业学校当教员。我是异常高兴的。我没料到，像我这号人，还能为人师表。生活对我来说，又有惊无大险地翻过去一页。
悲剧中有喜剧吗？看来，还是有啊！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