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长沙养病的日子里，一个是治我吐血的肺――十分严重的支气管炎。在这方面，我可能有遗传。父亲的肺也不好，从我记事起，就见他多次吐血住院。他是老肺结核，往往工作繁忙，事业不顺，性急，一发火，就吐血了。我在教育学院挨斗吐血，亦是急火攻心，导致支气管破裂，才与父亲一样地――受经不起打击的、肺部的折磨。所以，医生告诫我，除了打针吃药外，关键是静养――有什么不愉快的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心情需平和。这样，药物、针剂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否则，治疗效果要大打折扣。
我这个人有很多很多毛病，但也有个自小显示的、自以为是的“优点”，即善忘，尤其对不高兴的事、倒霉的事，过后就记不清了，痛苦也自然减轻了……只是老一辈人讲：这叫没记性、没出息。比如我七八岁时，父亲把我从四川陪都送回湖南邵阳故乡伯父母家生活。因那时日本鬼子飞机经常轰炸重庆、北碚，父母就我这么个独苗男孩，便将我带至老家保护起来。可小时的我非常调皮捣蛋，爬树上房掏鸟窝，下河钻沟摸鱼鳅，有时还和一群放牛娃偷鸡子，在山窝窝用黄泥巴糊牢实――火烧“叫化子”鸡吃……为此，我没少挨伯父的打。伯父此时常召集李家各房头的男女老少在祭祖的大厅里集合，接着令我跪在“天地君亲师”的神坛和列祖列宗的牌位下，再高声宣布我的“罪状”，这个程序一完，我的屁股就要承受竹篾片的抽打了。根据我的“罪恶”大小，经常是打“十下”，“二十下”，“三十下”，不会超过“五十下”。一般是伯父亲自动手，有时是伯父让家里的长工或住家佃户打。我不希望伯父打，他动真格的：奇疼、特疼；我喜欢长工和佃户打，他们往往手下留情，举得高高的，落下轻轻的；样子蛮凶，可实际上在保护我……间或，伯父会发现长工、佃户做假，便一面骂他们，一面接过竹篾片重重揍我，我也就鬼哭狼嚎地大喊大叫，直到伯母和各房头的长辈们把伯父拉开……这该不是什么“阶级斗争”吧，可也是“内部上下辈的皮肉斗争”，可我就是没记性，打完就忘，除非屁股打得太狠，起不了床。否则，饭照吃，觉照睡，眼泪一抹就笑，转身又和小伙伴们干那些让大人们皱眉头的事。对伯父，挨打时我有点恨他，可一会儿就风吹云散，见了面，仍亲热地叫“伯伯”。伯父叫李敬民，既是家里的一家之长、本乡本土有名的绅士，亦在当年湖南几所中学担任过训导主任，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他对我的“不进油盐”，常常感叹：“孺子可教否？朽木不可雕也。”
可能就因儿时这种“不进油盐”的心态吧，故教育学院让我尝到的、这首次“阶级斗争”的味道――苦是苦，却没在我的心中停留不走。当我在家中休养治疗和自我心理调节一段时间后，我身心似乎基本恢复，又有点“好了创疤忘了痛”，只是不想再回教育学院的戏剧科了，一心想找个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新道道，来开辟自己发展的新天地！那会是1952年秋到1953年春，我国与苏联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在实施，国人称苏联为“老大哥”，苏联称我们是“好兄弟”；世界亦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当时称之为腐朽的资本主义或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阵营。我们国家自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且是主要成员。当时社会上有个流行语，叫：“一边倒”，即倒向苏联；理发店有一种发式也叫“一边倒”，仍是这个意思。从报纸上看，苏联的工业、农业以及好多业绩已成为我们的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似乎是每个人的希望。学校里的英语课大部分都改为俄语课，学俄语成了社会时尚，各地许多广播电台都有教俄语的节目……我当时就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学俄语”，说是投机思想也行，自认为学俄罗斯语言有辉煌前途，便下决心抛下原来喜欢的戏剧，跟着电台学俄文字母：А、Б、B、Г、Д……恰恰这时，又得到消息，我原来所在的湖北教育学院与在武汉的中华大学合并，取名为华中师范学院，并开设了俄语系，于是我在1953年上半年到华中师范学院复学时，就转学俄语了。我暗暗发誓：“昨天在戏剧科倒下去，今天要在俄语系站起来！”
我到俄语系学习是插班，是大一的第二学期，我虽在长沙家中跟着广播电台学了一阵子俄语，但与同班同学比，水平差一大截。在俄语系授课，是直接教学法。老师是俄罗斯人，课堂上教师、学生，全部讲俄语，不许说中文。开始上课，我完全摸风，听不懂，记不下笔记，每次ДИКТаНТ（即tation听写考试）我只得2分（俄式打分制分五等：2分，不及格；三分，及格；4分，良好；5分，优秀），不仅屡屡受老师批评，同学们也完全看不起，我的俄语名字叫Пемя（别加），有人在背后就喊我“别瞎哈”。我这个“别瞎哈”就憋着这口气，日夜奋战，早晨四、五点就起床，在路灯下读课文，晚上熄灯铃响后，便抱着课本躲在厕所里背单词，这样坚持了三个月，ДИКТаНТ由2分到3分、4分――直上5分，且经常是5分，代价是我本1.5的、视力十分优秀的一双眼睛近视了，由100度，逐渐发展到150度、200度，最后达到350度。但我并不后悔，因我“别瞎哈”的绰号自然消失了，经常受到苏联老师的“Оченьхорошо（verygood,很好）”的表扬，以及同学们的惊异和称赞。也就在这个时候，除了学好所有的功课外，我情不自禁地发挥我喜欢文学、艺术、理论、演讲、演戏、写作……等等方面的爱好，与外系的同学在学校舞台上联合演出契可夫的讽刺剧《求婚》以及十月革命历史剧《母亲》；在湖北日报、工人文艺、青年报发表散文、译文：《中国丹娘》《友谊》《妈妈》《三颗子弹》等等；同时，在每个星期六夜晚，于学校在体育馆举行的舞会上，与俄罗斯女老师跳古典Waltz(华尔兹)，与一些舞蹈爱好者的同学表演水手舞、踢踏舞……大出风头。自己之所以喜欢这样，一方面是满足自己作为年轻人的虚荣心，一方面在使劲消除教育学院那场批斗给自己灵魂造成的阴影；再就是，自觉地深思：自己在教院为什么会落到那个下场？自己今后如何能避免那一类批斗？自己在共产党领导下，怎样才能既老实又巧妙地出人头地，爬上去？
莫看我当时年轻、幼稚，我的的确确对此反复地、认真地思考了一番，并在内心作出了行动纲领：一、我家庭成份不好，政治背景太差，即使如此，也要积极要求入团、入党。我知道这要花费我一辈子的精力，特别是入党，以申请10年为一个阶段，10年不行，20年；20年不行，30年；30年不行，40年……一直申请到离开这个世界；而入团，最好在30岁来临前解决，事实上，30岁前，我怎么努力表
现，积极改造，也没有解决，我曾为此痛哭了一天一夜。而入党直到我耳顺之年，似乎有机会解决，但最终仍没有达到目的，这是后话。我有一个不变的观念，年轻人若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有大的作为，特别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非入团入党不可。这是放之中国五湖四海皆准的规律；二、不管自己怎么挨整、挨批、挨斗，永远相信“重在表现”这一条，得像孙悟空那样，不管唐僧怎么冤枉自己，不相信自己，得表现、表现、再表现；忍受、忍受、再忍受，最终定要协助唐僧完成西天取经这件事；三、既然知道自己在政治上、阶级上从生下来就不如工人、贫下中农纯洁，那么就要在读书学习上、工作表现上、助人为乐上，特别在响应党的号召上，要远远地超过他们，否则，自己再有本领，也只能是他们的尾巴；四、不管在什么时候，对听党的话，需从最基层做起，即要听每个党团员的话，听自己所在小组、所在单位党、团领导同志的话……自己思想通肯定听，自己思想不通，也绝对听。否则，对自己就会产生小大程度不一的负面后果；五、要彻底明白，解放前的旧社会和解放后的新社会，绝对地不一样，不是像有些理论书讲的那么合乎逻辑，也不是像有些文艺书讲的那么绝对的美和绝对的丑，自己不能一根肠子通屁股，一根筋犟到底，而要曲线救国、曲线救自己。
我在20郎当岁期间给自己订的这五条做人行动纲领，是否能让我避开阶级斗争和达到向上爬的目的呢？
美丽的生活和残酷的生活在之后给了我真实的答案。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