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东北军“九一八”时将东北的拱手相让、“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无果而终，国人对如此捷报不免将信将疑，于是，更多的人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来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他们或委托亲朋好友多方打听，或者干脆直接自己进入吉林，毕竟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在那里，他们不失所望地见到了堆积如山的战利品，见到了活生生的日俘，见到了填埋日军尸体的巨大坑**，见到了惨烈的阻击战场，更见到了振奋欣悦的民心。即便是最挑剔的外国人、素来看不起中国人的外国人，都不得不坦然承认：这一次，日本人，骄横无忌的日本人，真的被打败了，而打败他们的，既不是南京政府的军队，也不是东北军，而是一群似乎和“正规军”三个字扯不上边的抗日将士。
外国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来自中国的新闻人了。对水深火热中的国人而言，吉林一省抗暴日大捷的喜讯，正如甘霖之于久旱之稻禾，直沁心脾。满怀激动之情的记者们以最快的速度将了解到的各种消息带了回去。短短几日之内，各大通讯社、报刊杂志纷纷发表通电，或是连夜赶印刊物、号外，以使国人在第一时间同享胜利的喜悦。
上海《生活》周刊，这份被誉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生活》周刊”的杂志，由邹韬奋（今天，这个名字代表的是国内出版界的最高个人荣誉奖－－－－韬奋出版奖）亲自执笔，撰写《壮哉！气壮山河兮！》一文，对抗日将士奋勇杀敌的情形作了极其生动而详尽的描述，并在该文的最后，充满热情地号召“全中华的有志青年，快去东北加入救国的战斗！还我三千里河山！”
傅斯年，这位在五四运动时期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贬斥为充满垃圾的学生领袖，在当年五月二十二日刚刚创刊的小册子《独立评论》上，发表评论《中国不会亡－－－－从来自吉林的捷报说起》，旁征博引，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会灭亡的民族，颂扬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凝聚力和历史上民族平等的美德，并且证明“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义正词严地痛斥了亡国论调，对破坏统一与背叛国家的民族败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作为国内报业的佼佼者，天津《大公报》以号外的形式，第一个报导了关于这场胜利的简要通讯，并以“吉东大捷”为之命名。随后，该报著名记者范长江(历史上因首次批露红军长征的情况而闻名于世)，亲入吉林游历战场，并根据亲目所见、亲耳所闻，于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的整整一周之内，连续发表长篇纪实报导《吉东大捷－－－－一寸山河一寸血》，从日本关东军实施三省大讨伐讲起，对整个战斗进程作了全面而详细的解说，字里行间，充斥着极其浓烈的民族自豪感。
此文一出，便深深吸引了广大民众的关注，在沸腾了的爱国热情的激发下，往往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刚一上市，便被民众抢购一空，印刷厂一再连夜加印，依然供不应求，甚至出现了大批卖报人在印刷厂门口漏夜立等报纸出厂的奇特景观，一夜之间，京津地区竟然是洛阳纸贵、一报难求。
有时文慨然评述，称其时之天津爱国民众，只要是识得几个字的，几乎是人手一份《大公报》，不分时间地点，读之如饥似渴；不识字者，则纷聚于先生之旁，听之高声诵读，其声抑扬顿挫、声情并茂，闻者无不欢呼雀跃，实为生平仅见之动人场景；至于茶馆酒楼便更不消说了，每日间俱是济济一堂，听者如潮；甚至连那青楼女伶，也与时俱进，将此番大胜编制成曲、弹唱低吟的，亦是不乏其人。
由于范大记者的该长篇报导客观生动、内容翔实，堪称此类文章之翘楚，所以国内诸多报刊纷纷转载，胜利的消息就像长上了翅膀，不但传遍了大江南北，也传到了欧美诸国。
英国《泰晤士报》、美国《时代周刊》等世界知名报刊均在显要位置，用相当长的篇幅，对这场战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不过，国外舆论对这次胜利的影响多持谨慎态度，认为其不足以改变中日两国的现有态势，中国贫弱的国力仍然难以与日本相抗衡。
除了报纸刊物，国内外各主要党派、通讯社均对吉东一战进行了报道。**中央在得知消息的当日，便向全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通电，盛赞“吉东大捷，全国振奋！在东北行将沦陷之际、民族危亡之时，我英勇爱国将士与民众，决然奋起抗争，与暴日激战旬日，血流成河，以绝大之牺牲，挽狂澜于既倒，使日寇侵吞我东三省之野心遭到重创”，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发动国民党反动派！”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这时候正在准备集结重兵，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乍闻胜利的喜讯，不免处境有些尴尬，足足拖了两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才发表一则简短的通电：“吉东一战，振奋人心，令日本再不敢小觑我国抵抗之决心”，然后又话锋一转，大谈国联调解的必要性，强调中国势贫力弱，和平解决两国冲突方为上上之策，云云，仍欲奉行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图跃然纸上。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表示祝贺的外国政要，其他欧美国家政府及党派大多用词谨慎－－－－－既然没有和日本人撕破脸，自然没必要这时候跟日本人过不去，在日本人的伤口上撒盐。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