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新兴的势力冯玉祥集团在政变后曾联名电请孙中山北上,电云:
“中山先生大鉴: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勘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希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续桐溪、刘守中、蒯定煜、凌毅、李石曾、李含芳、岳维峻、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邓宝珊……叩。”
10月27日,孙中山在韶关电复冯玉祥等,答应北上,另一相同之电致段祺瑞,电云:
“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10月30日孙中山返抵广州,在大元帅府召集会议,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亲自北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特发出秘密通告第八十六号,对同志指示:
“为通告事:此次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诸将联合共倒曹、吴,于扫除革命障碍,关系非细。胡、孙为党员,冯部亦多党员在内。总理此次北上,乃应北方同志之要求,期于北方党务之进行,有所发展,并非轻与各派讲求妥协。盖关于建国北伐之举,政府既有命令及宣言,并建国大纲廿条之颁布,本党复有北伐目的之宣布,方针已定,决不游移,惟当悉力以求贯彻。但目前本党势力,尚未充足,掌握政权,贯彻党纲,尚须有待。凡我同志,当及时努力于宣传组织,以期团体日固,势力日充,万不可以时局小变,致摇素志,尤当随时留心总理之言论行动,得所师承,并随时遵依党令,为主义而奋斗,毋蹈纷歧零乱之习,是为至要。”
1924年11月4日,孙中山命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令谭延?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并电张作霖告以即日北上。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如下:
“……故辛亥之后,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续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吾人于此,更可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预备会议以左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
11月13日10时20分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黄昌谷、朱和中、马超俊等20余人乘永丰舰起程,汪兆铭则先一天赴港,在港等候。胡汉民、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等乘江固舰送至黄埔,由于珠江水浅阻碍航行,下午3时始抵黄埔,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率全体官兵登永丰舰迎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军校师生告别,这时黄埔一二期学生正在对岸的鱼珠炮台一带实施战术演习,并作筑城工作,蒋中正陪孙中山前往校阅,刘立志站在工事里远望着即将北上的孙中山先生,不由自主的流下两行泪水。
孙中山在黄埔和军校师生会晤,对于黄埔军校的卓越成就赞勉备至,不知这时是有预感,还是下意识,在离别前竟黯然对校长蒋中正说:“我这次去北京,明知很危险,祸福难以逆料,将来能不能回来,实在不敢预测,不过北上是为了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虽有危险亦何所惧?何况我已五十九岁,死也可以瞑目了。”蒋中正听了孙中山这番话,非常惊讶,因为孙中山平常最乐观,如今却作此语,深为不解,乃问:“先生为何今天这样说?”孙中山答:“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时,倘在二三年前,我就不能死,现在有了这么多好学生,可以完成革命工作,我死亦无憾了。”说着不胜凄恻。随后由蒋中正在校中为孙中山饯行,下午5时50分孙中山即再登舰向香港航行。
14日晨2时孙中山所乘永丰舰抵香港,晨6时转登日本邮船春阳丸,12时启碇去上海,到春阳丸送行的有300余人,爆竹喧天。16日午夜抵达吴淞口三来水停泊,17日晨9时25分乘褒尔登号小火轮在法租界公司码头上岸,有于右任、石青阳、戴传贤、杨庶堪、居正、宋子文、蒋作宾、叶楚伧和段祺瑞代表光云锦,齐燮元代表凌铁庵等20余人搭小火轮到吴淞口迎接,上海各界和市民则有一万多人在码头欢迎。孙中山登岸后就坐汽车到莫利爱路29号寓邸休息,并在草坪上由新大陆影片公司摄制新闻影片。
19日下午3时,孙中山在寓邸举行茶话会,招待上海新闻记者陈布雷、潘更生、戈公振等和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知识真治等30人。由汪兆铭、邵元冲、叶楚伧、戴传贤担任招待。孙演说一个半钟头,宣布时局主张,说明北上的目的,和对中国前途的展望,大意云:
中国当今祸乱的根本,乃在军阀与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这次北上,有二个目的:一为召集国民会议,这是为了对付军阀;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者。唯有打倒这两个祸害,中国才能和平统一,才能长治久安。我为了这两个目的而奋斗,处境固然非常危险,但我决不畏惧。希望全国人民能够彻底了解。各位是新闻记者,也就是国民发言的领袖,盼望各位领导舆论,以为赞助,并且负起指导和唤醒民众的责任。
这时,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交通,由于军事影响,极为困难,津浦铁路久已不通,由上海往天津的轮船,搭客拥挤,两个星期内的头等船位全部预定完毕,孙中山为了要赶赴北京,乃决定由日本绕道转赴天津,只偕宋庆龄、戴传贤、黄昌谷,其他随员则分别乘船以天津为会集地。11月22日,孙中山偕随员搭日轮上海丸赴日本,离沪前日本记者采访,孙中山对日本记者说:
“中日两国就当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近年来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颇多怀疑,此后日本上下,应切实表明对华亲善政策。……
余纯然以国民资格赴天津之善后会议。”
23日抵长崎,在船上接见记者和政界人士暨中国学生,24日下午抵神户,欢迎人士达5000人,登岸下榻神户东方饭店,各界慕名造访的络绎不绝,前后演讲十余次。30日离神户,登北岭丸前往天津。
12月4日,孙中山乘日轮北岭丸抵大沽口,天气很冷。孙中山随员自上海分途北上,有汪兆铭等已先抵津,此刻乘小火轮在大沽口迎候,并登北岭丸向孙中山报告北方政情。午12时船抵天津码头,在码头欢迎的约计2万余人,段祺瑞和国民军一、二、三军代表及各团体代表,均登船恭迎。上岸后乘马车至日租界张园行馆下榻,这个张园是天津一所有名的住宅,他的主人是清末的武昌提督军门张彪。
这天下午张作霖派代表到张园向孙中山致候,3时,孙中山即驱军往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两人倾谈了一个多钟头。事后张作霖曾对汪兆铭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很难说话的人,今天见了面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可惜北京的各国公使都反对他,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原故,你可不可以请孙先生放弃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一定可以叫各国公使和孙先生要好的。”
张作霖本是个老粗,并不通洋务,由于东三省的特殊地位,因此也懂得运用国际关系,可是他在外交方面批评孙中山却错了,孙中山对国际环境和外交,当然比北洋军阀懂得太多,张作霖说外国公使不喜欢孙中山也是事实,只因孙中山北上前即一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话对于所有的外国人都不中听。因此孙中山的北上,在当时的外交团中,就表示不愉快的态度。段祺瑞、张作霖等这时正盼望外交团承认北京的临时执政府,外交团则要执政府先公开表示尊重过去一切条约。这些条约就是孙中山所反对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一情势下外交团当然对孙中山是不友好了。
孙中山生长南方,对于北方严寒天气颇不习惯,到天津时,由于在船上脱帽站立太久,到张园后,又在门外照相,一再脱帽,加上长途旅行,长年辛劳,因此在拜访张作霖后回到张园,即发冷发热,感冒大作,肝亦觉痛,来势甚猛。因此当晚各界在张园举行的欢迎会就临时取消,同时延请德国医生石密德诊治,当时医生对于今天大家所注意的癌症尚不留心,所以只专对感冒医治,没有检查肝部的毛病,孙中山服药后,经数日调养,热度渐退,医生嘱咐勿劳动多休息,而孙中山颇觉肝部作痛不止。6日起,病况有进步,孙中山就打算强作精神赴各地演讲,经医生劝阻才作罢。那几天来见孙中山的人士均由孙科、汪兆铭、戴传贤分别代见。至8日,孙中山乃抱病见客。
北方报纸对这位手创民国的伟人,倍极称赞,且寄予莫大的企望。
孙中山在天津,对于政治情势的发展密切重视,由于他坚决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使得列强对他颇不满意。他到天津时,法国领事竟不许他通过租界,也反对他在法租界居住。过去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期间力争关余,所以列强早怀不满,现在他来北方路上一再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当然更加嫉视。北方执政府急切希望能获得国际间的承认,而外交团则要挟北京新政府要尊重一切条约,不能任意变更。段祺瑞向现实低了头,愿意尊重列强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列强承认中国的新政府。
孙、段、张三角同盟现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尤其是孙、段之间,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的政府承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段祺瑞则宣布在执政府成立后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两位巨头的政见距离越来越远。
12月18日,段祺瑞特派许世英和叶恭绰到天津来欢迎孙中山赴京,并探望孙中山的病况,两人见到孙中山先代达段氏的问候,就在病榻前报告北京的政情,孙中山询及有关外交方面,叶恭绰说:“段执政已正式向外交团承诺,临时执政府外崇国信。”孙中山听了非常不快,乃问:“外崇国信,信守什么?我们和外国之间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外交团要求尊重这些条约,听说执政府已照会答允,有无其事?”叶、许两人答称确有其事,不过照会还没有送出。孙勃然大怒,厉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简直太不对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尊重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不平等条约,为何你们又要来欢迎我呢?”叶恭绰和许世英挨了孙这么一顿大骂,为之哑口无言,不知所对,于是很狼狈地退出。在病中的孙中山,经此一怒后,肝病大发,肿痛不已,脉搏增加到120以上,石密德医生也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时候,善后会议条例公布,这是段祺瑞决心和孙中山不合作的明证,孙北上的救国抱负因之落空,加上又在病中,真是进退两难。由于孙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国民党同志认为与其住在天津,既不适宜养病,又于国事无补,倒不如到北京疗养为宜,因此娓婉地向孙报告,孙欣然应允,于是积极部署移京安排,决定以北京饭店为行辕,准备专车一辆,于12月31日由天津赴北京。当天下午4时车抵北京前门车站。
孙中山抵北京前门车站时,北京市民集聚往迎的,约有30万人,车站前人山人海,争睹民国伟人。孙中山虽抱重病,可是面对这个动人的场面,精神为之一爽,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各大专学校校长、各团体代表、各机关首长都在车站欢迎,为了顾及孙病体,乃由欢迎人群推举总代表一人登车欢迎。
孙中山下专车后就乘汽车出站,直赴北京饭店,各报记者再麇集北京饭店,孙由汪兆铭代表,与各记者见面,分发书面谈话一份,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洲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的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文。”
以上引用史料,没有做改动,怀着对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无比崇敬之情,一字一句码出来时,让人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感触!!!国父的伟大!!!无法用言语形容!!!!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