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刘邦战胜项羽是“统一战胜分裂”吗？
关于刘、项成败的主要原因，流行的看法是“项羽企图恢复秦以前诸侯割据的局面，那是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的”。十所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科书认为“刘胜项败是统一战胜分裂，这是历史的必然”。最近还有人概括说“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都认为，项羽走着的是一条违反历史发展的封建割据的道路”，“而刘邦走的却是一条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封建统一的道路”。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实际。
先，刘邦与项羽都搞过分封，他们之间不存在什么统一与分裂的斗争。
诚然，灭秦后项羽搞过分封，他自称“西楚霸王”，分封刘邦等十八人为王。但刘邦也同样搞过分封。史书记载，刘邦曾经封了一百四十三人为侯。在“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的情况下，大侯食一万户，“小者食五六百户”。在“楚汉战争”中，他曾封韩信、彭越、英布等为王；当了皇帝以后，虽然先后铲除了韩、彭、英等异姓侯王，但是“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为诸侯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吴芮）异姓”，并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结果带来西汉初年地方割据势力日益扩大，终于酿成“七国之乱”。
其次，分封并不完全等于分裂，项羽搞分封不是“企图恢复秦以前诸侯割据的局面”。
众所周知，分封制盛行于西周。周天子分封诸侯，“以藩屏周”，那时西周还是一个集权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以后平王东迁，王室衰微，诸侯蜂起，才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战国七雄并立，则是诸侯割据的典型。而项羽搞分封并不是要恢复到战国分裂的局面。明显的佐证是：其一，秦始皇出巡至会稽，项羽目睹后即说：“彼可取而代也。”这与刘邦观看秦始皇时感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不仅都表现出对君主专制政体的羡慕，而且项羽在起义前就明白地表示要取而代之，以当秦始皇式的皇帝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其二，项羽说：“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认为从起义开始，暂时立各诸侯的后裔为侯王，是联合各种力量以灭秦的手段，并非政治目的。其三，灭秦后，他“欲自王，先王诸将相”，是履行以楚怀王心为首的各路起义军的成约，“恶负约，恐诸侯叛之”，这个决定一经宣布，诸将都说：“善”。可见项羽立诸将为侯王，确实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其四，项羽的分封是用“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王恶地”的办法，以打击旧贵族的割据势力，并且所封诸侯王都要服从他的管辖，不准他们擅自独立。项羽分封以后，原齐国贵族田荣因没有得到封王，便起兵反抗，自立为齐王。项羽遂立即率军北击田荣，正是为了维护这种“诸侯称王，西楚独霸”的政治局面。所以韩信说项羽是“霸天下而臣诸侯”。司马迁在《项羽本纪》的论赞中，也肯定“政由羽出，号为‘霸王’。”“政由羽出”，说明项羽是掌握政权的最高统治者。项羽搞的分封，实际上是中央集权的一种形式，与战国的分裂不可同日而语。
复次，必须历史地考察分封制、郡县制的实行。分封制、郡县制的实行，有一个历史过程；人们对二者优劣的认识，也有一个历史过程。“郡县之法，已在秦先”，但自秦统一以后，“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这是清初人的认识，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是那样。但要说秦汉之际人们已普遍要求实行郡县制、反对分封制，则缺乏史实根据。相反，要求实行分封的史实却不难列举。韩信在汉中向刘邦献策说“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他指责项羽“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战胜项羽之后，群臣异口同声地称赞刘邦“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可见刘、项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实行分封制，而在于如何利用分封王侯以诱使诸将效力。对此，项羽不如刘邦高明。
司马迁评论说：刘邦“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及后分裂，固其理也”。这段评论说明：（一）刘邦大封同姓，是“激秦之无尺土封”的教训，可见他不仅没有认识到分封的危害，而且认为分封是巩固汉政权所必需的。（二）刘邦大封同姓，又是用此“填万民之心”，可见认为实行分封，才能国祚长久、社会安定，这是当时人的普遍认识。这并不奇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周代实行分封制约八百年（约前11世纪——前256年），秦朝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才十几年（前221——前207年），因而秦汉之际的人们把秦之国祚短促同没有实行分封制联系起来认识，是很自然的。刘邦是这样，项羽亦如此。（三）刘邦分封的结果造成王朝的分裂，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其后，文、景、武三代皇帝愈来愈感到诸侯王对中央皇权的危害，才逐步采取“削藩”措施，“武帝夺之而六宇始安”。
以上三点充分说明，刘邦战胜项羽不是“统一战胜分裂”；实行分封制不是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能成为评价刘、项是非功过的主要依据。
二、刘邦胜利、项羽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问题，《史记》有翔实、清楚的记载。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条：
第一，刘邦多谋善断，长于权术；项羽自恃勇武，不讲策略。
刘邦将入关，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进行贿赂，因此袭取武关。又令诸将“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一开始就注意争取民众。接着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结果“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又让不受，秦人更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他到河南陕县，“抚关外父老”，以取得民心。
刘邦与项羽斗争，主要是“斗智”，即运用张良、陈平等人的计策和阴谋。如“鸿门宴”上卑辞厚礼以骄项羽，借上厕所为名逃回霸上；入汉中遂烧绝栈道，表示没有东向出击之意，以麻痹项羽；趁项羽北击田荣之机，暗渡陈仑，袭占关中；荥阳被围时，用陈平计，出黄金四万斤以离间楚君臣，使项羽疑范增，失去谋主；以封王利诱韩信、彭越、英布共击项羽，形成对楚军的包围，取得垓下决战的胜利。
项羽有勇无谋，不讲究策略。击杀楚怀王，使诸侯离心；“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灭”，使“秦人大失望”。当然，不能把这些都归结为项羽残暴。对于刘邦、项羽先后入关所采取的策略不同，有人评论说，当时刘邦已五十岁，是位思虑成熟的政治家；而项羽年仅二十六岁，是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缺乏政治经验。“项羽楚人，既失其祖，又失其季父，怨秦入骨”。因此屠咸阳，烧秦宫，“谓之无深谋远虑可也，谓之残虐非道者，未解重瞳子心事”。这话是有道理的。
项羽自恃勇武，膂力过人，只知“斗力”，不会用计。作为驰骋战场的一员猛将，他确实是英勇无敌的；但作为指挥一方的主要领袖，却不是刘邦的对手。特别是骄傲轻敌，孤军奋战，最终使他一败涂地。
第二，刘邦善于用人，能够纳谏；项羽用人唯亲，自恃拒谏。
刘邦用人不论出身高下，主张量才录用。他采纳肖何的推荐，拜韩信为大将军。刘邦手下的谋士将领，大多数出身下层，肖何、曹参原是沛县县吏，陈平出身农民，周勃是编苇席的工匠，樊哙是卖狗肉的屠户，夏侯婴是个马夫，灌婴是个布贩。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汉初的丞相或大将。
刘邦能够纳谏，对张良、肖何、韩信、陈平等人，言听计从。可以说刘邦的胜利，是刘邦集团的集体智慧的胜利。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肖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这个总结是符合实际的。
项羽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因此根本不懂得用人。陈平说：“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韩信、陈平都离开他投奔刘邦。而他所信任的叔父项伯，实际上却是刘邦在楚营中的奸细。高起、王陵说：“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结果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当然，我们强调政策、策略的是否正确以及能否用人，是刘、项成败的关健，并不等于否定历史的必然性。当“秦为无道，天下苦之”，因而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起义反秦，“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是历史的必然；当子婴投降，秦朝覆亡，进而项羽、刘邦二强决一雌雄，确定由谁来“平暴乱，立诸侯”，重建封建王朝，以达到“偃兵息民，天下大安”，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刘、项决胜负，利钝在人谋。这就要看谁的政策、策略正确，从而能赢得地主阶级的支持、广大民众的倾心。“楚汉战争”经过五年之久的苦斗，仅在河南荥阳、成皋之间就“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刘邦同项羽“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能夺得最终胜利，原因就在于其政策和策略的正确。这说明，人的愿望和谋略固然不能随意创造历史，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愿望和谋略，却往往能起重大的作用。就是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三、重评刘邦、项羽的是非功过
要正确评价刘邦、项羽的是非功过，首先必须忠于史实，依据《史记》所提供的史料，而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不能囿于刘项斗争是“统一与分裂”斗争的成见。司马迁所叙述的项羽、刘邦的起兵反秦和“楚汉战争”史，堪称信史；他所记载、描绘的刘项事迹及其形象，近乎实录。他既没有因为刘邦是位胜利者，就扬善隐过，掩盖其过失和缺陷；也役有因为项羽是位失败者，就彰恶隐善，抹煞其长处和战绩。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司马迁还不可能从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的高度上，给刘邦、项羽以完全科学的历史地位。今天我们在忠于史实的前提下，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着重考察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又不忽视他们品格的优劣。刘邦、项羽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反映了广大农民推翻秦朝暴政的要求，并为之进行了战斗，因此都是农民起义的领袖；灭秦之后，他们又都变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建立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政权”。楚汉之争是重建封建王朝之争，在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谋略、计策。只要这种谋略、计策客观上对社会进步有利，也就不能一概否定。但是，如果认为只要能战胜对方，就可以不择手段；只要能重建和巩固封建王朝，就可以不考虑品格优劣，亦未必妥当。对于刘邦、项羽的功过、瑜瑕，应该重新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
刘邦在秦末农民战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公元前207年二月，刘邦受起义军首领楚怀王的派遣，率军西进击秦。他利用项羽起义军已经摧毁秦军主力的有利时机，率军过高阳，克陈留，下宛城，入武关，迅速攻进关中。十月至霸上，秦王子婴投降，秦亡。可见刘邦在反秦斗争中是乘虚入关，虽抢先占了咸阳，对于推翻秦暴政有一定的贡献，但并不曾同秦军主力决战，因此较之项羽的武功是大为逊色的。
刘邦是西汉王朝的开创者。他能在大乱之后，接受秦亡的教训，实行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有利于汉初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于刘邦重新统一中国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功绩，当然应该肯定。但是，他在家时“好酒及色”，不事生产，被其父骂为“无赖”；“居山东时，贪于财产，好美姬”；率军占领咸阳时“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他猜疑部下，杀戮功臣，“淮阴诛夷，肖何系狱”，迫使张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以“明哲保身”；他满嘴秽语，“与人言，常大骂”，竟全当众“溺儒冠”。由此看来，刘邦又是一个品格低劣的胜利者。
项羽在反秦斗争中，无疑是一位叱咤风云、撼山动地的大英雄。前208年，他率领起义军主力在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同章邯、王离、苏角等指挥的秦军主力决战。他先派英布和蒲将军率二万人渡漳河，援救被王离等围困在巨鹿城内的起义军。随后项羽亲率全部起义军渡过漳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以这种“破釜沉舟”的英雄气概同秦军血战。起义军“无不以一当十”，奋勇杀敌，“呼声动地”，九战九捷，杀苏角，俘王离，迫使秦军主帅章邯撤军退到巨鹿之南。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成为秦末各支起义军的最高统帅。前207年，项羽又亲率大军破章邯军于汗水（今河北临漳县西）。章邯惧秦二世治罪，就在这年七月向项羽投降。历史证明，项羽是指挥起义军摧毁秦军主力的胜利者。他在推翻秦王朝的暴政，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农民战争中，功勋卓著，名垂青史！
项羽在同刘邦的角逐中失败了。虽然他至死不明白失败的原因，认为“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因而受到司马迁的责备：“岂不谬哉！”然而，司马迁是充分肯定项羽的功绩的，说项羽“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项羽在战场上英勇异常，“瞋目叱之”，敌将“目不敢视，手不敢发”；而平时却“见人恭敬慈爱”，“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始终是一位既勇猛又豪爽的英雄，直到他最后深感愧见家乡父老，不肯过江东。他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见义勇为、敢作敢当、来去磊落的品格，却使人永怀难忘。从这个意义上说，项羽又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失败者。他的悲剧就在于，因屡战屡胜而骄傲，自恃武勇，疑人拒谏，不讲策略，不懂用谋，“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最后脱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才落得败死乌江的下场。这正是项羽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教训。
作者：赵文润
载《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