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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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从宋真宗后期也就是宋朝逐步迈入盛世的时候,中央财政开始出现危机,入的没有出的多,来的没有去的快,国库实现了现代企业梦寐以求的“零库存”。为了填平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加重税收,使得百姓负担日益沉重。

    朝廷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军费,其次是官员俸禄、皇家费用。

    军费开支是绝对的大头,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宋军常年养着100多万军队,光军饷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遇到战争年月,那银钱更是花得象淌河水一般。

    宋太祖打天下时军队才18万,到了宋仁宗时军队已经达到118万。皇帝认为人多好办事,军事实力越是不济就越是扩招,搞得宋朝军队达到空前的规模。

    其实兵贵精不贵多,宋仁宗的118万军队的战斗力还不抵宋太祖的18万呢。百万大军里多是老弱病残,别说打仗,上公交车都有人主动让座。

    宋军是实行雇佣兵制,一旦入伍,终身服役,老得动不了了也由国家养着。

    军队也是解决灾民的一个去处,免得他们生活无着铤而走险,为寇为盗,扯旗造反。把灾民、盲流、乞丐、无家可归者纳入军队也消除了一个社会不安定因素。军队充当了如今收容所、救助站的功能。

    宋朝的罪犯也往军队送,和坐牢杀头一样是一种刑罚。在《水浒》里,及时雨宋江和豹子头林冲就被判过充军发配。

    ――这也可见当时军人的地位,罪犯不往监狱往军队送,把军人和囚犯划了等号。“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肯定是那时传下来的。皇帝重文轻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百姓更看不起军人,好人家的男儿打死也不往军队去。

    皇帝瞧不起军人,百姓瞧不起军人,军人缺乏荣誉感,他们在保民卫国的战争中甘心为瞧不起他们的人抛头颅、洒热血吗?难说。

    军队人数众多却战斗力低下,空耗粮饷不办事,出现严重的“冗兵”问题。

    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个“冗官”问题。

    宋太祖时宋朝有公务员4,5千人,到了宋仁宗时已经突破两万。政府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及其低下。

    八点上班九点到,一杯香茶一份报,饭后一个倒,醒后一个澡,三点刚过就往家跑。

    宋朝公务员的工资待遇却是历朝最高。唐朝王居易“月俸百千官二品”就已经很知足了,宋朝王安石的标准工资是300贯,一贯壹千文钱,也就是三百千。这还没算“衣赐”、“禄粟”,也就是服装补贴和伙食补贴,那也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数字。

    皇帝大力提高公务员工资,一方面算是高薪养廉,另一方面也是收买人心。宋朝公务员工资很高很高,工作很少很少,怎一个“愉”字了得,都赶上现在公务员了,谁还好意思谋反呢。

    公务员队伍臃肿,一方面是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也是政策导向问题。

    宋太祖为安稳政局保留了原后周全部官员;为防止有人大权独揽以致篡党夺权,宋太祖拆分权力,从而创造了许多新的机构和岗位;老的一批不退,占着茅坑不拉屎,只能再招一批新人;为了鼓励读书人,扩大科举录取名额,使读书人能够“学而优则仕”。

    人数又多而工资又高,这么一大笔钱从哪来?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来。

    中央财政的第三项支出是皇室费用。

    宋仁宗时期的皇室费用并不多,因为宋仁宗是一个难得的好皇帝。

    从古至今,汉人皇帝中用“仁宗”称呼的只有宋仁宗一个。

    宋仁宗仁慈、宽厚、节俭、纳谏……他在人品上几乎挑不出一点毛病,儒家的“仁”字被他诠释得淋漓尽致。

    宋仁宗生活俭朴,不尚奢华,宫中摆设常年不换,帷幔被褥都用普通布料,衣服都是洗过几水的。有人劝他,他说:“都是民脂民膏,浪费那些钱干什么?”

    有一天早上,他对近侍说:昨天睡得晚,感觉特别饿,特别想吃烧羊。

    近侍说:那您怎么不说呢?

    宋仁宗说:我听说宫内但凡要点东西,外面就会当作惯例。我如果要求吃一次的话,外面每天晚上都会宰羊烤肉,这得糟践多少东西。

    “岂不可忍一夕之馁(něi,饿),而启无穷之杀也”。

    还有一次,宋仁宗在御花园散步回来,让嫔妃快拿水给他喝。嫔妃问他为什么不在御花园里向侍从要。他说:那个侍从不知哪去了。我若开口要水,那个侍从肯定获罪,所以我就一直忍着。

    好人宋仁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控制得住皇室费用,控制不住冗官、冗兵的费用,冗官、冗兵造成的冗费致使中央财政赤字日益扩大。

    宋仁宗在位期间也作过一次尝试,试图改变财政拮据的状况。他任用范仲淹进行改革,但是没有成功。

    范仲淹认为造成财政危机的原因是冗兵、冗官、冗费,解决“三冗”的关键是精兵简政,换句话说就是砸“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

    这是对当前体制的一个大手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会端掉一大批人的饭碗,搬掉一大批人的交椅,降低另一批人的收入。虽然对国家长远利益有利,但对个人眼前利益来说,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于是,砸“三铁”引起公愤,朝内外群起而攻之。

    范仲淹虽然有即使前面是万丈深渊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勇气,但在背后支持他的宋仁宗在反对声浪中含糊起来,最后叫停了刚刚启动的改革。

    范仲淹被贬出京到地方任职,期间他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被后人作为为官的格言。

    宋仁宗在位42年,在位期间国泰民安。

    宋仁宗没有儿子,他把兄弟的儿子过继了一个过来在他死后接班,即后来的宋英宗。

    宋英宗体弱多病,在位没几年就死了,长子宋神宗继位。

    宋神宗上台头件事就是去盘点国库,看看老爹给自己留下了多少家底。当他得知“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时,顿时泄气。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为他“变法”“理财”。理财是目的,变法是手段。王安石说他有不增加百姓负担而达到生财的手段,宋神宗很是欣赏。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散文都很出色。不过王安石在政坛上的名气比文坛高,一提王安石马上想到的是“王安石变法”而不是他的诗文。

    王安石的法子说到底就是开源节流,一方面广开财源,一方面节省开支。

    开源方面有青苗、均输、免役、市易等法,节流方面有保甲、保马等法。

    比方说青苗法。政府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贷款给农民,使他们不至于饿急眼了不管不顾押房子卖地,而有钱人趁机放高利贷或者压价收购,从而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土地兼并、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国家把这买卖揽过来,一方面帮百姓度过难关,另一方面也给政府增加了利息的收入,一举两得。

    保甲法的内容是组织民兵代替正规军维护社会治安,裁减正规军中的老弱病残,留下精兵交给常任武将加强训练。

    王安石吸取范仲淹的教训没敢去动铁交椅,但是照样引起反对声一片。

    反对声音最大的是司马光。

    司马光在历史上以《资治通鉴》闻名于世。那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和司马迁的《史记》齐名。从战国一直写到宋朝,一共1362年。

    司马光在学术上贡献巨大,但是在官场是个十足的保守派。他反对改革,认为“祖宗之法”――从宋太祖、宋太宗那里流传下来的法度――已过百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改革纯属扰民生事。

    司马光坚持“两个凡是”:凡是宋太祖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宋太宗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王安石则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对抗,毫不退让,针尖对麦芒。

    司马光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坚决反对变法。他认为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侵官”就是独揽大权,“生事”就是没事找事,“征利”是指与民争利,“拒谏”就是不听其他人的意见。

    王安石回信给予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地驳斥。

    他的回信被称做《答司马谏议书》,这篇文章曾被编入现在的中学课本。

    不过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控也并非完全是凭空捏造。司马光反对改革不假,但是王安石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细节欠推敲,也给反对派留下攻击他的口实。

    比如说青苗法,政府放贷救急百姓,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有些地方干部为了完成上级摊派的贷款任务,强行贷款给农民,不管人家用着用不着,而对真正需要贷款的农民又担心人家还不上造成坏账,不肯贷给人家。这样一搞,显得政府唯利是图,形象大坏。

    贷款百姓觉得20%的贷款利率太黑了,放高利贷的认为政府垄断经营抢别人的买卖。穷人富人都不满意,都认为政府是在与民争利。

    改革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出点问题、付点学费、出现不同的声音都是在所难免的。只要改革带头人、设计师能够虚怀若谷,吸取经验教训,不断修正自己,改革必然会在实践中曲折前行。

    但是王安石是出了名的“拗相公”。他仗着皇帝撑腰底气十足,做事从不跟别人商量,也不听别人意见,一意孤行。对反对意见一概不加甄别地予以严厉驳斥,对反对者予以严厉打击。

    他骂司马光是司马牛(历史人物,胡说八道的代名词),骂欧阳修“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害朝廷”,把苏轼贬出京城……

    欧阳修和苏轼等人其实并不反对变法,在范仲淹变法时他们就是变法的有力支持者,他们只是对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看法,结果受到王安石严厉的打击。

    王安石这个人和汉朝晁错能有一比,在性格上和为人处世方面有一些缺陷,有好经没好嘴,结果把好经也念歪了。

    王安石骂来骂去,把人都骂到对方阵营了,自己这边只剩下一堆溜须拍马的,变法的推行越来越困难。后来连太后都站到司马光那一边,哭着求皇上别再用王安石了,王安石已经搅得天下大乱。

    宋神宗一看王安石成了搅屎棍了,只能把他被罢官出局。

    改革再次虎头蛇尾地结束了。

    1081年,西夏攻宋受挫,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丧失了大片土地。群臣怂恿宋神宗乘势拿下西夏。宋神宗早有一雪前耻的打算,下令出兵。

    太监领着20万大军攻入西夏腹地,到那就栽了。西夏掘开黄河水淹七军,前路军全军覆没。西夏再断宋军的粮道,后路军不战自溃。

    20万大军灰飞烟灭。消息传到京城,宋神宗面对朝臣放声大哭。

    不久,宋神宗郁郁而终,宋哲宗即位。

    宋哲宗继位时才10岁,他的祖母高太后出来垂帘听政,替他打理一切。

    高太后就是央求皇帝免掉王安石的那个太后。她一掌权马上撵走王安石那一派,宣布王安石变法全部作废。

    高太后死后,宋哲宗亲政。他掌权后第一件事是把王安石那一派招回来,把司马光那一派撵出去,宣布恢复变法。

    那时候两派领袖王安石、司马光已经死了,他俩人前后脚到另一个世界打嘴仗去了。

    高太后和宋哲宗斗气似的两次朝堂大换血,一会对变法全面否定,一会又对变法全面肯定,把下面的群臣都支使糊涂了,不敢乱说乱动。改革名存实亡,只是两派党争的工具而已。

    苏轼在宋神宗时被###(改革派)排挤出朝廷,在宋哲宗时被旧党(保守派)招回。但是他看到旧党全面废除新法忍不住提出反对意见,结果再次被旧党撵走,成了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苏轼第一次被贬,曾身陷“文字狱”差点掉了脑袋。###诬告苏轼借诗发泄对改革对朝廷的不满,把苏轼逮捕下狱。

    在这里面,大名鼎鼎的《梦溪笔谈》作者沈括是诬陷苏轼的反面人物之一。

    在监狱里,苏轼可受老罪了,经常是通宵审讯不让他合眼。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苏轼战战兢兢地度过每一天。

    他儿子去给他送饭。有一次儿子出去借钱,临时把送饭的事托付一个朋友。朋友仰慕苏轼的为人,特地做了一条非常好吃的熏鱼送过去。他不知道苏轼父子俩事先有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如果得到判死刑的消息才送鱼,――鱼是个暗号。

    苏轼一见到狱卒转交的熏鱼,脸“刷”就白了,以为必死无疑。他悲悲切切写了两首绝命诗,向儿子交代后事:儿啊,爹死后,你要把我埋在道坡上,将我的坟墓向东方,让我常听那洪湖的浪,常见家乡红太阳。

    弟弟苏辙看到绝命诗悲痛欲绝。他把诗转呈皇上,恳请以自己的家产官爵赎去其兄之罪。宋神宗深受感动,也欣赏苏轼的才华,下令将他从轻发落,放了。

    苏轼被发配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这才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绝唱。

    1100年,宋哲宗死了,因为他没留下一个儿子,所以他兄弟赵佶(jí)继了皇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