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名人杰，字静江，佛号饮光，别号卧禅。年轻时为驻法公使馆一等参赞，曾慷慨资助孙中山白银三万两，名列民国“四大元老”首席。曾任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主席、浙江省政府主席。
年少有豪情
1877年9月19日，张静江在浙江吴兴（今湖州）南浔镇呱呱落地。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很喜欢他这个聪颖过人的孙子，认为他的八字好，日后必成大器。但他命中有一缺憾，即“五行”缺水，说是注定要一生苦于奔波，所以给他增加“水分”，取名“增澄”。又为了减少他一生的奔波而起字“静江”。然而一切命中注定的事似乎是无法改变的，张静江一生中重大的几件事，恰恰都与水有关，越是“增澄”就越是风波不定。而且他的确是一生都在奔波，并且常常是奔波在互为矛盾的事务中。
张静江祖籍安徽休宁（今徽州），曾祖张维岳于康熙末年定居南浔，以经营蚕丝业和盐业起家。1843年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张家在上海开设的“恒和丝行”经营“辑里丝”，直接出口对外贸易，1862年又专营盐务，遂成巨富。对于江南一带上了年纪的人或是文化人来张静江说，“南浔张家”，也就是张静江家族，实在是个很亲切的称呼，因为这个家族很美――不仅在于共计近万平方米的大宅美院，几乎无处不雕花，无处不是景；还在于那些从青石板、漏窗格和中西各式砖雕的门楼里层层弥漫出来的、整整飘逸了一个世纪的江南人文气息。以至于一位外国游客在参观了张家旧宅后留言说：“这是我们在中国江南见过的最美、最好、最大的民宅，这座大宅本身就是一部书。”
虽生于富豪之家，但张静江从小乐善好施，豪情侠义，在四乡八邻大有名声。15岁时，为了救火他从屋上跌下，伤了坐骨神经，因而成了跛足，故称跷脚二先生。他擅长经济，精于理财，家里非常富有。18岁那年，有一次乘船去上海，不巧遇到险情，同船数十人落水。张静江得船主之助，脱离危险，立刻朝岸上大呼：“谁能救出一个人，我赏他一百两银！”四乡八邻都知张家的财气，更知二少爷一向说话算数，于是纷纷下水救人。救人者都获得了报答，对于船主，张静江更是仁至义尽，此后每年过年都要送上二百银元，直到他去法国为止。
商海露锋芒1901年，张家以白银十万两为张静江捐得江苏二品候补道衔。
1902年，他随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任一等参赞。可能是出身于商家的原因，他一到巴黎，见中国丝绸、茶叶走俏，就敏锐地发现了商机，动了下海经商的心思。居法一年后，他已大致了解了欧洲市场的基本状况，便决定弃官从商。那时国内华人自办海外贸易的风气尚未打开，就中法民间贸易来说，只有法国人到中国来办公司、开洋行，还从未有中国人到法国去开商行的，所以人们不敢贸然投资。最后，还是他父亲支持了他，给了他三十万银元，招股成立一个通运公司，开了中国人做法国人生意的先河。公司最初只是运销生丝和茶叶，后来发展到绸缎、地毯、漆器、竹器、牙器，以及名贵的古董、字画、玉器、瓷器和青铜器，于是生意大旺。加上那时法国的关税制度，对于一切古代文化艺术品，给予免税进口的优惠，中国文物在欧洲市场上很走俏，所以张静江财运大发。而后，他以巴黎为基地，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文物等从中国廉价收购，再销往美国。
由于得天时地利人和，张静江的公司不仅货源充足，而且每两个月可销出一批货，一年可周转六次，获利甚巨。公司在巴黎繁华的意大利大街上开设了一家开元茶店，其陈设之豪华、民俗风情之浓郁，在巴黎首屈一指，成为当时人们到巴黎旅游观光的必到之处，最后竟发展成巴黎知识界尤其是西方汉学家们的聚会场所，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级沙龙。
张静江经营头脑极为灵活，他甚至还趁法国牛奶涨价、供应紧张之际，开办了一家豆类加工场，供应价廉物美的豆浆，结果大受欢迎。张静江在巴黎旗开得胜，成为中国人大赚法国人钱的第一人。用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的话来说就是：“获利之巨，无法估计。”倾家助革命在张静江往返东西方之间为他的贸易和出版、印刷书刊奔波的时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机遇出现了――在茫茫大海中一艘普通的轮船上。
1906年3月，张静江乘上从法国东归的轮船，而孙中山在伦敦蒙难后绕道前往日本，也登上了这条船。由于张静江有清廷官员的身份，孙中山尽力回避他。不料张静江先生在甲板上拦住国父，说：“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攀谈之后双方有了了解，最后静江先生与孙中山先生约定，将来如果革命起事需要钱的话，可拍电报给他，并约定暗号，如拍“A”字即是一万元，如拍“B”字即二万元，“C”字三万元，以此类推即是。孙中山将他的地址记在了小本子上，并未很在意。后来孙到了东京计划再次在国内发动起义时，经费没有保障，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对胡汉民说：“我上次在船上碰到一个怪人，脚微跷，说要帮助革命，约定三个字，我怕此人是清廷?侦探。”胡汉民听了则说：“横竖不亏本，拍个电报试试何妨？”于是按张留下的地址拍第一个字的电报，不多时果真一万元汇到了。过了一些时候又拍出第二字、第三字，钱均如数收到。
孙中山先生称其为“奇人”，民国后又称其为“民国奇人”，以后又称其为“革命圣人”，并题“丹心侠骨”相赠。以后孙中山有急需求援，他总是如期按数汇到，所以孙中山视之为民国功臣。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南浔封“市”，这也是中国现代第一个市。1911年11月20日，南浔进行了市长选举，市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等科，另选议事会，由议员十余人组成。
鼎助蒋介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次年元旦，中华民国张静江故居。
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宣誓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欣悉此讯，张静江立刻从巴黎归国，回到上海公司处。这时，在沪军中任都督的湖州老乡陈英士（又名陈其美）与其邂逅。两人一见如故，情投意合。
在乡音乡语的交流中，二人的友谊愈来愈深，逐渐发展成为莫逆之交。一天，张静江在陈英士处宴晤中，陈的部下蒋介石进来请示，谈吐颇显才干，给张静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静江有意考验蒋，常将世事哲理、商场政坛之事与蒋面谈，遂对蒋介石颇有“伯乐相马”之类的好感，于是交谊渐深。
陈英士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介石到他在上海开设的恒泰交易所任职。蒋由此开始了由军旅生涯转向证券市场的过渡时期。但蒋在市场上屡战屡败，最后倾家荡产，只好厚颜启齿，向张静江借钱糊口。张静江并未因此轻视蒋氏，相反，他对蒋有求必应。直至今天，
南京市档案馆尚存蒋当年向张静江所打的借条，厚约一寸多。在由商转政的伊始，蒋介石几乎是靠向张静江的借贷而笼络上下左右，得以站稳脚跟的。
1918年“讨袁之役”失败后，张静江又往东京、巴黎等地筹款，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并成为蒋介石的入党监誓人。
1919年暑假里的一天，蒋介石来看望张静江。张的续弦朱逸民的同学陈洁如也在张家。蒋介石见到陈洁如后，一见钟情，几次三番找上门要与之交朋友。1921年9月，陈洁如的父亲去世时，蒋介石竟穿着孝服来凭吊。陈洁如那时只有十六岁，只想读书不想嫁人，况且对蒋介石毫不了解，她的母亲也不赞成这门婚事。后来张静江亲自来陈家说媒，处处讲蒋介石的好话。张静江还出示了一张姚氏亲笔签字的离异协议书。总之他是劝陈家母女放心，说蒋先生是个有远大前程的人，是个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作用的人。张静江的口舌总算没白费，
终于说成了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婚事。
1923年，孙中山由美国返回广州，就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不久，筹建黄埔军校，准备任命程潜为校长。张静江闻之，极力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称蒋有济世大志，为人忠挚，善于谋略，行事果断，简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因为张静江的多次美言，几经周折，蒋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
蒋介石深得张静江帮扶，他从张静江那里得到的不仅是钱，更重要的是政治舞台。他曾致信张静江说：“自遇恩公，中正犹如枯木逢春。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之仰泰山。”因此，不仅把张尊为大哥，更尊为政治上的引路人。
1924年1月，张静江在国民党“一大”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继续不遗余力地扶持“盟弟”蒋介石，为资浅势弱的蒋氏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和通向最高权座奠定了关键性的政治、军事基础。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参加西山会议，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26年5月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攫取广东革命政府权力后，张应邀由上海到广州，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26年7月又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但是，张蒋之间在如何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上，意见相左之处不少。张终于被蒋介石排挤出国民党中央，贬为浙江省主席。
惨淡搞建设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建设机构“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此时的张静江，已经被昔日所鼎力扶助的盟弟蒋介石所排挤，但曾经商海的他，敏锐地看到北伐战争胜利后经济建设的突出作用，故而在会上慷慨陈辞：“总理说过，革命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他为了争得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几次同蒋介石争得面红耳赤，不达目的不罢休，足见其投身实业决心之坚之切。
张静江上任伊始，即面临一番难以想象的困境。蒋介石的心思并没有在经济上，他主要考虑的是对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讨伐大业”，急于凑资聚款，筹集兵饷。因而，只许财政部划拨10万元作为建设委员会的“建设基金”，另以每月3万元应付日常开支。建设委员会的“钱袋子”如此窘瘪，张静江只好把自己在南京成贤街的私宅拿出来，做建委的办公室。
凭着在国民党高层的老资格老关系，以及在工商界“诺一不二”的信誉口碑，张静江四处奔走，八方借贷，周密算计，机巧运作，充分施展其“长袖善舞”、精擅腾挪的理财之术，硬是在人力财力极端匮乏且绝不向国外告债的情势下，与建设委员会的同仁们一道，奇迹般地兴建起一大批生气勃勃、令人惊叹的实业项目：改造电厂，接办煤矿，布设无线通信网络，修筑水利路桥工程，还兼涉了蚕丝、街政、卫生和农田改良诸端。其中，“四省三铁路”的建设，更是在现代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四省三铁路”，系指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浙、皖、苏、赣四省境内先后投入建设的杭江铁路、淮南铁路和江南铁路（芜湖至南京、宣城段）。最先进入施工的，是杭州至江山的杭江铁路。全程333公里，估算需投资千万元。此计划一经出台，社会反应炽烈。有人把张静江斥骂为“只知花钱，不知俭用”的“败家之子”，铁路部也借口杭江铁路未依部颁的“重轨标准”修建，拒绝审批计划。张静江则顶住各方压力，不为所动。
淮南铁路和江南铁路（芜湖至南京、宣城段），均开工于1931年前后，于1935年间竣工。淮南铁路主要为运输淮南煤矿的煤而建，从安徽腹地的田家庵，经合肥，直抵皖中的货物集散埠裕溪口，全长214.7公里。江南铁路是张静江构想的“华东华南铁路大网络”的一部分，他一度雄心万丈地欲把“长江以南的重要都会”，统统用铁路串联起来。由于计划过于庞大，付诸施工时，仅来得及修通了安徽省境内芜湖至宣城（今宣州）以及芜湖至江苏省省会南京这两段。
颇有意味的是，在建路的筹资方式上，淮南、江南二路与杭江铁路，适成“鼎足三制”而各具千秋，显示了张静江在兴办民族实业方面的惊人才能。杭江铁路所实施的乃是“浙省路靠浙人修，人人出力为筑路”的“省营”模式；淮南铁路因系建设委员会直接主持兴建的，当属“国营”性质；而江南铁路则掺进了民营股份性质。
三铁路修通后，无数原先积藏于江南僻地的物产，得以走出深山，源源不绝地输往沿海、内陆。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铁路之利，“莫不额手称善”。
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虽然执掌国家政权未久，但无论是其党政机构，或者社会细胞，已经到处滋生、蔓延着腐败气息，庸浮怠惰、假公济私的丑象比比皆是。而张静江这个身材精瘦的望六老者，却能够在自己的治下，特立独行地标树一种风尚，引领着同仁为国家为民族多少成就一番事业，确实是很难得的。难怪国民党中央常委陈果夫曾不无心酸地慨叹道：“张静江先生是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党里一位杰出的人才，他能为国家建设，能为国家增加资本，有会赚钱、又会用钱的本领，在全国、在全党，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中国会赚钱的不算少，而真正会用钱的却不多。本党同志当中，会替自己赚钱的大有人在，能为国家为党赚钱的就更少了。至于肯为国家为党用钱，又能够在短期内替国家赚钱的，则唯静江先生一人而已。”
但蒋介石对张的种种实业举措，显然不尽欣赏。蒋介石就联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齐向“目无中央、胡作非为、贻误军机”的张静江施加压全家福力，逼迫他“请辞”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随后，蒋又挥起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议案”大棒，指命“建设委员会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移交各部接管”，削弱建委的职权。1938年1月，蒋介石更以一纸“意见”，将建设委员会撤销。
客死在纽约
张静江奋斗了大半生，对蒋完全失望，就以“病体不支”为由，退出政坛。辞职后，张静江意态消沉，渐渐离开了政治舞台。他看到年轻的僚属和亲戚，总要劝其：“不要做官，没有做头！”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炮火连天，死伤遍地。张静江遂决心从此吃素念佛，以示对弱肉强食的侵略行径的仇视与厌恶。1936年8月，印光法师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聆听法师讲道。离别时，张静江突然大哭，自觉大彻大悟。
张静江虽皈依佛门，但凡心未断，仍然留意着南京政府的一举一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南京政坛顿时一片混乱。陈果夫于情急之中同CC系骨干商议，认为中央必须有重心，“其重心人物在此时以静江先生为最宜”。于是，陈果夫派人到上海，把张静江接到南京。很少过问政事的张静江，再次坐镇中枢，支撑蒋家王朝度过危局。在最关键时刻，张静江最后一次充当了蒋介石“帝师”的角色。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静江携家眷离开上海到了香港。1938年8月，张静江全家又离开香港前往欧洲，继而又到了美国，寓居纽约。此时，他的瘫痪症日益加重。张静江离港之际，抗战全面爆发已历一载。穷凶极恶的侵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猖獗横行，野蛮践踏，兽蹄所及，无所幸免。张静江当初呕心沥血主持兴建的许多实业项目，大半惨遭破坏或毁于战火。淮南铁路，被日军拆截了水家湖以东全部轨道而几近瘫痪；杭江铁路沿线，备受敌伪“清乡”、“扫荡”，设施摧残殆尽；江南铁路在修竣了芜湖至南京、宣城段后，因为敌焰燃眉，仓促弃工，资材废失无算，续建计划也成为泡影。
1942年12月，在张静江的纽约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国际社团同盟”大会，旨在向各国政府呼吁和平，美、法以及南美各国国际社团的代表都出席了会议。张静江被推为大会主席，由李石曾代为主持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主持了闭幕仪式。这是张静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有在国际上从事公众事业的荣耀。
张静江的病情不断恶化。1945年，他双目失明，仅以收听广播和吃斋念佛苦度残生。其间，抗战胜利给他带来短暂的欣慰。1948年，蒋介石就任总统，聘张静江为总统府资政。但此时的张静江已是风中残烛，生命岌岌可危。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病逝于纽约，他虽然晚年备受冷落，死后却极一时之哀荣。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都纷纷电唁，并给张的家人汇寄治丧费。16日，台湾当局明令褒扬。中央党部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为之题写“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1956年，在张静江80诞辰纪念会上，蒋介石又为其题词：“毁家纾难，以从事革命；踔厉无前，以致力建设。侠骨豪情，高风亮节，一代典型，邦人永式。”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