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色星期四”
1924－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短暂的经济繁荣。1929年，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随即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最久的世界经济大危机。
20世纪20年代，美国证券市场兴起投机狂潮，“谁想发财，就买股票”成为一句口头禅，人们像着了魔似地买股票，梦想着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疯狂的股票投机终于引发一场经济大灾难。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雪崩似地跌落，人们歇斯底里地甩卖股票，整个交易所大厅里回荡着绝望的叫喊声。这一天成为可怕的“黑色星期四”（kThursday），并触发了美国经济危机。然而，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29日，交易所股价再度狂跌。一天之内1600多万股票被抛售，50种主要股票的平均价格下跌了近40％。这一天，纽约股票市场崩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由此开始。
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40％，各国工业产量倒退到19世纪末的水平，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减少2＼3，
美、德、法、英共有29万家企业破产。资本主义世界失业工人达到3000多万，几百万小农破产，无业人口颠沛流离。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引起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政局动荡。经济危机也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引出一连串的关税战、倾销战和货币战。
二、罗斯福新政
经济危机冲击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D。Roosevelt，1882－1945）就任美国总统后，立即以“新政”（NewDeal）救治经济危机，并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他的“大胆实验”。
“新政”的主要内容有：整顿金融业，恢复银行信用，贬值美元，刺激出口；恢复工业，强化国家对工业生产的调节和控制，防止盲目竞争引起生产过剩；调整农业，，压缩农业产量，稳定农产品价格，维护农业生产；兴办公共工程，减少失业，扩大消费需求；进行社会救济稳定社会秩序。
《全国工业复兴法》（t）是整个新政的核心和基础。该法归帝国内了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水平和工作日时数，规定工人具有集体谈判的权利，规定了资本家必须接受的最高工作时树和应付工资额。
为保证《全国工业复兴法》的实施，政府以印第安人崇拜的神鸟蓝鹰为标记，发动了“人尽其职”的“蓝鹰运动”（BlueEagle），凡遵守该法的企业悬挂蓝鹰标志。几周后，有25万雇主与政府签署了法规，他们给自己的产品标上蓝鹰，以示守法。《时代周刊》在每期封面上也印上了蓝鹰。
“新政”是美国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次自我调节，开创了资产阶级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生活的先河，进一步提高了美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新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美国度过了危机。
三、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1。特点：
①范围特别广：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及各生产部门；
②时间特别长：从1929－1933年，前后共5个年头；
③破坏性特别大：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下降了1＼3以上，贸易总额缩减了2＼3。
2。影响：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它造成工业、农业、商业和金融部门的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下降了1＼3以上，贸易总额缩减了2＼3，三千多万工人失业，广大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激发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经济危机又引发政治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政局动荡，国家之间矛盾进一步计划，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
编辑本段四、《国家工业复兴法》作用
《国家工业复兴法》：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为消除经济危机给美国造成的重大破坏，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调整，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知道，以消除经济危机。新政的中心是对工业的调整。罗斯福颁布《国家工业复兴法》，规定各行业企业指定本行业的公平经营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以防止出现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从而加强了政府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控制和调节。
五、罗斯福新政的作用
新政取得了显著成效。美国经济缓慢地恢复过来，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资本主义制度得到调整、巩固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与管理得到加强；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利明显增强。新政在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新政并没有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因经济危机的根源还存在。
六、《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出现极不平衡的繁荣。美国靠对德国贷款和国内信贷消费繁荣，法国靠巨额赔款和贸易保护取得经济增长，英国经济则在国际竞争中衰落，经济停滞，脆弱而缺乏竞争力的日本在接二连三的危机中震荡，相反，德国虽然要对外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国内社会动荡，却依靠巨额外债更新了工业设备，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这种极不平衡的繁荣终于以一场大萧条告终。
从技术上看，一战以后的繁荣似乎有着很坚实的基础。汽车、化学、电气是这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导力量。美国的汽车产量从1919年的150多万辆增加三倍，达到平均每六人一辆汽车的水平，其产值占到全国总产值的8％。发电量增长一倍以上，各种电机及电器日益普及，电冰箱、洗衣机已成为日常用品。家电产值从1921年的1060万美元，增到1929年的4.16亿美元。化学工业变得非常庞大。炼油业发展迅速，汽车产量从1919年的0.86亿桶增加到1929年的4.39亿桶。汽车轮胎的需要推动了橡胶工业的发展。人造丝、化肥等新兴产业也迅速崛起。但是，造船业仍然缺乏国际竞争力，船舶市场主要为英国和德国所占领。制鞋及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失去国际竞争优势，产量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农业也长期萧条。一方面欧洲各国保护本国农业，建立保护关税，另一方面靠廉价劳动力的阿根廷、加拿大的粮食大量投入国际市场，使美国农产品出口不断下降，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1929年美国出口小麦价值仅为1919年的1／3，肉类仅为1／9（1919年小麦出口值为10亿美元，肉类出口值为7亿美元）。然而，农业萧条却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农场的现代化，依靠手工劳动的中小农场大量被兼并，农场主人数减少了50万，农场规模迅速扩大。1930年，全国600万个农场中300万小农场仅生产了11％的农作物。此外，煤炭工业受到石油工业的替代，铁路运输受到汽车运输的替代，都走上了下坡路。铁路运输业的就业人数从1920年的200万减少到170万。
但是，美国的繁荣不仅建立在新兴工业的蓬勃发展上，也建立竞争对手的牺牲和信贷增长上。从1924年到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额从20亿美元增为35亿美元。1926年，70％的汽车是通过赊销实现的。更重要的是，美国工业品价廉物美，国际竞争力强劲，工业品出口越来越多，进出口相抵年年顺差，数值由三、四亿美元至十亿美元不等，积累起强大的资本赢余。与此相应，则是英国经济的停滞和日本经济危机频仍，德国巨额外债。从1924年到1929年间，英国工业生产仅增长12％，与美国相差甚远。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均深陷困境。虽然汽车、电气和化学工业发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国。英国贸易额仍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间每年的贸易额都在90亿美元以上，但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则从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业品出口占世界份额从26％下降到22％，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达4亿英镑。贸易逆差越来越高，也使英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越来越强。1915年，英国已经以筹措战争经费为由，对进口汽车、钟表、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3％的从价税。这种关税直到1924年（战争结束后第7年）才被工党政府终止，但1925年保守党政府又重新开征，而且范围有所扩大。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虽然如此，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还勉强保持平衡。
法国的情况特别好。法国得到了德国81。51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又收复了煤钢产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取得了对萨尔产煤区15年的代管权，并夺取了德国在多哥、喀麦隆、叙利亚、黎巴嫩等殖民地的统治权，加上实行比较严格的贸易保护，使法国工业和农业在20年代迅速发展。与美、英两国相比，法国重工业的进展尤其令人瞩目。生铁产量从1919年的133万吨增长到1929年的1036万吨，钢产量从1919年的129万吨增长到1929年的972万吨。汽车、电力、化学等新兴工业发展更快，汽车产量从1920年的4万辆增长到1929年的25万辆。更有意义的是，由于法国一方面保护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却用低定价的法朗打开国外市场，法国出口猛增，至1923年时，已超过进口5倍之多，进出口总额则从1918年的270亿法郎增至1929年的1083亿法郎。巨额贸易顺差加上投资利润回流，黄金大量流入法国。1928年以后，法国拥有的黄金仅次于美国。法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1920年的5％提高到1930年时的8％。
意大利也不错。1925年的工业生产是1922年的157％。棉纺织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都进展迅速。但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法国，甚至落后于日本。1929年时，意大利的汽车年产量才达到5.4万辆。
德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直到1924年，由于付出巨额赔款，失去大量工业和运输设施，德国物价失去控制，财政经济一片混乱。1924年，英国出于维持欧洲大陆均势需要，美国出于利用德国工业能力获利需要，两国又都不希望德国步俄国后尘发生革命，故出台了一个“道威斯计划”，给予德国8亿金马克的贷款。在此计划的鼓励下，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德国，从1924年到1929年，外国投资总数高达320亿金马克，美国资本为主，英国资本其次。这一时期，由于得到的资本多，而付出的赔款少，德国工业设备得以普遍更新，生产技术水平跃居世界前列。不仅如此，得到外国资本的多为实力雄厚的德国各大垄断工业集团，这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工业的垄断程度。蒂森、克虏伯、西门子、曼奈斯曼、弗利克等的实力较前更为强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德国债台高筑，且需支付大量赔款。虽然工业生产能力得以迅速恢复，而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只要德国出于稳定政局需要，推迟偿还债务，推迟支付赔款，或者在德国的投资利润不能实现，则国际经济循环将立刻中断。
日本的情形与德国颇为相似。虽然日本是战胜国，但是日本工业能力很弱，完全经不住美欧各国工业的打击。一战刚结束时，英、法、德等国的经济尚未恢复，日本得到了美国工业的大量订单，丝织品和船舶大量出口美国，经济一度繁荣。但随后，欧美各国商品大量涌向日本及亚洲市场，日本货节节败退，导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1920年至1921年，日本工业总产量下降了19.9％，其中造船业88.2％，采矿业55.9％，机器制造业55.9％，生铁16.7％。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下降达55％－82％。出口下降40.3％，国际收支逆差达3.5亿日元，外汇储备从13亿日元减少到6亿日元。事实上，由于日本缺乏国际竞争力，从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贸易逆差达33亿日元。农业也未能幸免。3500个缫丝厂停工，200万蚕农陷入绝境。同时，国际廉价粮食大量输入日本，加上国内市场萧条，粮食价格一跌再跌。此后，米麦产量长期停滞。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的建筑绝大部分被毁，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之巨，使已经处于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震后，从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国举借巨额外债，数量高达9.1亿美元。靠借钱和战争中捞取的储备，日本政府向国内各大财团发放高达13亿日元的救济贷款，这样，日本经济才逐渐摆脱萧条，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但1927年日本又爆发金融危机。一些银行由于拥有大量未经整理的震灾票据而周转不灵，形成挤兑风潮。经济危机和萧条继之而来。政府共拨款12亿日元救助三井、三菱等大银行。还未等日本喘过气来，从美国爆发的更大危机又来到了。这一过程产生了两个意义深远的后果，其一是欠下巨额国际债务，成为引发大萧条的国际债务链的重要环节。其二是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日本工业高度垄断化。垄断财团控制的日本经济一方面强加技术更新，另一方面则是实行贸易保护。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它促成了勾消债务、实行军国主义的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壮大。从这个角度看，关东大地震对于日本的意义正如一战失败对于德国的意义，而德国和日本的巨额债务则又是美国繁荣所系。
极不平衡的繁荣孕育着极不平常的危机。在短短三年投资热潮后，从1927年起，德国工业危机已经开始形成。由于沉重的债务和赔款偿付，德国国内市场狭小，巨大的新增生产能力必须在高速出口增长中实现。然而，美、英、法等国既要德国的赔款，又拒绝进口德国的工业品，使德国的巨额投资利润无法实现。1929年3月，英国裴熹爵士在全国贸易会议发发出警告说：“我们正遭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威胁。由于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政府采取贸易限制政策，以致债务国无法还债，我们正面临着这种危机。我们现已无法阻止一次金融崩溃。那些贷款国家的钱收不回来。”
这场危机果然爆发了。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暴跌。从那时起至1932年，纽约股票价格跌掉六分之一以上，全美证券贬值总计840亿美元。纽约股市跌暴后，美国经济陷入危机。美国大量抽回对德国的投资，德国经济跟着全面崩溃。英国在德国也有大量投资，英国证券市场应声倒地，英国经济陷入危机。法国经济的独立性相对高一些，但也摆脱不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而且此前法国经济本身的也早已出现投资过热，到1930年，法国终于陷入危机。这样，一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拉开了序幕。
美国是债务繁荣的受益者，也是债务链断裂的最大受害者。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036亿美元降为1415亿美元（按1958年价格计算），降幅高达30％。工商企业倒闭86500多家，工业生产下降55.6％，进出口贸易锐减77.6％，企业利润从100亿美元下降至10亿美元。危机最严重时，美国主要工业企业基本停止运行。汽车工业开工率仅为5％，钢铁工业15％。农业也惨遭劫难，谷物价格下降三分之二，农业货币总收入由1929年的113亿美元减少为47.4亿美元。银行系统首当其冲，破产数高达10500家，占全部银行的49％。黄金外流，存款被挤兑，到1933年3月时整个银行系统陷入瘫痪。失业率（不含半失业者）高达25％。1933年以后，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尽管有“新政”等缓和危机的措施，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一直到第二次大战爆发以后的194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危机前的1929年。
德国是危机的主要发源地，也是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其中，主要工业产量下降幅度更大，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1931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失业率急剧上升，1932年高达43.8％，加上半失业者22.6％，则1932年德国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高达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奇高的失业率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应该承认，希特勒政权对外取消债务，对内实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确使德国的工业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经济迅速发展，失业率迅速下降，1938年时失业率低至1.3％。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也增长了43％。与德国相比，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则只是暂时缓解了萧条。直到一九四一年美国参战后，美国国民经济也转入战时计划经济轨道，美国才彻底摆脱了大萧条。虽然德、美两国的政权性质和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大不相同，但就摆脱市场激烈竞争产生的萧条而言，却有着内在的共同性：停止经济战争，统一调配资源，社会各阶层所得比例相对稳定。
危机对日本的打击也十分沉重。从1929年到1931年，日本出口下降76.5％，进口下降71.7％。大批银行和工商企业破产倒闭，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只有50％，工业总产值下降32.9％，其中煤下降36.7％，生铁30.5％，钢47.2％，船舶88.2％，棉纺织品下降30.7％。农业总产值也下降了40％，生丝价格猛跌，占农户总数40％的养蚕农户遭到致命打击。日本的对策也是自上而下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从1931年开始，政府通过以“重要产业统制法》为首的一系列经济统制法令，把工、农、金、贸各领域控制起来；又在各个部门中强行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把中小企业置于财阀的控制之下。然后对各垄断企业发出大批军事订货，从1931年到1936年，军事订货共达50亿日元之巨。在此期间，政府还投资10多亿元兴建、扩建和改组国营军事工业。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新老财阀。到1937年，八大老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浅野、川崎、古河）以及五大新财阀（日产、日氮、日曹、森、理研）拥有的资本达41.7亿日元，占全国公司总资本的27.2％。在接受军事订货的110家企业中，拥有实力的工厂几乎全是属于三井、三菱、住友、大仓、久原等少数财阀的。在经济垄断化的前提下，日本企业在国内市场保持垄断性高价，对外则实施低价倾销，以获得必要的外汇，购买战略资源和工业设备。从1931年到1934年，日本出口额由11.5亿日元增至21.8亿日元。其中棉纺织品的输出，在1933年超过英国而居世界第一，震动了欧美各国。
英国的危机相对缓和一些。原因有二，一是此前英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发展状态，剩余资本主要投放到国外；二是英国在危机后加强了贸易保护，使英国工业的相对市场份额有所扩大。从1929年的最高点到1932年的最低点，英国工业生产仅下降了32％，远低于美国。但主要工业部门也受严重冲击，钢产量下降46％，生铁产量下降53％，纺织品生产下降三分之二，煤产量下降五分之一。在1932年英国对农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前，英国农业受危机影响严重。对外贸易也大幅下降，出口值从1929年到1931年第3季度降低了30％，对外贸易的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与此同时，投资利润回流却从4.1亿英镑减至3亿英镑，英国第一次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危机促使英国最终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也促使英国放弃金本位制，英镑大幅度贬值。前者保护了英国的国内市场，后者增强了英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两者的合力使英国成为大萧条的相对受益者。
法国经济相对独立。它既没有对德国的大量债权，也没有与此相应的工业设备输出。二十年代的法国繁荣主要依靠德国赔款提供资本扩大生产，依靠低价法郎扩大出口。因此，当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时，法国还处在繁荣的顶峰。1930年中，在本国投资过热和国外市场萎缩的双重冲击下，法国”贝壳银行“破产，经济危机才波及法国。即使如此，法国的危机深度也低于美国。以1929年危机前的最高点与1932年危机时的最低点相比，工业生产下降了36.2％。其中，冶金工业下降47.4％，机器制造业下降42.6％，建筑工业下降55.6％。轻工业的危机似乎更严重。1932年法国轻工业比1928年下降64％。但是，由于法国应对危机的措施不力，法国的危机持续时间最长。在英镑、美元相继贬值，贸易壁垒高筑，日本、德国工业军事化，并对外实施倾销的前提下，法国却继续维持金本位制，法国工业继续相对分散，法国工业的出口竞争力大大下降。1937年法国出口几乎比1929年减少了四分之三，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法国所占的比重由1929年的6.4％下降到1937年的5.1％。与此同时，法国对外投资的收入却由于外国债务人的破产而减少，降幅达50％以上。由此，法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日益扩大，1932年时即达50亿法郎。在财政上，法国不但没有采取扩张政策，反而强调财政平衡，坚持通货紧缩。直到1936年9月29日，法国才被迫将法郎贬值29％。此后到1937年4月，法国出口增加了12％，工业生产增加了13％。但是，这一措施来得太晚，1937年－1938年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法郎的贬值。
总的来看，危机进一步加强贸易保护，调整了各国经济的相对地位。英、德、日等国应对危机的措施及时正确，其国际市场份额提高；美、法两国的应对措施则显得迟缓、乏力，国际市场份额大幅下降。美国的损失特别值得注意。美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从1929年的48.5％下降到1938年的32.2％，低于1913年时的36％。美国所拥有的巨额战债化为乌有，外国投资大量抽回，1938年，美国国外投资存量减少为115亿美元，比1929年减少三分之一。美国的国际贸易地位也急剧下降。1929年至1938年，美国的进口份额由12.2％降至8.1％，出口由15.6％降至13.4％。英国则依靠其广大的殖民地夺回了世界贸易总额的首席位置。英联邦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等）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德国也在其统治区及殖民地（欧洲大陆及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实施贸易封锁。在亚洲市场上，美国的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日本和德国。美国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才重新夺回失去的国际市场份额，并再度称雄世界的。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t），对美国的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商业银行吸纳存款和发放商业贷款。它们承担信用风险，并且通过对借款者的信用度进行仔细分析和多元化的贷款投资组合来减小这一信用风险。相比较来看，投资银行认购新发行的证券并且在二级市场（darymarket）上进行股票和债券的交易。［一级市场（primarymarket）是创造新金融工具的市场，二级市场是对已有金融工具进行交易的市场。］投资银行承担承销风险（underwritingrisk），这一风险发生在当一家银行或银团以固定的价格购入新发行证券，并承担把这一证券销售到资本市场的责任时。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出台之前，美国国会认为如果一个金融机构同时从事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业务，它将会面对一个利益上的冲突，因此这一法案提出后便得到了通过。
由于这一法案，著名的摩根银行被拆分为两个部分。商业银行业务部分演变为现在的摩根大通银行，投资银行业务部分则发展成现在的摩根士丹利。而美林则不断发展自身业务和国际市场，从美国国内的一个证券经纪和交易商，成为了一家羽翼丰满的全球性投资银行。
英国历史上也曾经运用过相似的分业经营法案，但后来被废除了。从二战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伦敦市场上的新发行证券业务主要是由所谓的商业银行（hantbanks）来完成的，这些银行是票据承兑商行协会（ittee）的成员。零售银行和公司银行业务被主要的清算银行或”金融中心“银行所控制，如巴克莱银行（lays）和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现在成为了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一部分）。在伦敦市场上，英国和欧洲股票以及英国政府债券的交易和经纪业务由一些小型的合伙性质公司控制，如詹姆士?卡佩尔（apel）、韦布?杜拉彻（her）和佳信公司（KleinwoltBenson）。当时保险公司和银行是分离开的，世界保险市场被伦敦劳合社（LloydsofLondon）所控制，现在所有的这些细分都已经被取消了。如今英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向公司、机构和零售客户提供种类繁多的银行和投资服务。
在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限制到20世纪末时已经被逐步取消。不论是在美国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商业银行都开始重新涉足投行业务。促成这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银行的非中介化（bankdisintermediation）。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里，越来越多的法人借款者选择用发行债券（可交易的债务证券）而非向商业银行或者银团贷款的方式来筹资，这一做法尤其被美国的一些拥有良好信用等级的优质借款者所采用。采用这一做法的部分动机在于削减支付给商业银行的中介费用（商业银行作为资本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纽带要收取一定费用）。这也从某种程度反映了商业银行自身信用质量的下降，优质借款者发现他们能够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以比向大多数商业银行贷款更低的利率来为自己筹资。银行非中介化（消除贷款银行的中介作用）在美国首先迅速地发展了起来，随后发展到了其他金融市场。到后来，甚至信用质最并不是很高的借贷者也发现他们能在公共债券市场上有效地筹集资金了。
《评论》
美国1920年代是一个繁荣的时代，由于繁荣，所以消费需求是旺盛的。正是由于这种消费需求的旺盛，刺激了投资，并且借着旺盛需求的东风，生产者的投资与产品促销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就出现了规模惊人的广告促销与分期付款赊销行为，这种使消费者”先花未来钱“的做法潜存着非常大的风险，一个是它刺激抬升了资本投资的规模，另外一个是消费者能否最终付清赊销款。如果不能付清款项，那么投资就不能获得合理补偿，巨大的投资规模就有可能导致经济陷于巨大的危机。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分期付款赊销的广告促销等手段进一步造成了旺盛的消费需求，而这种需求又必然刺激投资的迅速增长。而当这种消费需求最终衰弱下来时，这些被消费需求抬举进场的资本，就必然陷于危机的困境。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旺盛的消费行为，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资行为，也不就可能产生1929年的危机。
市场经济的每次危机，都是这样，由高度的消费旺盛而引起，没有这种消费旺盛，就没有资本投入，也就没有危机可言。
资本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但资本的这种目的及由此而引发的行为，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外在条件才能实现出来，这个外在条件，就是消费需求旺盛的拉动。因此，当社会经济以消费为目的而形成一个热潮时，资本则在这个热潮中实施着自己的目的－－－利润积累。在此，消费为社会整体的目的，而逐利则是资本方面的目的－－－这是局部目的。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