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开宗明义的说明
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之一，是要正确说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本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首先要向读者说明人民群众是创造太平天国历史的动力这一大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力是人民群众，太平天国的历史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和英雄们乃是在当时的历史的转折时期、在急剧转变社会冲突的时代、在革命战争当中从人民群众裹面成长起来和锻炼出来的杰出的代表人物。当然，我们必须肯定太平天国那些领导者和英雄人物在太平天国革命当中所起的个人作用，他们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组织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领导着人民群众把历史向前推进。但是，创造太平天国历史的动力，究竟还是人民。
太平天国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还有与农民血肉相连的佣工、手艺劳动者、水手、陆路运输夫、矿工以及走江湖的人们等等[一]。翻开一部太平天国历史，就可以看见到处都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
首先，金田起义，就是人民群众发动起来。那时候，洪秀全在广西桂平、武宣、贵县、平南、藤县、象州、陆川、博白和广东信宜这几个州县星罗棋布的农村裹面进行革命活动，一人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二]，日聚日多，於是拜上帝会群众与地主阶级壁垒分明，金田、白沙、花洲、陆川、博白等地的农民群众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都围聚起来向地主阶级展开斗争，就掀起金田起义。金田起义的群众，都是最贫苦的纯朴的农民，他们成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骨干。
在广西山区艰苦奋斗时期，都是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同心同力同向前」[一]，冲破封锁，进到桂林。
在向长沙进军途中，在广西全州蓑衣渡出不意遭到截击，水路都给敌人用木?钉塞，冲不过去，受了挫折，不得不放弃从湘水直下长沙的作战计划，改走陆路。但是，自入永州境，人民群众就风起云涌地加入，实力得到补充，并且扩大，一到道州，势遂复振[二]。於是遂得重整旗鼓，向长沙挺进。这是太平天国军事发展上有决定性的大事。关於这一次在湘南加入太平天国的人民群众，计道州、江华、永明有二万人，郴州有二、三万人，茶陵州也有几千人，合共为五万多人[三]。要知道这一个人数对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发展的重大，不可不先知道太平军在北出湖南前进攻桂林时的兵力。据清朝广西巡抚邹鸣鹤奏太平军围攻桂林时约共五、六千人。邹鸣鹤的数字，是根据太平天国公开宣布和他所派的侦探的报告得来[一]，大体是可信的。而在湘南加入的人民群众就有五万多人，可是这次湘南人民群众的加入，对当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的重大。由於这一次湘南扩军，给其后东下长江，席卷江南，以至北伐、西征，在军事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撤长沙围后，西到益阳，得几千船户加入，水路运输得到船户群众大力支援，遂顺流而下，出洞庭湖，到岳州，下湖北，使革命形势得到飞跃的发展[二]。当时清朝湖北巡抚常大淳亲去岳州督办防堵，他沉大船载巨石塞了洞庭湖口之后，回到武昌来，就「侈然自得，以为片帆不能飞渡矣」。据他估计，他经营塞湖口，「经月尚未竣工」，太平军要打通湖口，「亦非竟月不可」，等到太平军到洞庭湖口的时候，他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调兵作战。他却料想不到，太平军到洞庭湖口，几万人民群众一呼而起，大力帮助，「去沉船一日而通」，就唾手而克岳州，水陆长驱直下武昌[一]。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二]。这就是说，革命形势越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群众自觉地和积极地参加到这个事业中来。太平军北出湖南后正是这样。汪士铎以狂呔革命的口吻记太平军从广西北出后事说：「过岭则首招道州、桂阳、郴州之奸民，至长沙则湘东之奸民皆从之，至武昌则湖北之奸民皆从之」[三]。到大军下江南时，就发展到五十万的革命队伍[四]。於是以人民群众无敌的力量，由「盐船水手数万人」「为前驱」[一]，在癸好三年正月初七日，从武昌水陆东下，展开闪电般的扫荡，十六日克九江，二十二日克安庆，二月初二日，直捣南京，围攻十日，就把当时世界上第一座大名城一举而攻下，在这里建立与地主统治阶级的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的首都天京。计从金田起义到这时候，还不过两年三个月，就建立了如此丰功伟业，这正是毛泽东指出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众之中」[二]。
在北伐西征中，都是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的。其中如北方人民群众导引北伐军从洛河渡过天险的黄河，瓦解清军的防河战略，冒着生命的危险，偷过清军的封锁，到处踊跃供应粮食。南方人民群众献清朝官员犒师，到处截杀曾国藩求救的信使，使曾国藩坐困南昌，断绝消息等等，都是极可歌可舞的事迹。北伐西征就是倚靠人民群众这样的大力支持，才写下辉煌的史篇。
在天京事变的时候，韦昌辉夺取大权，向革命发动疯狂的进攻。当时天京处在反革命恐怖统治中，太平天国政权，已经到了颠覆的边沿。这是一场决定革命舆反革命谁死谁活的大决斗。人民群众就奋然起来，「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把韦昌辉诛杀[一]，保卫了革命政权，保卫了太平天国。
在石达开把太平天国的军队带跑，走上分裂路线之后，使太平天国陷到危殆的境地。据曾国藩的估计，在丁巳七年冬天，江南大营就有攻破天京的可能。到戊午八年六、七月间，太平天国的形势更加穷蹙，曾国藩满以为天京就可以攻下[二]。可笑反革命的算盘打错了。当时人民群众就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决定的作用。在江西方面，人民群众踊跃「蓄发助战」，「每战动盈数万人」[三]。在安徽方面，成十万人参军，增加了兵员，补充了实力[四]。
於是取得了浦口之役和三河之役两次大胜利，使危殆的局面得以扭转，从而稳定了后半期的战局，就是由於人民群众的力量所决定的。
辛酉十一年夏，进军武昌之役，南路军得到湖北兴国、大冶、鄂城、江夏、通山、通城、嘉鱼、蒲圻一带起义人民群众三十万加入军队[一]。这一支巨大的力量，就是后来进军浙江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新生力量。这一年侍王李世贤从安徽向浙江进军，平定浙东，也是由於馀姚佃农十八局和诸暨莲蓬党等人民群众组织四起响应，争先攻城摧敌所取得的[二]。
在反侵略方面，同样是由人民群众的力量所决定。首先要指出，太平天国反侵略是发扬光大鸦片战争人民群众的战斗精神的。到辛酉十一年十一月，英国侵略者乘太平天国在长江上游战事失败，安庆陷落的形势，幻想用利诱、威胁的手段向太平天国提出帮助打倒清朝平分中国的谈判。太平天国拒绝了它[三]。英国侵略者由於这件阴谋，见不得天日，他们在阴谋失败之后，就进行公开的挑衅，向太平天国提出四项强横的要求。太平天国逐项驳斥，向英国侵略者宣告说：「我全国官兵上自诸王，下至兵士，势必愤怒，不准此类协定继续施行」[一]。在照会发出后，立即展开伟大的反侵略战争，阻止了英国侵略者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凶狂企图，显示出中国人民无比强大的反侵略的力量。
当天京失陷，太平天国的中央政权被倾覆了，反革命大头子曾国藩正在叫嚣什么「荡平」「僭伪」，什么「蔚成中兴之业」[二]的时候，在淮河地区的「蒙、亳之众」[三]，奋然起来，群集在遵王赖文光的旗下，霹雳一声，就以雷霆万钧的威力，进行「战无不捷，披霜踏雪，以期复国於指日」[四]，使敌人军覆将死惊慑失措的英勇机智的战斗。
到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四月十一日，留在陕西保安县的英勇将士们在老岩窑壮烈牺牲后，太平天国的纪元告终了，但是，中国人民群众依然是坚持着伟大的革命斗争。他们在太平天国开辟出的革命前进的路上，把历史赛跑的熊熊火炬移到一个新的接力的起点。
不言而喻，人民群众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动力，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决定力量。所以那位为太平天国效劳的洋兄弟英国人呤?（A.F.LindIey）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中，「人民的风起云涌」所创造的宏伟力量，至惊叹为[确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而论「其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在现代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一]。
列位读者，请记取这一章开宗明义的说明，然后才请读本书。现在，先请看看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
二
金田起义的前夜
震惊一世的太平天国革命，於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二]。
金田起义的前夜，正是鸦片战争后十年。当时全国各地，到处孕育着革命的种子。英国的鸦片，腐蚀了清朝的统治，英国的大炮，也惊醒了中国广大人民。中国社会正在起着空前未有的大变化，不论南方与北方，城市与乡村，全部都动荡起来。起义的农民，已经在南中国的广西点起革命的火把，烽火烧遍了全广西。
要明了金田起义前夜的情况，必须知道当时的和历史的背景。
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正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向东方进行侵略，并到处激起反抗的时代。封建的中国，在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中，开始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漩涡里面。正当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刚刚侵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民掀起了惊天动地的太平天国大起义。
在太平天国革命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原来清初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和入关后的战争，社会经济在遭受严重破坏之后，到十七世纪末叶已经逐渐恢复起来。利用社会经济生活比较安定，地主阶级贪婪无厌地进行积累财富，於是出现了土地兼并的现象和商业与高利贷发达的现象。
早在清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有一个湖南郴州塾师曾静写给川陕总督岳钟琪的信里，就已经指出当时「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的现象[一]。清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内阁学士方苞约计当时地主与自耕农所占田亩的比率说：「约计州县田亩，百姓所自有者不过十之二、三，馀者绅衿商贾之产，所居在城，或在他州翼县，地亩山场，皆委之佃户」[二]。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奏称：「近日田之归於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三]。到嘉庆、道光间，土地兼并更激烈，以金田村为例，全村水田约七百五十亩，本村韦、谢两姓地主各占有约一百亩，外村地主又占去四百四十多亩，地主共占土地六百四十多亩，为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四]。地租一般是佃农收获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有的高到百分之八十[五]。地主阶级还从政治上给佃农以压逼。有一块清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年）江苏淮安府山阳县地主阶级通过清统治者批准以立法手续建立的镇压佃农的石碑，制定五条镇压佃农的规条：第一条，凡佃农因缴不起苛重的田租，被迫喝卤汁、吃毒物、上吊自缢而死，地主则诬害为「意存吞吸（没）」、「坑陷业户」，规定将佃农「照依架命图赖，从重治罪，仍行照例比租」。第二条，凡佃农因负债，其佃种的田被债主准折借款强夺去，或把收成强夺去，地主则诬害为「私将承种业户田亩盗卖、盗典」，或「擅将业户租稻归偿债欠」，把佃农治以「侵盗、侵吞之罪，仍押将租数完全，退田出庄」，剥夺了佃农的租种权。第三条，凡佃农遇到大荒年，在本乡活不下去，不得不全家离乡外出求食，地主则诬害为「拐去业户租籽，泥门脱逃」，「岩饬乡地保人根交」，把佃农追回，「照依拐骗，将稻作银，计赃科罪」。第四条，凡因地主指使佃农於旱年蓄水以灌己田，或大水年头放水淹及邻田等纠纷，引起地主与地主之间打官司的时候，地主则翻脸不认账，诬陷受佃农「播弄」，把佃农照依「唆讼」律例治罪。第五条，凡佃农交租，必须颗颗圆宝，不得有半粒泥土。否则地主就诬为「掺瘪拌土?交」；佃农有时交不起全租，逼得拿出仅有的物件来作抵，就诬为「全以破物?抵」；如果地主家是寡妇、幼子，地主更加诬为「更多藐玩」。一经呈控，官府就派出如虎如狼的差役前来勒迫佃农「退田」，「押逐出庄」，并且还要「照例枷杖示惩」。这五条规条，碑上声明，是据自清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由两序论江总督制定的江南徵租规条来定的[一]。可见并不是一时一地的，而是长期以来各地普遍的。地主压迫佃农的惨毒，叫人发指！
商业和高利贷者也在雍正、乾隆年间趋於发达，当时的江宁、苏州、扬州、杭州、武昌、广州都是有名的商业中心。乾隆时人钱维城指出当时「豪商大贾挟其金钱，买贱卖贵，子母相权，岁入或数万金」。又说「今富者或以数百万数十万计」[二]。清高宗弘历论山西富户也说：「百十万家赀者不一而足」[三]。这就使得地主阶级利用商业和高利贷更加紧剥削农民，使农村土地更加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里，大批农民失地流亡。
在地主阶级激烈的兼并和惨重的剥削下，地主阶级吸尽农民的血汗，拼命享乐。如北京米商祝氏，宛平商人查氏、盛氏，都甲第连云，画栋雕梁，至千馀间，园亭?丽，游十日未尽[四]。怀柔大地主郝氏，弘历曾驻跸其家。他招待弘历，「一日之餐，费至十馀万」[五]。当时南京供「富商大贾、荐绅达官」享乐的场所，园亭则「山楼水榭之胜甲於天下」，歌楼舞院则「乘华炫丽，十步相望」，笙歌「入云」，「夜以继昼」[一]。地主阶级过的是「席富厚，乐骄逸，诙调舞歌，穷圆林亭沼倡优巧匠」[二]的淫逸靡烂生活。而被兼并被剥削的农民，却过着丰年啼饥寒，凶岁填沟壑的悲惨生活！这样，在十八世纪中叶后，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就愈来愈尖锐。
清代到乾隆初年，社会上发生了人口与田亩比例失调的大问题，反映这一个问题最显著的现象是米价腾贵。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清高宗弘历因全国各地连年米贵，他经过「反覆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乃传谕各省督抚，实意体察，据实陈奏。他接到覆奏后，曾采用核减采买仓谷、特免米豆税等政策都无效。到清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他从因丝价昂贵，禁止出洋后，仍未见价平一事，才理解到「盖由於生齿日繁，物介不得不贵」[三]。再遇十年（一七七二年），他对米贵的原因，终於作出：「生齿日繁，则用物广而需值自增，乃系一定之理」的结论[四]。考清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全国田亩七○八、一一四、二八八亩，人口一八三、六七八、二五九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三，八六亩[一]。清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全国田亩七四一、四四九、五五○亩，人口二○八、○九五、七九六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三.五六亩[二]。据当时人洪亮吉计算，生人须有农田四亩，才能维持生活[三]。在乾隆初年，每人所得的平均亩数，已经不够维持那时候人口的生活，由於人多粮食不够供应，民以米价就腾贵起来。到清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年），全国田亩七九一、五二五、一九六亩，人口三六一、七六一、四三一口，每人平均亩数为二.一九亩[四]。清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全国田亩因天灾冲塌、抛荒减为七四二、○○○、○○○亩，而人口又增到三九八、九四二、○三六口，每人平均亩数?得一•八六亩[五]。人口与田亩的比例失调益甚，民生也越发艰难。在当日，既没有现代化的工业，以招收广大的制造工人，又没有新兴的大都市，以容纳大量的店员和运输工人，而移民殖边的政策，清政府不但不举行，反把东三省、蒙古、台湾都封锁起来，用严刑竣法禁止汉人前往垦种。我国劳动人民，从来以蔑视困难，艰苦奋斗，闻名全世的。自乾隆以后，山东农民则冒犯法禁偷移东三省和蒙古，福建、广东沿海农民则冒犯法禁偷移台湾，到道光年间，闽、粤人移居台湾的已有二百五十馀万[一]。他们宣泄了一部份人口，也给建设东北和台湾立了功勋。全国农民则大力培植新农作物。当时有两种新农作物玉蜀黍和甘薯，在明代隆庆、万历（一五六七――一六一九年）间传入福建，已经两百年，甘薯广东还有传种，玉蜀黍却只在福建一隅有栽种。到这时候，经过农民大力广为培栽，立即传播到全国去，在道光年间，玉蜀黍且成为山多田少的云南、贵州等省份的主要粮食。贵州诗人郑珍玉蜀黍歌有句道：「只今弥望满山谷，长梢巨干平坡陀。……滇、黔山多不遍稻，此丰民乐否即瘥」[二]。他们的努力，给全国增加了大量粮食。但是，这些奋斗，只能解决一部份问题。许多没有田耕的农民，便只好从平原进入山区，去做「斩山布种」[一]的生活。江西、浙江、福建、安徽、江苏叫他们为「棚民」，广东叫他们为「寮民」，当时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湖北等省山区地方无不有这种垦山的人。以东王杨秀清为首的金田起义骨干平在山[二]烧炭者，便是这种无田耕种的垦山贫农。李秀成一家，也是「种山」的贫农。天情道理书记东王杨秀清说：「至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亦莫如东王，生长深山之中，……困厄难堪」。李秀成自述他「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更）难」。他们都在生活的重压下挣扎着。更多的人们，连可以垦种的山地都找不到，在家乡再活不下去了，只得喊出「在家做饥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呼声[三]，冲向他州外县去，分投找寻生活的道路，为生存而斗争。清朝反动记载所说的什么「流氓」、「乞丐」、「盐枭」、「私铸」、「盗贼」等等，就是从他们而来的。马克思论当时中国，曾经指出：「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一]。在嘉庆、道光时代，成为社会大问题，沉重地打击着清朝的统治。
在政治方面，清朝统治者厉行民族压迫政策，唆使各民族互相敌对和仇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同时，又十分凶暴贪残。时人容闳论太平天国革命原因指出：清政府「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美其名曰?遗，黄金累累，无非暮夜苞苴，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二]。天地会万大洪起义布告痛斥清统治者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太平天国讨清布告说：「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又说「暴虐我黎庶，残害我生灵；」肆铜臭之熏天，令斯文以扫地。农工作苦，岁受其殃；商贾通往，关徵其税。四海伤心，中原怒目」！全国人民受尽了压迫，只有起来推翻它。也正是这个政府，到嘉庆以后，却由于因循怠玩、隳发疲敝[三]，对全部国家机器，已到了无能推动，奄奄一息的地步。
正在这个时候，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英国侵略者有计划地大量输入鸦片。为保护鸦片贸易，并打开中国的门户，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用武力订立南京条约，夺得五大商港的自由贸易权。鸦片战争的结果，腐蚀清朝的统治，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也惊醒了中国人民。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偿付赔款共二千一百万元。这笔赔款，都是用白银支付，使白银从中国外流。那时候，千百艘英国轮船载满鸦片开到中国来。以香港做中心，南起广东北到奉天的大小海口，都成为鸦片船巡回出没的地方。上海和广州是两个最大的鸦片输入口岸。黄埔（后移到珠江口的金星门）、汕头、厦门、泉州、福州、宁波、吴淞、天津、金州经常停泊着囤聚鸦片的叫做「浮动堡垒」的趸船。这些船舶―轮船、快艇和趸船，都是全副武装的，用武力强行走私。鸦片的输入，飞跃地增加。在鸦片战争前五年（一八三五―一八三九年）每年输入平均额为三四、七0二箱，到一八四七年，便增到四0、二五箱，一八四九年，更增到五三、0七五箱[一]。每年换取约在二、三千万元之间的白银[二]。这样，鸦片潮水般地涌入，白银泻洪似地外流，其结果，就造成中国银价高涨，钱价暴跌的大风暴。
清代敝制，虽是银钱并用的双本位制度，而社会上却以用钱为主，如地丁钱粮的输纳，市面的交易，工资的支付，都以钱折银计算。银钱价值比例，法定是钱一千换银一两。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北京银钱市场银一两换钱将近二千文，外省各地银一两换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一]。清政府钱粮徵收银两，以钱折银，清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定价每两收钱一千八百八十五文[二]，后一再增加到二千八、九百文[三]。所以当时完纳钱粮，「较之道光初年（一八二一年），常以两年之粮完一年之粮，较之乾隆、嘉庆（一七三六―一八二0年）以前，更以三年之粮完一年之粮」[四]。这就是说，由于银贵钱贱使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加重了三倍。他们受不了「吏役四出，书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籍」的诛求[五]，只得出买他们的土地，许多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都破了产。山东章丘县孟家地主，在鸦片战争前一百二十年间，前后七次买进的土地只有四十六亩多，而一八四0年至一八五0年间，先后十五次共买进一百九十六亩多[一]。于是社会分化和土地集中向着急剧方向发展，而抗粮抗租的斗争，就在各省蓬勃地开展起来[二]。在银贵钱贱风暴的打击下，广大雇农和都市雇庸劳动者的工资也在迅速下降着。当时有人指出：「银每两值钱二千，庸一年工，只易五两钱，庸值岁不过十千。流亡之众，逋负之多，实由于此」[三]。这一场银贵钱贱的大风暴横扫了全中国，地震般撼动了清朝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鸦片战争给中国的影响说：「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四]，正是此时事。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东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工人急剧地惨重地遭到了失业。鸦片战争前，广州是唯一通商海口，出入口货经两条大路，一路起广州经大庾岭沿赣江北上至九江，一路起广州经南风岭达湘潭。据容闳亲到湘潭调查，「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一]。两路运输、护商、旅店、商贩等业及依附为生的人数当不下百万。商业中心移到上海后，广东、湖南、江西骤增百万失业者。又如福建武夷山盛产茶业，鸦片战争前，由陆路运至广州出口，自五口通商后，武夷山的茶业就由厦门或福州出口，旧路上的依靠挑茶为生的运输工人也都失业了。东南沿海一带，原有许多本国商船往来各埠，自五口开放后，沿海商船立刻受到排挤，「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该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二]。他们要求生活，就必须反抗旧秩序，腐朽的社会是经不住这个冲击的。
随着五口的开放，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将棉纱、棉布向中国倾销。一八二0年，英国运到中国的棉纱是五千零四十磅，一八四三年达到六百二十一万磅，增加了一千二百倍。一八三0年，英国运到中国的棉布是六十万码，一八四五年达到一亿一千二百万码，增加了近二百倍[三]。美国对中国的棉布输出仅次于英国。中国市场容纳了美国出口棉布总量的三分之一，成为美国棉布最重要的国外市场[四]。洋纱洋布涌进中国，严重地打击了中国东南的棉纺织手工业。当时，中国手工纺织业最发达的江苏松江、太仓一带，由於「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在一八四六年就已出现「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生计路绌」的萧条局面[一]，甚至到了「木棉与土布，弃置绝问津」的境地[二]。在厦门，洋布洋纱「充积於厦口」，「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三]。福建漳州、同安一带出产的土布，原来畅销台湾和东北地区，也因洋布的竞争而销路受阻。一八四五年，兼管闽海关的官员就把这一情况向道光皇帝奏报，他指出：「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四]。这就破环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把大批手工业工人，抛进了游民失业者的队伍。
在清嘉庆二十五年（一八二0年）的时候，地主阶级改革家龚自珍就已经大声疾呼喊出：「各省大局岌岌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一]的警告了。到道光时，皇帝、宰相也知道了江山不保[二]，大革命已迫在眉睫。经过鸦片战争，清廷调兵遣将，沿海布防，卒至在南京城下签订辱国丧权的条约。在人民方面，广州三元里人民，振臂一呼，却立刻把英国侵略军包围起来，清朝统治者不但「不击贼，反阻民勇截杀」[三]。清朝的腐朽，彻底暴露在人民的面前。而「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四]，人民又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于是鸦片战争后在广州遣撤的壮勇，就进入当时清朝统治力量薄弱的广西去在天地会领导下发动起义。
与些同时，清政府的黑暗统治，造成了人祸和天灾并行。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一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害。广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其中一八四九年，长江六省大水灾为百年所未见，估计直接受灾的当有三千万人[一]，尤为严重。一八五一年，黄河在江苏丰北三堡决口也很严重。今据道光东华录所记统计，一八四六年至一八五0年，只由疆吏奏报被灾的州县数，其匿灾不报的不在内，五年平均便有六百零五个州县[二]。人祸、天灾，使人民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到处是「饥民遍野」[一]，「饿殍载道」[二]。饥民们只有起来革命，才有生路。
太平天国就在这时候，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三]，在金田起义，揭开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三前期飞跃发展的革命形势
鸦片战争后一年，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六月，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村书塾中，创立发动革命的工具上帝教。第二年初夏，洪秀全和他最亲密的朋友冯云山入广西进行革命活动。冯云山深入桂平县紫荆山组织了拜上帝会。清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秋，就在紫荆山区内的平在山建立拜上帝会的总机关。
拜上帝会宣传上帝为「天下凡间大共之父」[四]，人人是「天生天养」[五]；「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一]人人都平等。凡拜上帝之后，「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二]，「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三]。与上帝对立的是害人的阎罗妖头，所有菩萨偶像，都是「阎罗妖之妖徒鬼卒」[四]，凡供奉阎罗妖和菩萨偶像的皇帝官吏地主等一切民贼，也都是「妖」[五]，都是「天所不容，所必诛者也」[六]。拜上帝会到处捣毁庙宇菩萨，教人只听上帝命令，「不从清朝法律」[七]，很巧妙地披着宗教外衣，从宗教信仰掀起宗教斗争，立即从宗教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
拜上帝会以桂平紫荆山区为中心，西到贵县，东到平南、藤县，北到武宣、象州，南到博白、陆川以至广东信宜，在这几个州县星罗棋布的农村里面，迅速发展。他们「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一]。当时拜上帝会与地主阶级壁垒分明，「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和（夥），团练与团练一和（夥）各争自气，各逞自强」[二]，斗争越来越激烈。
清道光三十年（一八五0年）十月初一日，拜上帝会在金田团营，与地主阶级团练展开武装斗争。十一月底，打败来攻的清军。十二月初十日（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就在金田宣布起义，在长空上飘扬起「太平」的旗帜。
金田方起义，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就看出太平军有远大的理想，有坚强的组织，有昂扬的斗志，与天地会起义军迥然不同。他认为「诚腹心大患」[三]，决定集中全力先打太平军，由广西提督向荣指挥。向荣是当时清朝第一员久经战阵的大将，特地调任广西提督来抗拒起义军的。清咸丰元年正月十八日，两军在大湟江口牛排岭大战，太平军把清军打败，随即乘虚北出武宣县。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即天王位，正号太平天国，以本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立幼王，建军师，设百官，蓄发易服，号召四方。
四月，太平军从武宣进到象州中坪。清军赶来堵御。太平军被阻不得北进，又缺盐粮，六月，折回紫荆山。时清廷改派亲信大臣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到了广西，他定下封锁的战略，要把太平军困死在紫荆山内。太平军在多病伤，又缺盐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斗志，「欢喜踊跃，同心同力同向前」，于八月十六夜，突围东走平南，粉碎了清军的封锁。向荣率军来追，在平南官村一败涂地，逃入平南城。太平军就向北急进，克服了永安州。清军四百围困，又企图把太平军困死在这个山城里面。清军的封锁是严密的，内久不通，困到壬子二年（一八五二年）二月时，连「斤两之火药」都没有了[一]。但无畏的太平军，于三月初三夜，终于打破包围，向东突围出，大败追兵，进围桂林。太平军从此好比「虎兕出于柙」，敌人再不可能把它封锁在山区内了。
四月十五夜，撤桂林围，传檄全国，北出经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五月初二日，从全州乘船指向长沙。敌人先钉塞蓑衣渡口，船阻不得过，就焚烧船只辎重，从湘水东岸进永州。阻水，折而南，初九日，克道州。七月初七日，离道州东进，十四日，克郴州。道州、郴州一带群众加入的约五万人。太平军在湘南扩军休整，并广筹军资。
八月，进军长沙。西王萧朝贵中炮牺牲。十月二十七夜，撤长沙围，渡湘水西岸北进。当时在长沙城中抗拒太平军的湖南巡抚骆秉章追述这一役说：「河西原有官兵万馀，向军门亦在焉，不能堵贼北窜，不知何故。……是役也，在长沙办贼，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灭贼，以致北窜，亦一恨事」[一]。清朝宰相、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等文武大臣的畏葸无能，绿营军队的腐朽，骆秉章在这段短短的回忆中，已经暴露无遗。太平军从此一帆风顺，出洞庭，入长江，下江南，清军再没有阻挡的能力了。
太平军既渡湘水，十一月初十日，克岳州。二十日，克汉阳。十二月初九日，克武昌。太平军在武昌欢度新年。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正月初七日，大军分水陆两路下江南。二月初二日，进围南京，十四日，就攻克南京。分军攻克镇江、扬州。计自金田起义到这时候，?两年三个月，就席卷长江，截断了清朝的漕运，控制了中国的心脏地区。革命形势在飞跃地发展。
在攻克南京后，建立首都问题摆在太平天国领导者的面前。这一个决定革命前途的决策，要他们立刻作出决定。洪秀全是早已主张建都河南的，在长沙北出时，已采取过要到常德经鄂北出河南的行动。只因到益阳忽得民船数千，才改作顺流而下。到这时候，洪秀全主张分军镇守江南，大军向河南挺进，取河南建都。这一个主张，不论是在战略思想上或政策方针上都是十分英明正确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论河南说：「河南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一]。当时太平天国的革命形势尤其如此。因为清朝首都在北京，「太平天国之存在必待清朝灭亡后始可得人承认。清室存亡当视北京之能守与否为断」[二]。而太平天国要攻克北京，就必须先取河南，建立临时的首都。这样就把自己的首都放在敌人首都的大门口，隔着黄河遥遥对峙，摆开进攻的形势，然后用全力向北京进攻，大军渡河，有了一个巩固的大后方，源源向前方支援，先立于不败之地，而根据当时双方形势判断，北京又是断然可以攻取的。洪秀全考虑这问题时，他不是不看到太平天国拥有一万多艘船只，满载数不尽的辎重，进入了资源丰富，龙蟠虎踞，号称帝王之家的南京的。但是，他熟悉中国历史，知道南京「局促于东南，而非宅中图大之业」[一]。历史上建都南京的都是一些偏安的或者割据的皇朝，结果没有不遭灭亡的。所以他不从南京建都的一些表面利益来看问题，而从革命的根本大计来着眼，提出分军镇守江南，大军取河南建都的主张。可是，杨秀清却采取了老水手的建议，在南京建都，在太平天国兴亡史上，铸成了大错。
天京既建，立即出师北伐、西征。北伐军于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四月初八日从扬州出发，命大将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经安徽、于五月攻下河南归德府。打算从归德府城西北四十多里的刘家口渡黄河，取道山东进攻北京。到刘家口，敌人采防河战略，把渡船烧光，无船过渡。绕道到河南巩县，从洛河偷渡黄河。过黄河后，在怀庆府休整。七月，西入山西，打算从西面攻北京，被阻，折回河南，从武安突入直隶。九月，前锋迫近保定。又被阻，从深州乘虚而东，改从东面攻北京。时值天津地区大水，到达北京东南的静海，淹没道路，无法行进。清军立刻结集在杨村，以阻北进。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正月，粮尽，退到阜城，再退守东光连镇，等候增兵。四月，天京援军到达山东，攻克临清州。李开芳带骑兵去迎接，到高唐州，知援军已溃败，乃入守高唐州，于是北伐军分为两地。林凤祥坚守连镇，到乙荣五年（一八五五年）正月，粮尽陷落。李开芳从高唐州退守冯官屯，也在这年四月给敌人用水淹陷。北伐军以孤军远征，纵横数省，迫近北京，奉命坚守，等候增兵，合取北京血战两年，全军覆败，壮烈牺牲。
孤军北伐，是杨秀清在建都问题铸成大错之后，又一次大错误，杨秀清既定都南京，就应该用全力来先平定东南，然后北伐，还不失为中策，却孤军北伐，竟出下策。北伐军出发时?二万二千五百人，到静海时，也不过四万人。由于兵力单薄，故四月出发，五月就过黄河，在怀庆府竟停留了三个月，不能北进，而不得不西入山西，企图从西面进攻北京。到了山西被阻，又折回河南，突入直隶，前锋直迫保定，但仍不能直攻北京，又不得不迂回而东，改从东面进攻北京。北伐军之所以采取避实击虚、忽东忽西的战略，就是因为兵力太单薄的缘故。到静海后，清军以重兵结集杨村，就不能再前进了。也就由于孤军深入，与后方隔绝，无法运输粮食。行军无粮食，必败之道。北伐军过临淮关后，就已经感到「粮料甚难」[一]。过黄河后，得到河南、山西人民热烈供应，维持了一个时期。到屯军静海、独流时，就因为没有大村庄供给，粮尽不得不退?，以致于全军覆没。
从中国战史看来，明太祖朱元璋既定江南，议北伐。他不取常遇春直捣北京的建议，认为「悬军深入，馈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他定策「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离，拔潼关而守之，扼其门槛，天下形势人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他动员兵力二十五万人，照他的计划平定了中原[一]。朱元璋的战略思想，就是兵法上说的「致人不致于人」。在元末北方政权已呈解体的时候，朱元璋还不能直捣北京，要先立于不败之地，并且还要用到二十五万人的大兵力。而杨秀清在清朝政令还统一，政权比元末牢固得多的情况下，却要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北伐，还取北京，怎能免于败亡。
林凤祥、李开芳是太平天国的开国英雄，两员最杰出的大将，从广西打到南京，都由他们打先锋，名城重镇都是他们先登。由他们领导的北伐军，是太平天国最基本、最精锐的军队。在建都天京后，这一支军队，应该用来做西征的主力。那么，湘潭之役，由他们去担任，就断不会全军覆败。而曾国藩先已在靖港溃败，投水自杀，被救起来躲在长沙南门外高峰寺，地主官僚纷纷向他攻击。他羞愤极了，又几次要自杀[二]。假如湘潭据点得巩固，刚刚组织起来的曾国藩湘军在内外夹攻、四面楚歌中一定会被消灭掉。当刘丽川小刀会在上海起义时，也不至于派不出军队去支援。杨秀清不这样做，却派他们去孤军北伐，全部丧亡，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李秀成说的天朝十误，其中第一、二、三条错误，就都是指孤军北伐说的，论为「误国之首」[一]。
太平天国孤军北伐遭到覆败，但西征却取得辉煌的胜利。西征军于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从天京出发。八月，围南昌不下，撤兵出长江，分军为二：一路回安庆取庐州，一路入九江，取武昌。
回安庆的军队，于这年十二月克复庐州，安徽归入版图的二十七州县。于是除旧布新，安徽人民热烈拥护，太平天国就在安徽得到了最巩固的政治和经漳的基础。
西取武昌的军队，于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正月围武昌，分军进攻湖南。三月，到岳州，与曾国藩反革命湘军遭遇，一战把它打败，追到距长沙六十里的靖港，分一军趋湘潭，以困长沙。曾国藩派兵去救湘潭，自己亲带水陆军来攻靖港。靖港军迎头痛击，曾国藩军溃，投水自杀，部下把他救起，逃归长沙。而湘潭太平军由一个在军事上无能的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统率，三日三败，全军覆没。靖港军势孤，向岳州撤退。五月，再克武昌。
湘潭覆没，是金田起义以来第一次大败，是使初组织起来的曾国藩湘军得到嚣张猖獗，于是连陷岳州、武昌，十月，遂直犯到九江、湖口。天王急命石达开前来指挥。乙荣五年（一八五五年），石达开用计在九江打垮湘军水师。曾国藩又投水自杀，党羽把他救起，逃走南昌。太平军乘胜西上，正月，克复汉阳，二月，三克武昌。
这年九月，湘军水陆三路来犯武昌，天王再命石达开督师。时九江仍有湘军陆军围攻。十月，石达开从湖北通城进入江西，以攻敌所必救。江西八个府城，五十多个州县，都望风归附。当时在广东起义进入江西的天地会队伍也都加入，太平天国又增加了宏大的兵力。曾国藩困守南昌，正好似鳖在瓮中一样，果然先撤九江围军回救，接着又撤攻武昌东路军回救。于是嚣张猖獗盛极一时的曾国藩湘军水陆师，到这时候完全处在被动，太平天国掌握着主动权把敌人控制着。
由于西征胜利，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五月，就在江西抽调兵力回来，打垮清朝钦差大臣向荣札在天京东门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一]，向荣溃逃丹阳，自缢而亡。
当这时候，长江千里，上自武、汉，下至镇江，都归太平天国版图。新克州县，人民争先归附。「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二]。曾国藩反革命湘军所到地方「无土人为之向道，无米盐可供买办」[一]。人民痛恨清朝统治者，而欢欣鼓舞地拥护革命政权。三年西征的结果，已取得了东南大局澄清在望的局面。
从全国范围来说，自金田起义，太平天国革命飞跃地胜利发展，大大推动鼓舞全国人民的反清斗争。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下，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群众纷纷起义，反对清朝反动统治，革命怒潮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其中声势浩大的，计有：癸好三年（一八五三年）四月，黄德美领导小刀会（天地会支派）在福建海澄县起义。八月，刘丽川领导小刀会在上海起义。甲寅四年（一八五四年）五月，陈开领导三合会（天地会别名）在广东佛山起义。九月朱洪英等领导天地会克广西灌阳。乙荣五年（一八五五年）夏，张秀眉领导苗民在贵州台拱厅起义。秋，张洛行领导捻党在安徽毫州雉河集起义。丙辰六年（一八五六年）九月，杜文秀领导回民在云南大理起义。此外，声势较小的是数不尽的。他们与太平军有的取得了联系，有的遥相呼应，以太平天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高潮。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鼎盛时期。
四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和政策
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农民为反对封建剥削者与封建压迫者，为争取自身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改变而进行革命战争，是史不绝书的。在这一方面，太平天国革命是与在它以前的农民战争相同的。但是，太平天国起义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危险敌人。因此，太平天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如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那样担负起反封建的任务之外，而为了保卫中华民族的利益与光荣。还要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新任务。
太平天国在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战争当中，颁布了它的革命纲领和政策，根据了它的革命纲领和政策的基本精神去进行革命。
太平天国反封建是先以反满的姿态出现的，辛开元年和壬子二年间颁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道伐暴救民的起义檄文，便是以反满为号召的。历史上向来是这样：「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郡众的态度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一]。到了建都天京，就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从反满的民族革命大步跃进了反封建的社会革命[一]。
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要求根据新的原则，从新平分土地，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一种一切财产公有制。揭示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前景。太平天国在宣布天朝田亩制度后半年，由于天京缺粮到了形势紧迫的地步，无法解决，不得不采取「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以求取得粮食来救急，因而暂时未能行平分土地方案。太平天国对凡被称「妖」的官僚和反抗革命的地主以及寺庙、祠堂等的田产，一概没收。而在暂行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下，对归顺的地主是准许收租的，但有敢格规定，必须先让田登记（即报明田数、墟名、花户存案），然后准领凭收租，而租额必须受限制，必须重新评定。金田起义，追求平等、平均二千年的中国农民起来了，他们当太平军前来解放的时候，就把地主的田契、收租簿、借卷，官府的粮册等等都烧光，不肯再受地主阶级剥削，向地主交租了。地主明知领凭后还是收不得租的，却要负担纳粮，所以不肯登记领凭。这是一般情况，只有在蜕化变质分子、投降的清朝将弁和钻入革命阵营的恶霸匪帮盘距的地方，地主才能收租。太平天国根据这个革命形势，掌握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顺应农民要求土地的愿望，先采取「着佃交粮」政策，向农民收粮。随着形势的发展，再进一步采取向农民颁发田凭（土地证）措施，以保?农民对耕种的土地所有权，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所有制，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天朝田亩的颁布和根据它的精神所施行的土地政策的效果，渗透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心，鼓舞了千千万万农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热情，在革命斗争中成为无限力量的源泉。因此，当太平军没有到来之前，农民们企望太平军来解放他们，都「有奚为我后之谈」[一]。闻太平军要来了，他们就欢天喜地踊跃起来响应[二]。到太平军来了，「郡县所经，如行时雨。旌旗所指，了解倒悬」[三]，给农民们解除了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他们有衣有食，感受到革命所给予的幸福，「之死靡他」，效忠於太平天国[一]。太平天国的基础，就建立在这一个广大农民拥护革命、参加革命的事实上。
在废除私有财产制的原则下，曾实行过圣库制度。圣库制度是从金田起义时就实行的。当时处在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农民，看见太平天国施行这个「有饭同食、有衣同穿」的制度，就都踊跃地奔集到义旗下来。到建都天京后，设立天朝圣库，总管全国公有财产，统筹军民生活。一切徵收缴获的金银钱粮，以及私人财产，商贾资本，都归圣库，不得个人私有。上起天王，下至士兵，都不领俸饷，生活供给大体平均。天京人民也完全和官员士兵一样，全部生活，包括医药、儿童教育（娃崽馆）、养老院（老人馆），全由圣库供给。当时外国人评论这一种制度为「共同生活的实现」[二]。有一个到天京访问的外国人，在他写的天京见闻录中也说：「人人一衣一食，统由公库供给。所有财物皆入公库」[三]。这是太平天国进行的一次重大的社会改革。它体现了这场伟大农民革命的空前深入，表现了革命农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精神。
在废除私有财产的原则下，又实行过手工业国营的「诸匠营」和「百工衙」制度。这种制度，是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废除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工业国营的形式，代替了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的现象，由国家集中各种工人，按技术分别设立营或衙，从事有组织的集体的生产，其性质已近於手工工厂，比手工业提高一步。诸匠营和百工衙在天京实行，是同圣库制度相辅而行的，这样有组织地集中生产，对各项手工业采取统一管理、经营的方式，在那时是富有创造性的设施。
天朝天亩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乡官制度，是根据周礼的理想社会组织而创制的基层政权。规定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乡官。军帅统五个师帅，师帅统五个旅帅，旅帅统五个卒长，卒长统四个两司马。两司马管二十五家，卒长管一百家，旅帅管五百家，师帅管二千五百家，军帅管一万二千五百家。连军帅至两司马官员六百五十六家在内，一军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凡一军，典分田二，典弄法二，典钱款二，典入二，典出二，都是一正一副，以师帅、旅帅兼任。而管二十五家的两司马，是一个最基本的单位，相当於村。在这里，设国库一，婚娶、弥月、丧事，都照定额由国库供给，鳏、寡、孤、独、废疾也由国库供给养；设礼拜堂一，每日教育儿童和礼拜日讲道理；并处理争讼、赏罚和保举等事。乡官由推举产生，凡五家举一伍长，二十五家举一两司马，一百家举一卒长，五百家举一旅帅，二千五百家举一师帅，一万二千五百家举一军帅。这个制度是中国近代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对巩固革命政权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对妇女解放也有三项重要的规定：第一，是经济上妇女与男子有同等的地位「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上）受田」；第二，是社会上妇女与男子有同等的地位，「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第三，废除封建婚姻，「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实行男女自主的婚姻。太平天国的妇女，在金田起义时，就编为女营，与男子并肓肩作战，「起义破关千百万，直到天京最英雄」[一]。他们「当腰横长刀，窄袖短衣服，骑马能怒驰，黄巾赤其足」[二]。他们「勇健过於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三]。到天京后，他们当牌刀手（?锋队），担任保卫天京的任务。守卫镇江的任务，大半也都由女军担当。癸好三年十一月，救扬州之役，是太平天国战史上一场恶战，步步为营，血战而前，直透重围，才把扬州全城军民救回天京，也调女军参加。太平天国女军，这样的勇敢无畏地走上战场，她们的英姿奋发，是曾经震动一世的。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后，颁布解放妇女缠足令。「一日万家缠足放」，扫除对中国妇女肢体将近千年的毒害，使被圈在深闺裹面的妇女得走向社会。当日天京妇女组织起来，有的做刺?、织锦、收麦、割稻等生产工作，有的做运米、负煤等运输工作，有的做建造宫殿府衙的建筑工作，有的做开沟、?濠、修筑营?等军事工程。太平天国妇女，那样横刀怒马纵横战场，那样成千成万的行列参加各种生产，远远超过当时自夸为文明社会的欧、美妇女，即侵略者也不得不认为「洵世界得未曾见之奇观，即人类的幻想亦未能形状其伟大」[一]。太平天国对妇女所作出的这种业绩，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史绩之一。
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后六年颁布的资政新篇上，洪秀全手批要建造轮船、铁路，兴办工厂，开采矿藏，奖励技术发明等等。太平天国要吸收「外邦技?」，把中国建设成「兵强国富」，「为东洋之冠冕」，与西洋列强「并雄」。
太平天国在文化战线上也展开战斗，在永安州时，就首先颁行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节气为造历原理的天历，在政治上否定封建皇朝的正朔，在科学上反对中国古来行使的阴阳混合历，并对今后世界历法改革上，具有现实的意义，表现了中国农民阶级敢於创造新生事物的志气。到建都天京时，又进行文体改革，提倡「纯以俗语」、「明白晓畅」的文体，「文以纪实」的文学，反对「古典之言」，浮文巧言的封建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确定了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方向，这也给后来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学开了先河。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