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想一下似乎还真是这样，明明当时儒家根本不受各国君主欢迎，那些战国名人一开始却大都选择了学儒，直到后来碰了壁才开始走上他们自己的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赵训也有些纳闷了，却没意识到他在潜意识里已经承认了赵抗一直以来宣传的“儒家弱国论”。
赵抗对赵训的表现很满意，一个完全没受过传统思想影响的新生代难以在大宋的帝位上坐稳，而若固执于传统而拘泥不化，那情况就更加糟糕。很幸运，赵训并不属于这两种人，也不枉费赵抗对他的期待。赵抗眼中的喜色只维持了短短一瞬，快得连赵训都根本没有注意到，而赵抗便接着刚才的话题谈了下去，“那是因为儒家思想虽然不利于国家富强，但对个人来说，却毫无疑问是最好的行动指南。你不妨留意一下，只要一个人本身不是太笨，他若能完全按照儒家的那一系列要求来做人，可以肯定一定混得很好。这也是儒家思想最厉害的一点，它在如何处理好社会关系方面，没有任何一种其他思想可以与之匹敌。也即是说，儒者很容易令各个方面满意，所以大一统的模式无疑对他们是最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来儒者最大的弱项就可以得到回避，那就是大多不擅做事......”
“的确是这样，在直辖模式下，地方官干得好不如上司印象好，所以做人远比做事重要。而在自治模式下，地方主官工作成绩的好坏直接与他的利益挂钩，他们便必然不会再养闲人。做人做得再好，做事不行的话，在自治模式下也只能失业。由于儒者将七八成的精力都花在了社交上，其本职工作自然很难做好，他的上司就算再怎么对他有好感，也很难容忍这样损害自己利益的下属存在了。”，赵训终于理解了赵抗刚才所说的要领，他不得不承认赵抗的想法是正确的，“所以，如果是地方自治的话，那么功利思想必然抬头，这对强调做人的儒家是很不利的，难怪他们一直要推崇大一统郡县直辖制了。”。说到这里，赵训却突然想到儒生在做事方面也不是一无是处，有些领域做人和做事这两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交集，比如外交。但由于赵训现在还是小心翼翼，一直坚持“多听少说”的原则，这个想法他并没有对赵抗说出来......
“我一直都很看好你，果然是正确的。”，赵抗听了一会，终于明显表现出了满意的神情，“当初李斯提出郡县制的确是时代的进步，中央集权制相比分封制度来说可以集中更多的资源干大事，比如长城、大运河之类的工程，在夏商周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而在秦代，中国的地盘还很有限，连岭南都远未开发，还有大片的土地仍在当地土人手中，在国家不大的情况下，中央集权的缺点并不明显，而优势则更加突出。至于秦朝二代而亡，那是因为别的原因，纯属巧合罢了，郡县制的模式对当时的秦朝还是很合适的。但是后来中国的地盘又大了很多，这个制度就明显不那么合适了。大一统时期最强盛的两个王朝——汉代和唐代，都不是纯粹的大一统集权制度，汉代是郡县结合分封制，还有大量处于事实自治下的豪强庄园，而唐代则有大量藩镇自治的存在。与此对比，那些单纯采用大一统郡县直辖制度的，要么是短命的王朝，要么就像当年的大宋一样，连燕云地区都拿不回来，因为大一统郡县直辖之下，离中枢越远的地区，统治成本越是上升得厉害，所以皇朝便缺乏扩张的动力，因为经济上根本是得不偿失啊！而那少数对外战争的理由，则只剩下地缘安全需要，以及可笑的帝王之怒了......”
赵训陷入了沉思，而赵抗的发言仍在继续，“另外还有一点你注意到了没有？那就是实行分封制度的王朝其延续时间要比大一统皇朝长得多，夏朝、商朝都有六百年，而周朝更是持续了八百多年；而在大一统王朝中，兼容了一些地方自治因素的汉唐（顺便提一下，其实清代也是，所以即使清代的很多国策都是问题一大堆，依然在内部民族阶级矛盾尖锐，而列强又咄咄逼人的艰难处境之下，还愣是坚持了那么多年。），无疑又比单纯采用郡县直辖制的其他王朝长命得多。”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大宋也应该改用两者相结合的制度，是吗？”，赵训现在仍然以为赵抗对他说这些只是为了方便将赵抗的想法也应用到北方领土上去罢了，不过现在他已经基本被赵抗说服，就等着赵抗摊牌了。
“如果只是单纯地照搬汉唐的制度，又如何能够超越它们呢？我这几年里构想的，是一个足以维持幅员万里的庞大帝国千年以上的全新统治模式，下面在大宋的应用只不过是个开始罢了。”，赵抗平静的语气中蕴含着不容置疑的信念。
赵训听了一会，发现那简直是一个大杂烩，不知道取材于多少个文明，赵抗真是掌握到了“拿来主义”的精髓，只要好用，哪怕是敌人的制度他也一定会照样采用。没过多久，赵训就自以为找到了自己新的定位，在终于心安而又稍感失落的同时也对赵抗心生感激，殊不知赵抗对他的期待要远比他所想的要大得多......
赵抗设计出来的这个新制度乍看之下相当复杂，但只要拿来与南宋和赵国的制度一对比，就显得脉络分明。首先，赵抗以行省制度取代了宋代混乱不堪的行政区划，不但大大精简了官僚系统，而且职权更加明确，有利于统治效率的提高。在这一制度下，赵国、南宋、西夏故地以及赵训现在占据的地盘，被分成了二十四个行省，以总督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