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就在粟裕前往军部的途中，三团一营（包括营部和两个连）近两百名干部战士，在营长邱立生、副营长（政委）王荣春率领下，前往江宁镇一带破坏敌人的京芜铁路。途中因情况发生变化折回，进驻距南京三十公里的云台山后石塘村。小丹阳守敌得到密探报告后迅即转告附近据点之敌，联合伊藤、活野等部兵力五百余人向云台山进剿。一营由于带队干部思想麻痹，放松警惕，未能认真、细致地了解和研究周围的敌情，没有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变化，所以没有做好两手或几手应急方案。当晚一连二排副排长曹有金的房东陈老头建议说，日寇夜里可能出来扫荡，部队最好转移到云台山山顶大庙内宿营，以防不测。曹有金将此情况分别向营长、副营长报告，但也未引起重视。随即一营招致敌人的暗算。云台山战斗中一营虽然毙伤敌四十多人，但损失惨重，牺牲六十五人（其中营长、副营长、连长、排长各一名，班长三名），伤二十人。
邱金声是福建龙岩人，此人枪法准，在红军时期就是有名的虎将，走上抗日火线第一仗就毁日寇一列军用火车，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可以说出手不凡。他没有倒在抗日沙场，却落入病魔之手，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粟裕内心十分悲痛。三团一营战士大多和邱金声一样是福建籍的战士，政治觉悟高，战斗力特别强。为了北上抗日，他们千里迢迢，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来到江南，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开辟一片抗日游击根据地。云台山战斗也说明日军的策略重点是向根据地反复“扫荡”围剿，这就使得横山地区的斗争环境日趋恶化。
粟裕向项英等军部领导汇报工作后，又和陈毅在罗里村“种墨园”当面向前来新四军传达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周恩来汇报工作情况。从岩寺出发以来，新四军活动在长江南北，以江南的一支队和二支队成绩较为出色。粟裕率二支队在当芜地区捷报频传的同时，陈毅率傅秋涛、江渭清、张正坤、王必成、刘培善等也是连连获捷！先后取得新丰火车站、竹子岗、句容、高资、新塘等战斗的胜利。一、二支队联手建立的茅山抗日根据地，人枪总数翻了一倍。
粟裕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那时周恩来任起义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住在南昌江西大旅社。粟裕在那里直接做周恩来的保卫工作。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粟裕和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等人在瑞金接受中共中央的命令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陈毅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见过周恩来的。
再次相逢，几人都是十分高兴。周恩来从前英俊儒雅，现在周恩来丰采依旧，一身戎装，风度更见成熟。周恩来为人处事方面原则性很强，但是他给人更多的是和蔼可亲、待人宽厚、善解人意的形象。
看到粟裕，周恩来眼里闪烁着喜爱，微笑地看着粟裕，把手伸过去。粟裕给周恩来敬礼后，握住周恩来伸过来的手。
粟裕在南方三年游击战时与中央失去联系，中央都以为他已经牺牲，把他和已经牺牲的李大钊等人一起开会悼念；陈毅也是九死一生，在油山被国军包围时曾以为必死无疑以至写了绝命书；周恩来在长征时身患重病，得陈赓悉心照顾并亲自担任担架队长，周恩来才得以走出草地。现在几人再次见面，真有隔世重逢的感受。
周恩来的手红活圆润，温暖湿润，与人握手时力度刚好，笃定而且自信，紧紧握住后会保持一会。很多与周恩来握过手的人从内心里喜欢周恩来的那双手。
——这双手不是平凡手。在外敌当前、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是这双手将都杀红了眼的国共兄弟两党连在一起共同抗日！
听完汇报，周恩来露出满意的神色，说：“武汉会战标志着中国的抗战形势进入相持阶段。日军速战速决的目的没有达到，深深陷入战争的泥沼之中，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突出地暴露出来。共产党领导下的遍及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对它构成巨大威胁。日本开始调整政策，对国军实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政策，伸出诱降之手。国民党内部产生分化，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蒋介石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要坚持抗战，但在国民党五中全会蒋介石重新解释‘抗战到底’的‘底’，不是要打到鸭绿江边，而只是‘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对他说来，抗战有如爬山，爬到这里，他开始停步，不想再往上爬了。这种形势使日寇在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特别是军事的行动，得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沦陷区。以后，我们将成为抗日主力。你们打得很好。新四军的战绩在全国也是有影响的。”
但周恩来接着又说：“但同八路军在华北、山东开创的局面相比，新四军的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到去年年底，八路军人数已扩充到十五六万人，比抗战初期增加了五倍。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已发展到十多个，拥有人口五千万以上，使日军侵占的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处于他们的包围之中。新四军部队人数只增长一倍，抗日游击根据地只有茅山一处。”
这种局面与军部实行保守的方针大有关系。当时整个新四军的作战区域被限制在被日军严密占领的南京、江宁、镇江、句容、溧水、高淳、丹阳、当涂、芜湖、繁昌、铜陵、南陵等日伪统治中心一带的狭小地区，东西不过百余公里，南北仅五六十公里。新四军只能在这一地区内活动，超越这一区域，新四军就是犯规，就是破坏统一抗战。新四军实际上负责人项英不敢将部队撒出去，生怕与国军产生冲突，破坏统一抗战的局面。因此他还不断收缩有实力的部队固守皖南。就拿粟裕的二支队来说，本来也就两个团四个营，从岩寺出发时，就留了一个营给军部做警卫部队。项英还打算将主力部队三团调回军部。现在新四军的主力差不多全部窝在皖南。在日本侵略军重兵控制的腹心地区活动，本来就困难很多，危险很大。当初国民党第三战区限制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时，共产党方面的那些先知先觉就认为这是借刀杀人。现在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和国内政治局势的逆转，使在江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处境变得更加险恶。新四军从整体来看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现在新四军的主力驻扎在皖南，而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后是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队密集布防，可说是一面临敌、三面受围。在新的复杂局势面前，如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更谈不上发展了。
事实上中央已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周恩来一到云岭即找项英谈话。谈到发展，项英一再强调“江南特殊”，说江南不比延安，不宜自由行动。如要发展，就必然和蒋介石发生磨擦，国共合作必然破裂，所以，江南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听从三战区的命令。对此周恩来批评他一方面处处向国民党让步，另一方面，对群众，对朋友，却缩手缩脚，不敢争取，甚至连叶军长也不想要。项英默不做声。
——叶挺是个有着鲜明个性的人，他讲派头，穿着讲究，喜欢摄影，爱打猎，常穿夹克衫、戴鸭舌帽，还带有自己的厨师。对此，平民出生的项英看不惯，加上叶挺身份特殊，脱离过党组织，项英不信任他，因此在工作生活上疏远他，连中共中央一些重要指示也不向他传达，使他无法工作下去。叶挺于是提出辞职，并于三八年的十月离开军部去了香港。叶挺到香港得知他的家乡惠州一带已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后，率领在香港组织起来的作战和政工人员一百多人奔赴东江，并收编了溃散在广九铁路附近的五千粤军，打算在家乡抗日。国民党和日寇都怕叶挺指挥新四军作战，看到叶挺与新四军分裂自然正中下怀。中共方面***心明如镜，当派周恩来做叶挺的工作。叶挺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收回辞呈，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重返军部。
在周恩来帮助下，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团结。周恩来又在军部高层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明确要众人尊重叶挺的地位与职权，明确指出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由叶挺主办，项英侧重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
今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周恩来也没有跟粟裕和陈毅两人详谈，他还要听取更多的汇报。粟裕当下怏怏回到住所。
三月六日，晨曦微露，云岭一派安宁静谧。云岭为黄山余脉，山间苍松翠竹四季掩映，山上常年云雾迷漫。叶子河由东向西绕云岭而过，清澈、柔美安详，与起伏的青山共同构成一幅如画的风景。一阵嘹亮的军号划破寂静的山村，唤醒了云岭的山山水水。随后，新四军操练的口号和声音响彻云霄。
粟裕穿好军装，打好绑腿，欣赏着青山环抱之中、粉墙黛瓦的罗里村。吃过早饭，粟裕与陈毅等人前往陈氏宗祠。今天周恩来将在那里给排以上指战员做报告。
陈氏宗祠坐南朝北，黑瓦白墙，宏伟壮观。总体结构纵向是缓坡递上，后高前低，分三进，从前进到**，有石阶供人拾阶而上。前进为厅堂，是朱漆栅栏式的木门，门前有雕花屏风，中门两侧各有一大理石石鼓，门上有“陈氏家祠”巨字匾额。蓝底镏金大字，气宇恢宏。
陈氏宗祠前厅有一个简陋的舞台，前厅与中厅之间是一个青石铺地的天井，项英、叶挺等军部领导、粟裕、陈毅、谭震林、邓子恢、罗炳辉、傅秋涛、朱克靖坐在前面，摆有简陋的桌子，身后的指战员每人携一只草垫，席地而坐。
周恩来站在前厅简陋的舞台上，针对当时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说：
“根据敌人、我们、国际三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东部被敌人占领了，而且更主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整个的中国东部，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中国的西部当然不如东部，尽管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但是，假如中国东部完全被敌人统治，我们的西部就要一天一天地贫弱危困起来，困难就要无形地加深，而敌人就能够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克服自己的困难。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地区。在这个有着举足轻重意义的地区迅速开拓抗战的新局面，是新四军的重大责任。新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
“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的方向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我们的原则是：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军伪军，友党友军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新四军的干部要克服各种困难，大胆地到敌人后方去。越在困难的条件底下，越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越能够锻炼我们。我们不求在安逸的地区发展。因为安逸的地区谁也要来，谁也能够存在。我们要向困难的地区发展。因为困难危险，国民党的许多部队和工作人员克服不了，忍耐不了。而我们新四军能吃苦耐劳，不怕困难。”
“在江南条件很好，战略地位又非常重要，尽管敌人严密封锁，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广大群众，善于进行游击战，创造大江南北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绝不后退，绝不逃避。游击战仍然是我们新四军主要的作战方针。我们的游击战术应不同于华北，也不能只运用过去三年游击战的经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
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时，全面抗战已有十五个月。会议分析研究了十五个月来抗战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中国抗战形势处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共产党应当怎么样做；在国共两党合作中共产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周恩来联系新四军的实际对会议精神加以传达，解决了当时所有人心头的困惑。
听了报告，粟裕不由得心中豁然开朗，顿觉心气清爽：开展苏南敌后抗战胆子要大，发展壮大部队要迅速。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