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章 新生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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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前,福建政府正在诉说南京政府的不好,两个政府正在打得你死我活的,而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也登了一些抨击中央政府的激进文章。这不是有与福建政府相呼应的嫌疑?特别是在这敏感时刻。“中央政府”今年不光对经济控制严格了,对宣传舆论控制也严厉了,例如对广播电台发牌照的控制就严了。像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如果扣上一顶“红帽子”,人给抓起来关了、杀了,都是很正常的!(你说,这样的政府,能不让文化青年和广大群众抨击吗?)虽然,邹韬奋和《生活》周刊是有点背景的,才能办了这么些日子。但这次他们终于下手了,不过有杜重远等人的背景,杜重远后面还有共济会!所以没有抓人,只是查封了周刊,邹韬奋后来就跑到香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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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迷作为共济会会长、抗五军军长,谁都对他客气三分。不过越是这样,有些事越要谨慎些,因为他的话会变成“指示”的。财迷在上海,军事、经济的事都不太管,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没有像外面传说的那么利害,技术方面除了化工机械外,也只是凭另一时空的一点见识,参与一下“指导”。就是这一时空德国、美国和日军都已经有了的潜水艇,他也只能与研究院的人一起商讨着研发,可见这个时空最高技术水平已经比他的高多了。

    不过以生活水平来说,在这个时空他是过得很不错;论地位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一点,心情也不错。他是国内最有钱的老板,并不是包括共济会的钱,光是科辉的股份、在大华联合银行的股份的收益,他也是全国最有钱的人了,如果他自己用,怎么用都用不完了。他的孩子们也挺会赚钱,财迷把这些孩子们的钱也折成一些自己企业的股份,这样,孩子名下的钱也更多了。

    现在,搞技术设计是他的爱好,而不是为了生活、为了糊口。不过,在上海的应酬也特别多,特别是到了圣诞节、年底。他可不光与像张学亮、宋子文这样的人交往,还要与像蒋百里等人讨论一下,与电影界、文艺界的人一起参加活动(还有小凤),与交际花们一起出席一些宴会,与三教九流的人都应酬一下。

    这儿,接触比较多的还有一位,是二十九军驻京代表,萧振瀛先生。

    萧振瀛字仙阁,1890年5月2日生于吉林省扶余县四马架村。祖籍是山东省文登县大张村。祖父逃荒闯了关东,落户于松花江畔。

    萧振瀛青年时以法政大学学生投军,历任东北军孙烈臣部营长、参谋、军法官、吉林田赋局局长,以及参议院议员等。虽然当了官,这人还是个热血青年,看不惯时弊,出来指责吉林省政,并成立民治会,不容于吉林省省长王树翰,而离开东北。

    些后经李鸣锺介绍,参加了西北军。历任绥远省临河县、五原县县长,包临道尹,西安市长,军法处长等职。并以西北军代表去罗苏工作过一时期。西北军大小头目都是互拜兄弟,以相拉拢。萧振瀛年纪比宋哲远他们大一点,所以在西北军中被称“萧大哥”,为人正直,得到大家信赖。

    本来他与冯大帅的关系也不错,不然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升迁,但后来两人闹反了。萧和冯二人反目,始于1927、1928年,冯受蒋中才的影响,由联苏变为反苏,在西北“清党”时,滥肆捕杀。萧时以军法处长之位,出于义愤和人道释放了被捕中的三千余名青年。

    冯以萧违犯军令并怀疑萧在苏时期与苏有勾结,欲杀萧。萧得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冯治安等支持及闻承烈、张树声从中说项而了。二人从此结怨。

    冯大帅在“联苏反苏”、“投蒋倒蒋”、“联阎打阎”中一再失策,部队各将领纷纷倒戈,中原大战后垮台,冯的部队解体。张学亮由东北进驻北平,主持华北军政。中央命令给西北军残部一个军(二个师)的编制。萧以东北的渊源并请万福麟、刘哲、莫德惠三人帮助,张遂将此二师一军的编制交萧组织。萧与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等合议,组成二十九军。宋任军长,萧任总参议,冯、张任师长。萧以二十九军军代表的身份常在南京,可以说,萧振瀛是二十九军的主要组建者。后来西北军刘汝明等人及不少队伍又都去到二十九军,人实在太多,经过活动,又得以增加一个师的编制。现在,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打得出色,旅长赵登禹带伤奋战,立了功,于是,又增编了一个师,赵登禹为师长。二十九军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财迷的经济支持和萧振瀛的活动都功不可没。

    萧也很敬重才弥先生所作所为,宋哲元也是个感恩的人,对才弥先生也很感谢。萧作为二十九军的代表,当然是常来与才弥先生联络一下了。例如对福建政府的态度上,二十九军就来问一下才弥先生的意思,然后采取了相同的态度。

    据萧振瀛说,冯大帅到泰山隐居后,一直不甘寂寞,伺机欲起。当萧在有了权后,冯藉萧母办寿,特派闻承烈持其亲笔信及贺礼向萧联络,而萧则仍一再排斥冯推荐之人员,拒冯介入,冯大帅对此很不满意,两人的裂痕变得更大了。

    不过,不想让冯大帅介入他们,不光是萧一个人,恐怕还有宋哲远等冯的好多老部下的意思,只不过由萧出面当了个“黑脸角色”。至于为什么老部下都不想接受冯的领导,这需要冯大帅自己找一下原因了。在财迷看来,宋和萧等人还是蛮讲义气、知恩图报的。不过,给人恩惠的人也不能总指望人家“涌泉相报”的。你培养的、提拨的人,你也不能老是觉得自己是家长,把他们当自己小孩看待的。

    萧振瀛是东北人,与少帅也有点关系,又与二十九军有这种关系,与中央也有点关系,人脉蛮广的。

    傅作义的绥远省在京(南京)也有办事处的,不过他们的代表与财迷直接交往比较少。这不是说傅作义与才弥先生的联系少,而是傅作义身边有个副官,就是共济会的代表。通过他直接与三龙他们联系,傅的任何事情,这个副官都可以知道;这联络副官与共济会的联系,不受任何限制。有重大事情,双方都互通信息,互相讨论。过年过节,倒不一定有互相送礼,财迷知道傅作义部队缺少什么武器,就提供一点;傅作义就必然要回赠一些绥远的牛、马什么的,有点“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感觉。相对而言,财迷挺喜欢这种关系的:悄悄的,少花时间,有实效,双方有情意相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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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新年,共济会总要做个总结文件,讲一下去年共济会取得的成绩,鼓励一下大家,并讲一下对今年的一些要求。这些东西,都是屈国良他们在搞的,然后让才弥先生看一下,就可以发表了。对今年的要求,屈国良他们写得不少,要求会员们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学文化、学军事什么的,与去年也差不多。财迷把这些改为要“讲民主、讲科学、讲学习、讲纪律;组织化、合作化、军事化。”这“四讲三化”,让会员们好记一点。

    结果在二月份,福建的事才告个段落,蒋中才提出了一个“新生活运动”,说要以传统的“礼、义、廉、耻”为主导思想,具体要“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还塞进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的内容。这不会以对群众进行教育为名,来推行他的“绝对领导”理论,并与共济会的“四讲三化”宣传抗衡吧?

    不过财迷根本没把什么“新生活运动”当一会事,他对共济会中自己的什么“四讲三化”也并没当什么事。作为另一时空的年青人,财迷总是很小看这类群众宣传活动的作用。再说,二月份,经济上有点事要他处理。

    西方的经济危机,对东南亚也有相当的影响,一些橡胶企业受影响比较大。二月份,新加坡的陈嘉庚之橡胶公司由于生橡胶积压,资金短缺,要准备破产了。陈嘉庚先生对国内的抗战作了不少捐助,也是科辉橡胶厂的供货商。这事让财迷知道了,他马上汇款过去,多买了好多橡胶。这时,大华联合银行的危机已经过去,所以,财迷让大华联合银行对东南亚的一些华人企业发放货款。华侨们如此爱国,如此殷切希望祖国强大,现在他们有困难,共济会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陈嘉庚先生等人,对此也非常感激(陈嘉庚的企业避免了另一时空破产的结果)。

    而杜重远对《生活》周刊被查封耿耿于怀,于二月份就又创建了一份《新生》周刊。本来想命名为《新生活》的,现在蒋中才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就改为《新生》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