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他们的行动事先没有被抗五军的人发现的话，他们的行动也许能成功。即便前面的这些行动被警卫发现的话，至少也能在向天线或者机房扔一些手榴弹后，没什么损失地撤离。
可现在等着他们的是一场埋伏。
北平广播电台的战斗是从院子外面开始的，因为日军行动分队刚刚进入院子，一个留在院门外巡察的日军特种兵突然发现十多米外有一点点黑色的闪光，虽然不亮，但很像是步枪管的反光。他就把自己的枪对着这个地方，并向那儿走过去。这就是一个抗五军战士埋伏在那儿。看到日军行动的人已都进入了院子，与这个战士一起的组长就扣动扳机，把这个走近的鬼子打死，并向大门边上的另两个鬼子射击。
这儿的枪声一响，院子里面的埋伏战士也都开始射击。虽然日军这些士兵身手果然了得，但在这样的伏击下，一瞬间就有一半人伤亡了，剩下的也只能边互相掩护，边往门外撤。他们还指望在院子外面留下的人能接应一下，但这时，院子外面的鬼子基本上已经伤亡殆尽。而退到院子门外的鬼子遇到的是又一场伏击。
总算这些鬼子凶狠，知道遇到伏击了，就四下各自突破；野山太平自己也受了伤，但他还是发了最后一道命令，让几个组出大门后就分别向左、右两边突围，他自己与一些负伤的鬼子在就地掩护那些人突围。这些垂死挣扎的日军还抵抗了一个来小时，才被歼灭。
应该承认这些鬼子的军事素养确实可以，加上天黑，一共有十三个日军官兵成功从院子内外二重伏击中突围出去，在黑暗中找地方隐蔽下来，包扎伤口。
等到天亮，这十三个鬼子从各自的躲藏地开始向北平溜，但有九个人在路上就被抗五军或者北平老百姓识破，一番枪战，这九个人中又被消灭了七个，只是被他们打死打伤几个百姓。而剩下的六个鬼子，都是在先后回到城里，到了日军情报人员安排的住宿地，自以为可以松一口气时，被抗五军击毙三个、活捉三个。
保定广播电台位于保定城外的狼牙山上，那儿抗五军的战斗情况比北平的更加顺利一点：因为下山的路只有这么几条，最后溜到保定城的只有两个鬼子，也是在他们集合点边上被击毙。
日军的特别行动分队一百人就这样被歼灭，在行动中，我军也有近三十人牺牲、六十多人受伤。另外还有几个百姓在枪战中伤亡。
在这次战斗中，还有几个参加行动的日军情报人员一起被消灭。另外，有几个日军隐藏的情报人员，被抗五军特别大队发现；不过对这些人员，特别大队并不是消灭了事，而是监视起来。日军在我国的间谍相当多，而且所属组织也多，通过监视，可以放长线钓大鱼，比直接消灭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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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看到从山海关南下的计划受阻，没有海军支持，再多派军队去山海关也没什么用，因为那儿地形狭长，部队施展不开，华军可以节节设防。而且国际上对日喷攻入山海关进行了遣责，日喷国内的“缓进派”也要求关东军停止损兵折将的南下行动。
不过关东军是不甘心受这样挫折后就罢休的，他们于是提出要拿下热河。热河可是他们早就划入了“满州国”的版图的！打热河算是“名正言顺”，日军本部也同意了他们的计划。
对进攻热河，日军一改以前总是突然袭击的作风，而是大肆宣扬，并在边境上作一点小的挑衅战斗。他们目的也很明显，希望通过这种军事压迫，加上暗地里分化收买汤玉麟及其手下，就能使汤玉麟投到他们一边。
可这时全国的抗日热情高涨！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全国人民都在呼吁要保卫热河、保卫华北！汤玉麟等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公开当汉奸。
汤玉麟暗地里通过关系，要求日军不要进攻热河；在公开场合，则表示如果日军进攻热河，他与热河军民将誓死抵抗到底！
日军看到吓唬汤玉麟没起效果，就调集军队，作大规模进攻热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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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江西布置对赤卫军进行“围剿”的蒋中才看到，日本人图谋华北已成事实，国际国内形势对他的“攘外须先安内”政策愈益不利。如果再不对日本人加以抵抗，向国人有所表示，恐怕等不到“安内”他就将淹没在大华民众的怒涛之中。
但蒋中才还是认为，把国内统一处于他的领导之下，才是最重要的。以现在国内的情况，怎么可能与日军对抗？粤派政府，把我挤下台，但又要我的军队去打日军。打日军肯定是败多胜少的，败了就是我们的责任，胜了是你们粤派这些唱高调人的功绩。这样的事，我是不干的。
汪精卫等人现在抗日的调子喊得挺高，不过是为了捞政治资本。外面跟着吵吵嚷嚷的人，知道个什么？
一些地方军队将领说是要北上抗日，还不是要名声、要钱。你们这些军队，什么时候听过中央的管理？真能放弃管辖地盘而北上？而现在中央政府既没钱、又没实力，也只能是“一边抵抗、一边交涉”了。抵抗，最多是为谈判争一点空间而已。最终还是要等日军与列强发生了直接冲突，欧美国家直接与日军打起来，或者给奖金物质支援我们与日军打，我们才能战胜。现在情势下，抗日是件长期的事情，首先要掌握实权和实力！
所以，蒋中才怎么算，都觉得他先把全国统一在他的领导下才是目前的目标，他的“安内”优先政策是没有错的。这些东洋人真是可恨，得了东北还不满足！害得他很被动！现在要应付这个局面，必须找出一个损失小、收益大的办法。
抗日，以抗日义勇军这样在东北小打小闹就很好了，以民间的名义反抗，这样政府的外交交涉也好说话，而且中央军实力没有损失。所以，他对曾经要杀掉的抗五军徐辉也表示了友好，给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宋子文在对科辉集团在税收上优惠一点，他知道了也没有反对，算是支持这些人到东北打仗吧。
不过对共济会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并且迅速发展，蒋中才还是很有戒心。但现在形势下，他不光不能直接提反对共济会，而且中央军都要作出抗日姿态。“剿匪”才是蒋中才眼中最重要的事，中央军调走一点，就最好让别的地方军队来顶上。
可眼下各地的部队虽口头上服从南京中央，实际上同床异梦，处于半独立状态，一个兵都不肯派出来“剿匪”。
正在此时，两广驻沪代表杨德昭表示，如果中央决心抗日，则广东愿负江西“剿匪”之责。这就启发了蒋中才，他想出了一个一箭三雕的妙计。他派黄绍游说两广，出兵剿匪，以让中央军抽兵“北上抗日”。
如两广答应派兵到江西，则中央军就分出点儿兵北上，应对张学亮的要求和全国舆论。这儿无论两广军与赤卫军谁家胜了，都替他蒋中才除去一块心病。如果两败惧伤，则中央军乘虚而入，剿灭赤卫军，吞并两广部队，此为上上策。如果两广军队拒绝行动，则正好替他分担不抵抗的罪名。
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内政部长黄绍奉蒋中才之命，率训练副监徐景唐亲赴广州，游说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由于黄绍门出两广，与陈济棠、李宗仁等有十几年交情，又一向被蒋视为颇有人缘。
广州军阀也不是白混的，当闻讯黄绍前来广州时，他们就已意识到了蒋的用心。黄绍抵达广州后，除了受到热情的接待和一些空空好话外，什么诺言也得不到。他们不是推说械弹不足，就是军费不够，就是不答应立即派兵去江西。
蒋中才见陈济棠不肯出兵，虽然气愤，却也无奈，只得广造舆论，推责任给两广军队。另一方面，蒋中才发电报给张学亮，说他准备派六个师北上抗日，还说要供应饷械，这让张学亮非常高兴。
实际是在热河告急后，蒋中才调去了参加”剿匪”的中央军黄杰第二师、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和刘勘第八十三师北上。
而张学亮兴冲冲派到南京去领“饷械”的代表，最终空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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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三龙他们消灭了日军袭击我军机场的特别分队，王亚樵才稍微出了一口气。但那个战斗主要是特别大队干的，他们敢死大队还是要按他的命令，加派人员进入东北，加强城市游击队的活动。二凤早就想到东北去“旅游”一番了（真是的，只有枪炮声，没有冰灯雪雕的，还这么想去！），这次还得到了王亚樵的鼓励，这下财迷也不好反对了。
三龙在上海有不少事要处理，只好先回上海，否则也想要去东北“旅游”的。
于是，二凤就与这一批潜入东北的敢死队员一起去了。说是去“护送”这批队员进东北，并且实地考察一下东北的风土人情，说得真的是旅游去一样。还答应“阿爸”，绝不惹事，可进了东北就把答应过的事忘到脑后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