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本站公告

    ?第二章

    朱赫来一边思考,一边从嘴里取下烟斗,小心地用指头按了按隆起的烟灰。烟斗已

    经灭了。

    屋子里十几个人在吸烟,灰色的烟雾宛如浮云,在天花板上的毛玻璃灯罩下面,在

    省委书记坐椅的上方缭绕。围着桌子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的人,看上去就像罩在薄雾中。

    胸口贴着桌子,坐在省委书记旁边的是托卡列夫老头。他气愤地捻着小胡子,偶尔

    斜眼瞅一下那个秃顶的矮个子,这家伙嗓子又尖又细,一直在罗里罗嗦地兜圈子,说些

    像鸡蛋壳一样空洞的废话。

    阿基姆看见了这个老钳工斜视的目光,这目光使他回想起童年——那时候他们家里

    有一只爱斗的公鸡,叫“专啄眼”。每当它准备进攻的时候,也是这样斜眼打量对手的。

    省党委的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秃头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他一边用敏捷的手指翻动文件,一边滔滔不绝地说:“……正是因为有这些客观原

    因,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才无法实现。我再说一遍,就是再过一个月,我们能够提

    供的木柴也不会超过四百立方米。至于完成十八万立方米的任务,那简直是……”秃头

    在挑选字眼,“乌托邦!”说完,小嘴巴一撇,露出一副抱屈的神情。

    接着是一阵沉默,仿佛持续了很久。

    朱赫来用指甲敲着烟斗,想把烟灰磕出来。托卡列夫说话了,他那低沉的喉音打破

    了沉默:“这没什么好磨嘴皮子的。你的意思是说:铁路林业委员会过去没有木柴,现

    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是这样吗?”

    秃头耸了耸肩膀。

    “很抱歉,同志,木柴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没有马车往外运……”小矮个子哽

    住了。他用方格手绢擦了擦光秃秃的脑袋,擦完之后,好久也找不到衣袋,就焦躁地把

    手绢塞到皮包底下去了。

    “您都采取了些什么措施运送木柴呢?原来领导这项工作的那些专家搞了鬼,可是

    他们给抓起来好些日子了。”坐在角落里的杰涅科说。

    秃头朝他转过身来,说:“我已经向铁路管理局打了三次报告,说没有运输工具就

    不可能……”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的话:“这我们早就听说了,”老钳工轻蔑地哼了一声,狠狠地

    瞪了秃头一眼。“拿我们当傻瓜还是怎么的?”

    这一问,吓得秃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可不能负责。”秃头回答的声音已经低了下来。

    “但是,他们在离铁路很远的地方伐木,这事您知道吧?”

    阿基姆问。

    “听说过,不过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别人辖区里的事,我是不能向上级报告的。”

    “您手下有多少工作人员?”工会理事会主席向秃头提了一个问题。

    “大约二百人。”

    “这帮饭桶每人一年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冒火了,使劲啐了一口。

    “铁路林业委员会全体人员都领头等口粮,我们让城里的工人把口粮节约下来给你

    们,可你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拨给工人的那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儿去了?”工会

    理事会主席继续追问。

    四面八方都向秃头提出各种各样尖锐的问题,可是他对这些问题却一味支吾搪塞,

    就像对付逼债的债主一样。

    这家伙滑得像条泥鳅,根本不正面回答问题,两只眼睛却不停地东张西望。他本能

    地感觉到危险逼近了。他又心虚,又紧张,现在他只有一个愿望——赶快离开这里回家,

    家里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他那风韵犹存的妻子正在读保罗·德·科克[保罗·德

    ·科克(1794—1871),法国作家。——译者]的小说消遣,等他回去吃晚饭。

    朱赫来一面注意听秃头的回答,一面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认为,应当对这个人做

    更深入的审查,他不是工作能力低的问题。我已经掌握了他的一些材料……不必再同他

    谈下去,让他滚开,咱们好干正事。”

    省委书记读完接到的纸条,向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站起来,走到外屋去打电话。他回来的时候,省委书记已经念到决议的结尾:

    “……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公然消极怠工,故撤销其职务,并将此案交侦查机关

    审理。”

    秃头本来以为不会这么便宜他。不错,指责他消极怠工,撤了他的职,说明对他是

    不是可靠产生了怀疑,不过,这终究是小事一桩。至于博亚尔卡的事情,他是不用担心

    的,又不是他辖区里的事。“呸,真见鬼,我还以为他们摸到我的什么底了呢……”

    他差不多完全放下心来了,一边往皮包里收拾文件,一边说:“也好,反正我是一

    个非党专家,你们有权不信任我。但是我问心无愧。要是有什么工作我没有做到,那只

    是因为力不从心。”

    谁也没有答理他。秃头走出房间,急急忙忙跑下楼梯,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拉开了

    临街的大门。就在门口,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公民,您贵姓?”

    秃头吓得心都要蹦出来了,结结巴巴地说:“切尔……温斯基……”

    在省委书记的办公室里,那个“外人”走出去之后,十三个人全把脑袋紧紧地凑到

    大桌子上面来了。

    “你们看……”朱赫来用手指按着摊开的地图说。“这是博亚尔卡站,离车站七俄

    里是伐木场。这儿堆积着二十一万立方米木柴。一支劳动大军在这儿干了八个月,付出

    了巨大的劳动,结果呢——咱们被出卖了,铁路和城市还是得不到燃料。木柴要从六俄

    里以外的地方运到车站来。这就至少需要五千辆大车,整整运一个月,而且每天要运两

    趟。最近的一个村庄在十五俄里以外,而且奥尔利克匪帮就在这一带活动……这是什么

    意思,你们明白了吧?……再看,按照计划,伐木应该从这儿开始,然后向车站方向推

    进,可是这帮坏蛋反而把伐木队往森林里引。他们的算盘打得倒挺如意:这样一来,咱

    们就不能把伐倒的木头运到铁路沿线。事实上也是这样,咱们连一百辆大车也弄不到。

    他们就是这样整咱们的!……这一招跟搞暴动没有什么两样。”

    朱赫来紧握着的拳头沉重地落在打了蜡的地图上。

    对于日益逼近的威胁,朱赫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在座的十三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

    冬天已经到了大门口。医院、学校、机关和几十万居民都只能听任严寒的摆布。车站挤

    满了人,像一窝蚂蚁,而火车却只能每星期开一次。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朱赫来松开了拳头,说:“同志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在三个月的期限内,从车

    站到伐木场修一条轻便铁路,全长是七俄里。争取在一个半月之内,就把铁路修到伐木

    场的边缘。这件事我已经研究了一个星期。要完成这项工程,”朱赫来焦干的嗓子变得

    沙哑了。

    “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普夏—沃季察有现成的铁轨和七个火车头,

    是共青团员们在那儿的仓库里找到的。战前想从那儿铺一条轻便铁路到城里来。不过,

    工人们在博亚尔卡没有地方住。当地只有一所破房子,过去是林业学校。工人只好分批

    派去,两个星期轮换一次,时间长了受不了。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调上去,怎么

    样?”

    他没有等回答,接着说:“共青团要把能派出的人都派去,首先是索洛缅卡区的团

    员和城里的一部分团员。任务十分艰巨,但是只要跟同志们讲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拯救

    全城和铁路,他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铁路局长怀疑地摇了摇头。

    “这么干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吧。在这么荒凉的地方铺七俄里长的铁路,又赶上现

    在是秋天,雨水多,眼看就要上冻了。”他有气无力地说。

    朱赫来连头也没有回,不客气地说:“你要是早把伐木工作管好,就没这些事了,

    安德列·瓦西里耶维奇。铁路支线一定要建成。总不能抱着肩膀,干等着冻死。”

    丽达的日记本里新写了满满两页纸:

    组织人力去修轻便铁路的动员工作已经进行两天多了。

    索洛缅卡区的团组织几乎整个都派去。团省委委员去三个人——杜巴瓦、潘克拉托

    夫和柯察金,由此可见这项工程多么重要。这三个人是朱赫来同志亲自选中的。我和阿

    基姆曾两次去他那里,一起商量了好久。他说,这项工程极其艰苦,如果失败,那就要

    大难临头。后天有一列专车送工人到工地去。

    昨天召开了去工地的党团员会议,托卡列夫发表了精彩的演说。省党委把领导这项

    工程的重任托付给这位老人,这个人选太恰当了。总共有四百人要去,其中共青团员一

    百名,党员二十名,工程师和技术员各一名。今天扎尔基和柯察金到交通专科学校去动

    员学生。是的,是柯察金。要不是图夫塔吹毛求疵,挑起事端,我还真不知道他就是谢

    廖沙常常谈起的那个保尔。图夫塔因为挟嫌泄私愤,在常委会上受到申斥的处分。就是

    在常委会上,他也没有完全放弃指责保尔。事情发生在积极分子会议上。

    当时正在挑选去工地的人员。图夫塔突然对保尔的任命提出异议。他的理由让我们

    全都感到吃惊。图夫塔说,保尔同资产阶级分子有联系,加之过去参加过反对派,因此,

    不能让他担任小队的领导。

    我看着保尔。当图夫塔应大家的要求,提出证明,进行解释的时候,保尔的目光由

    惊奇变成了愤怒。图夫塔说的是:粉碎反革命阴谋那次,图夫塔和保尔编在同一个分队

    里,他们到一个教授家去搜查。这个教授的女儿原来是保尔的熟人。图夫塔偷听到她和

    保尔的谈话,她问保尔:“真的是您让人来搜查我家的吗,柯察金同志?要真是这样,

    对我便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您对我们家好像是相当了解的。”保尔回答说,如果在你们

    家什么可疑的人都搜不出来,分队会离开的。图夫塔要求保尔说清楚,他跟资产阶级小

    姐怎么会这么亲近熟悉。

    保尔表现得不错。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这在他是不容易的。他是这样回敬图夫

    塔的:“同志们,如果是你们当中任何一个别的人说我这种闲话,我是会很恼火的。现

    在是图夫塔说,那就是另一码事了。眼下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而这位同志不是和大家

    共同做好工作,却在那里乱咬人,这是为什么呢?只有天知道。朋友们,我当然是要解

    释清楚的,不过不是向他,而是向你们大家。事情很简单,一九二○年,我在这个教授

    家中寄住过一阵子,这就相互认识了呗。这家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至于我过去犯的政

    治错误,我一直牢记心间。没有一位同志再翻过老帐。图夫塔现在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等到了工地,我们会有机会来证明这一点的。”

    保尔的话给打断了,大家不让他再说下去。图夫塔受到申斥的处分。我想在保尔去

    博亚尔卡之前同他见一次面。

    交通专科学校两层楼的大楼房里闹哄哄的一片,各年级的头头在召集学生开全体会

    议。有人拽了一下保尔的袖子。

    “你好,保尔,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打招呼的是一个目光严肃的小伙子,他戴

    着学校的制帽,帽子底下耷拉下来一绺波浪形的鬈发。

    小伙子名叫阿廖沙·科汉斯基,与保尔同年,是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的哥哥也在阿

    尔焦姆工作的机车库当钳工。科汉斯基一家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小伙子也

    不赖,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读完了技工学校高级班,又到基辅来上学。阿廖沙长话短说,

    向保尔讲了讲他上学的经过和波折:“咱们城里来了六个人。这些人你大概都认识,有

    舒拉·苏哈里科、扎利瓦诺夫、沙拉蓬,就是那个小滑头,独眼龙,记得吧?还有萨什

    卡·切博塔里、万卡·尤林。他们几个,一路上吃的东西,家里全给准备得好好的,又

    是果酱,又是香肠,又是烙饼,七七八八一大堆。我呢,塞了一盒子黑面包干就上路,

    再也没有别的可带的。这几个中学生,一路上一个劲儿耍笑我。把我气得要命,恨不得

    狠狠揍这几个坏蛋一顿。别看他们有五个狗东西,我兴许要吃亏,可捞到一个我算够本。

    实在叫人受不了。听他们说的:‘龟孙子,你往哪儿钻哪?傻瓜,呆家里抠土豆去吧。’

    唉,算了。总算到了基辅。

    他们全都带着介绍信,去找这个长那个长。我一口气跑到军区参谋部。我想当飞行

    员。睡觉做梦我都能梦见在半空中打转转。”

    保尔微微一笑,开玩笑地问阿廖沙:“地下就挤不下你了?”

    阿廖沙也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说:“参谋部的人也这么说:‘你干吗非

    要穿云破雾呢?还是地下保险。’他们都取笑我。我连县团委的介绍信都带着呢,请他

    们帮助我进空军。我们家还住过一个搞军需供应的政委,叫安德列耶夫。他也在介绍信

    背面写了几句。一字不差,这么写的:‘本人认为科汉斯基同志有觉悟。总的说是个棒

    小伙子。脑袋瓜也挺灵。出身工人家庭。他想开飞机,那就让他去学嘛,可以支援世界

    革命嘛。’下面的签名是:‘第一三○博贡师军需队政委安德列耶夫’。”

    保尔打心眼里乐开了。阿廖沙也哈哈大笑,引得一帮学生围拢过来。阿廖沙边笑边

    继续说:“是啊,飞行员的事没办成。参谋部里的人向我解释说,眼下没有飞机让我开。

    要是先学点技术,倒可以,飞机嘛,啥时候开都不晚。我就跑这里来了,递了申请书。

    结果呢,入学要考试。那五个家伙也在这里。考试两个礼拜之后进行。我一看——大事

    不妙。一个名额八个人争,来的还大多是城里人。有的找到教授先来一遍模拟考试,有

    的像我们这几位,都是中学七年级毕业。我赶紧翻书,恢复恢复记忆。还要去打工,卸

    一车皮木柴,够两天吃的。后来木柴没有卸的了,只好勒裤腰带。而我们那几位呢,成

    天忙着跑剧院,深更半夜才回宿舍。宿舍本来冷冷清清的,学生们差不多都去度暑假了。

    可只要这几个家伙一回来,就甭想再看书:叫啊,闹啊,笑啊。扎利瓦诺夫领他们去轻

    歌剧院,介绍他们认识了一些女演员。三天工夫,她们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掏了个精光。

    等到没东西下肚了,这帮混蛋就来个顺手牵羊,牵走了一个外地考生的四十只鸡蛋,又

    趁我不在,一顿嚼光了我剩下的一点面包干。

    “考试的一天终于到了。第一门考的是几何。发的试卷上都盖了图章,三十五分钟

    解习题。我看看黑板上的试题,全会做。再瞧瞧那几个中学生,一个个傻了眼,都在绞

    脑汁呢。

    愁眉苦脸,龇牙咧嘴的,又好像他们椅子上有人钉了几只尖木桩,坐也不是,不坐

    也不是。沙拉蓬那个汗哪,劈里啪啦往下掉。他那副傻瓜嘴脸,一只独眼溜东溜西的。

    我心里寻思,狗娘养的,这可不像你拧姑娘大腿那么容易。”

    阿廖沙笑得喘不过气来,又接着说下去:“我解完了题,站起来,准备交给教授。

    苏哈里科和扎利瓦诺夫压低嗓门,老鼠似的吱吱叫唤:‘递张小抄过来。’“我径直朝

    桌子走去,路过切博塔里身旁。他在小声咒骂我,骂得可难听了。两天下来,他们各得

    了四个两分,退出了考试。我沉住气继续考。他们在干什么呢?有一次苏哈里科来找我,

    说:‘别在这里泡啦。我们私下里从老师那儿打听到,你有两个两分。反正考不取。跟

    我们一起报建筑专科学校吧,那里容易取。现在还来得及。’我差点信了他的话,不过

    并没有放弃考试。反正只剩下两门了,考完再说。结果呢,他们是糊弄我。我考取了,

    他们几个进了专科学校附设的二年制技校,这样就可以蒙骗家里人。入学没有要他们考

    试,因为技校只要求中学二年级的文化。他们领到了学生证、免票卡。如今哪条铁路线

    上都少不了他们。跑单帮,投机倒把,腰包塞得鼓鼓的。有了钱就大吃大喝。在城里已

    经搬了三次家。

    到哪儿都闹事,酗酒,让人家撵出来。尤林也尽量躲着他们,他进了建筑专科学

    校。”

    走廊上越来越挤。人不断往大教室去。保尔和阿廖沙也往那里去。路上,阿廖沙又

    想起了什么,笑得喘不上气来,说:“前不久尤林顺路去看他们。他们在赌牌。尤林也

    凑热闹,没想到赢了。你猜怎么着?他们把他的钱抢过去,还狠揍了一顿,又赶出了门。

    这真叫活该。”

    宽敞的大教室里,会议一直开到半夜,做争取多数人的工作。扎尔基发了三次言。

    去建筑工地的事,多数学生听都不想听。身穿校服、戴着锤子领章的学生叫喊起哄,两

    次破坏了投票。扎尔基在这里没有依靠对象。两个团员对五百个学生,学生中三分之二

    又都是“爹妈的宝贝疙疸”。民主空气最好的是一年级,那里的头是阿廖沙。机械系一

    年级的头达尼洛夫也支持去工地。他是一个长着一对充满幻想的眼睛的青年。这两个年

    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到了第二天早晨,学校团支部才答应派四十名学生去修铁路。

    最后几只工具箱搬上了火车。乘务员也都站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天下着蒙蒙细雨。

    丽达的皮夹克湿得发亮,雨珠像小玻璃球一样从上面滚下来。

    丽达在送别托卡列夫,她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轻声说:“祝你们成功。”

    老人的眼睛从灰白的长眉毛下面亲切地看了看她。

    “是呀,真***给咱们找麻烦。”他咕哝了一句。“你们在这儿看着点。要是谁

    跟我们扯皮,你们看准地方,就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这帮废物干什么都拖拖拉拉的。好

    了,孩子,我该上车了。”

    托卡列夫裹紧了短外衣。就在他临上车前,丽达像是无意地问:“怎么,难道保尔

    不跟你们一起去吗?他怎么不在这儿呢?”

    “他昨天就坐轧道车走了,跟技术指导员打前站去了。”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站台匆匆朝这边走来,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安娜·博哈特,她把

    短外套很随便地披在身上,纤细的手指夹着一支熄了的香烟。

    丽达注视着这三个人,又向托卡列夫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保尔跟你学得怎么

    样?”

    托卡列夫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什么学得怎么样?那小伙子不是一直归你管的吗?

    他常跟我提到你,夸起来没个完。”

    丽达仔细听着,有点不大相信老人的话。

    “是这样吗,托卡列夫同志?他说他跟我学过的东西,都要上你那儿再学一遍。”

    老人大笑起来。

    “上我那儿?……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过。”

    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放我们的大叔上车

    吧,这样不行啊!没有他我们可怎么办呢?”

    这个捷克人还想说些什么,但是一看见走到跟前的那三个人,便不再做声了。他在

    瞬息间同安娜的不平静的眼神接触了一下,看到她对杜巴瓦露出惜别的微笑,觉得心里

    很不是滋味,便迅速离开了车窗。

    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深秋,一望无际的

    森林里,树叶全落了。老榆树阴郁地站着,把满身皱纹藏在褐色的苔藓下面。无情的秋

    天剥去了它们华丽的盛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一条新修的路基从车站的石头货台伸向森林。路基周围

    是蚂蚁一样密集的人群。

    讨厌的粘泥在靴子底下扑哧扑哧直响。路基两旁的人们狠劲地挖着土。铁器发出沉

    重的撞击声,铁锹碰着石头,铿然作响。

    雨像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又细又密,下个不停。冰冷的雨水渗进了衣服。雨水也冲

    走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如同稠粥从路基上淌下来。

    湿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们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离开工地。

    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长,不断伸向密林深处。

    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房的空架子,凄凉地立在那里。里面的东西,凡是

    撬得下、拆得开、砸得动的,早就被洗劫一空了。门窗成了张口的大洞;炉门成了黑窟

    窿。房顶也破烂不堪,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

    唯一没有遭劫的是四个房间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个人就穿着里外湿透、

    溅满泥浆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觉。大家在门口拧衣服,脏水一股股流下来。他们用最难听

    的话咒骂这恶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面上薄薄地铺了一层干草,他们紧挨着睡

    在上面,相互用体温取暖。衣服冒着气,但是从来没有干过。雨水渗过挡窗洞的麻袋,

    滴落到地上。雨点像密集的霰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冷风不断从破门缝里吹进来。

    厨房是一座破旧的板棚。早晨大家在这里草草吃完茶点,就到工地上去。午饭是单

    调得要命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样黑的面包。

    城里能够供应的只有这些东西。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个高个子的干巴老头,脸上有两

    道很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个子不高,但是很壮,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

    鼻子。

    他们俩住在火车站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肃反工作人员霍利亚瓦的小房间里。

    霍利亚瓦长着两条短腿,像水银一样好动。

    筑路工程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经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处伸展。

    工程队里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过了几天,又跑了五个。

    筑路工程刚进行一个多星期,就受到了第一次打击——有一天晚上,火车没有从城

    里运面包来。

    杜巴瓦叫醒了托卡列夫,向他报告了这件事。

    工程队党组织书记托卡列夫坐起来,把两条长毛腿垂到地板上,使劲地搔着胳肢窝。

    “真会开玩笑!”他一边咕哝,一边迅速穿上衣服。

    霍利亚瓦像球一样跑进房间来。

    “快去挂电话,要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接着又叮咛杜巴瓦:“面包的事,

    你对谁也不许说。”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利亚瓦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终于同特勤部副部长朱

    赫来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听他跟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什么?面包没送到?我马上就查,看是谁干的。”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的怒吼声。

    “你说吧,明天我们拿什么给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话筒里喊。

    朱赫来显然在考虑怎么办。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来说:“面包我们连

    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刚透亮,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着一袋装面包。小利特克疲

    惫地从车上爬下来,他因为一夜没有睡觉,脸色很苍白。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送来通知,说枕木用完了。城里

    也找不到车辆,不能把铁轨和小火车头运到工地上来,而且发现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

    修。第一批筑路人员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员还没有着落;现有的人员已经筋疲

    力尽,要把他们留下来再干,是不可能的。

    旧板棚里点着一盏油灯,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一直到深夜还没有散。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到城里去了,还带着六个人去修理火

    车头,运铁轨。克拉维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这次派他到供应部门去当监督员,其余的

    人都到普夏—沃季察去。

    雨还是下个不停。

    保尔费了好大劲才把脚从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那只烂靴底

    掉下来了。他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

    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来了,他只好光着脚

    板泡在刺骨的泥泞里。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没法干。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绝望地

    看了看。虽然他已经发誓不再骂人,但是这次却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着破靴子朝板棚

    走去。他在行军灶旁边坐了下来,打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木了的脚伸到炉子

    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个养路工人的妻子,在这里给厨师打下手。这

    个一点也不老的妇女可真是得天独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样宽,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

    粗又壮,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你怎么啦,等饭吃哪?还早呢。你这

    小伙子准是偷懒溜出来的。你把脚丫子伸哪儿去啦?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

    她训斥着保尔。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解释了一下他到厨房来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说:“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让他帮帮

    你的忙吧,没鞋穿就别想要命了。”

    奥达尔卡听厨师这样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我把您错当成懒虫了。”她抱歉地说。

    保尔笑了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着那只靴子。

    “我们当家的才不补它呢。——不顶事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

    吧,可别冻坏了脚。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冻,那您可够受的。”奥

    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

    穿上了暖和的套鞋。这时,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养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从城里回来,窝着一肚子火。他把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亚瓦的房间里,向

    他们讲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处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车轮都没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转。对那些反动家伙,

    看来咱们还是抓少了,一辈子都得碰上这号人。”老人对屋里的人说。“同志们,我就

    跟你们明说了吧:情况糟透了。到现在换班的人还没凑齐,能派来多少也不知道。转眼

    就要上大冻。上冻前,豁出命来也要把路铺过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动。

    就是这样,同志们,城里那帮捣鬼的家伙,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呢,要在这儿加油

    干,快干。哪怕脱五层皮,也要修好。要不,咱们还叫什么布尔什维克呢?只能算草

    包。”托卡列夫的声音铿锵有力,完全不是平时那种沙哑的低音。紧锁着的眉毛下面,

    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说明他坚定不移,下决心干到底。

    “今天咱们就召开党团员会议,向同志们讲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团的

    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儿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

    叠成四折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潘克拉托夫肩头看过去,纸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继续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运出以后方能换班。

    共青团省委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板棚里挤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个人都挤在这里。人们靠板壁站着,有的上了桌子,

    甚至灶上也有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讲话不长,但是最后一句一下子叫大家凉了半截:

    “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里去。”

    老人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强调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

    这个手势把大家摆脱污泥、返回城里同家人团聚的希望扫得精光。一开始,会场里

    一片喊叫声,什么也听不清。人体晃动着,暗淡的灯光也跟着摇曳起来。昏暗中看不见

    人们脸上的表情。吵嚷声越来越大。有的人憧憬着谈论起“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愤

    地叫喊着,说太疲劳了。更多的人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人声明要离队。他连喊带骂,从角落里发出忿忿不平的声音:“去***!

    我一天也不在这儿待了!罚犯人做苦工,那是因为他们犯了罪。可凭什么罚我们?逼我

    们干了两星期,也就够了。没那么多傻瓜。谁做了决议,谁自己来干。谁乐意在污泥里

    打滚,谁就去打滚好了,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

    小差的人。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一张气歪了的脸和张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

    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不怕,又不是贼。”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那儿胡说八道?谁说党给的任务是苦工?”他瓮声瓮气地说,严峻地扫视着

    站在周围的人群。“弟兄们,咱们说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要是咱

    们从这儿溜走,许多人就得冻死。弟兄们,咱们赶紧干完,就可以早点回去。当逃兵,

    像这个可怜虫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刚才那个人

    的声音打断了:“那么,非党非团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说。

    那个家伙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挤了过来。他扔出一张小卡片,卡片像

    蝙蝠一样在桌子上方翻了一个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弹了回来,立着落在桌子

    上。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吧,我可不为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叱骂声淹没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

    “钻到共青团里来,想的就是升官发财!”

    “把他撵出去!”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个传播伤寒病的虱子!”

    扔团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样闪向两旁,放他过去。

    他一走出去,门就呀的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团证,伸到小油灯的火苗上。

    卡片烧着了,卷了起来,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圆筒。

    森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人迅速逃离破旧的板棚,钻进了黑漆漆的森林。人们

    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上。人们划亮火柴,

    用衣服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到胶合板上写着:

    滚出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赖着不走,就叫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

    你们斩尽杀绝,对谁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头目切斯诺克。

    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里的人物。

    在丽达的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本没有合上的日记。

    12月2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天很冷。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一起

    走着。

    “我就喜欢初雪。一派寒冬景象!多么迷人,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起了在博亚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我对寒冬和这场雪丝毫没有好感,相反,

    只觉得心里烦恼。我向他解释了原因。

    “这种想法很主观。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应该认为,比方说在战时,笑

    声和一切乐观的表现都是不许可的。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这样。悲剧只发生在前线,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胁。

    然而即便在前线,也还有笑声。至于远离前线的地方,生活当然还是照旧:嬉笑、眼泪、

    痛苦、欢乐、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风波、爱情……”

    从奥利申斯基的话中,很难听出哪句只是说着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

    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着是西欧式的,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点香水。他就住

    在我们这幢楼中谢加尔那套房间里。晚上常常来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

    住过很长时间,知道西方的许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因为他

    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女人,其次才看作一个党内同志。诚然,他并不掩饰他的意图和思想

    ——他在说实话上,倒是有足够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

    情意表达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欢他。

    对我来说,朱赫来那种略带粗犷的朴实,比起奥利申斯基的西欧式的风雅来,不知

    要亲切多少倍。

    我们从博亚尔卡收到了一些简短的报告。每天铺路一百俄丈。他们把枕木直接铺在

    冻土上,放在刨出来的座槽里。那里总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人员已经有一半逃

    走了。环境确实很艰苦。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他们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经一个星期了。那里有七个火车头,他们只修好了

    五个。其余的没有零件了。

    电车公司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控告他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从普夏—沃季察

    开到城里来的全部电车。他把乘客动员下来,把铺支线用的轶轨装到车上,然后沿着城

    里的电车线路把十九辆车统统开到火车站。他们得到了电车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车站,索洛缅卡区的一群共青团员连夜把铁轨装上了火车,杜巴瓦带着他那一

    帮人把铁轨运到了博亚尔卡。

    阿基姆拒绝把杜巴瓦的问题提到常委会上讨论。杜巴瓦向我们反映,电车公司的官

    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简直不像话。他们顶多只肯给两辆车,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可是图

    夫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该把游击作风扔掉了,现在再这么干,就要蹲监狱。难道不

    能跟他们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杜巴瓦发那么大的火。

    “你这个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呢?坐在这儿,喝饱了墨

    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调。我不把铁轨送到博亚尔卡,就要挨骂。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

    上去,请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这儿碍手碍脚,惹人讨厌!”杜巴瓦暴跳如雷,整

    个省委大楼都可以听到他的吼声。

    图夫塔写了一个要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暂时出去一下,单独同他

    谈了大约十分钟。图夫塔从阿基姆房间出来的时候,满脸通红,怒气冲冲。

    12月3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这回是铁路肃反委员会送来的。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

    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在莫托维洛夫卡车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门窗。当他们把拆下来的东西

    往火车上搬的时候,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想逮捕他们。但是他们缴了他的枪,直到

    火车开动了,才把退空了子弹的手枪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另外,铁路局物资处控告

    托卡列夫擅自从博亚尔卡仓库提出二十普特钉子,发给农民作为报酬,让农民帮他们从

    伐木场运出长木头,代替枕木使用。

    我跟朱赫来同志谈了这两件事,他笑笑说:“这些控告咱们都给顶回去。”

    工地上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是宝贵的。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

    要施加压力。我们常常要把那些专门制造障碍的人拉到省委来。工地上的同志们不守常

    规的事越来越多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送来了一个小电炉。我和奥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间里

    并没有因为有了电炉而暖和一些。

    那么在森林里人们怎样捱过这样的夜晚呢?奥莉加说,医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

    出被窝。他们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你错了,奥利申斯基同志,前线的悲剧也就是后方的悲剧!

    12月4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报告说,博亚尔卡工地全都给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下来。

    人们在清除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

    以前完成,把路铺到伐木场边缘。据说,这个决定传达到博亚尔卡的时候,托卡列夫的

    回答是:“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一定按期完工。”

    关于保尔,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居然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控告”,这倒是

    怪事。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同我见面。

    12月5日

    昨天匪徒袭击了工地。

    马在松软的雪地上谨慎地迈着步子。马蹄偶尔踩在雪下的枯枝上,树枝折断,发出

    劈啪的响声。这时马就打个响鼻,闪到一边去,但是抿着的耳朵挨了一枪托后,又急步

    赶上前去。

    大约有十个人骑着马,翻过了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地,丘陵地的前面是一长条没有

    被雪覆盖的黑色地面。

    他们在这里勒住了马。马镫碰在一起,当地响了一声。领头的那匹公马使劲抖动了

    一下身体,长途跋涉使它浑身冒着热气。

    “他们人真***来得不少,”领头的人用乌克兰话说。

    “咱们狠狠吓唬他们一下。大头目下令,一定要让这群蝗虫明天全都滚蛋。眼看这

    帮臭工人就要把木柴弄到手了……”

    他们排成单行,沿轻便铁路两侧朝车站走去,慢慢地靠近了林业学校旁边的一片空

    地。他们隐藏在树背后,没有敢到空地上来。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团像松鼠似的,从那棵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上

    滚落下来。短筒枪贴着树身,吐出火光,子弹打在墙上,泥灰纷纷掉在地上,潘克拉托

    夫他们运来的玻璃窗也被打得粉碎。

    枪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立即跳了起来,但是一见房间里子弹横飞,又

    都卧倒了。

    有人压在别人身上。

    “你要上哪儿去?”杜巴瓦一把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

    “出去。”

    “趴下,傻瓜!你一露头,就会把你撂倒。”杜巴瓦急促地低声说。

    他俩紧挨着躲在大门旁边。杜巴瓦紧贴在地上,一只手握着手枪,伸向门口。保尔

    蹲着,手指紧张地摸着转轮手枪的弹槽,里面只有五颗子弹了。他摸到空槽,便把转轮

    转了过去。

    射击突然停止了。接着是一片令人惊奇的寂静。

    “同志们,有枪的都到这边来。”杜巴瓦低声指挥那些伏在地上的人。

    保尔小心地打开了门。空地上连人影也没有,只有雪花缓慢地飘舞着,落向地面。

    森林里,十个人狠命抽着马,逃走了。

    午饭的时候,城里飞快地开来一辆轧道车。朱赫来和阿基姆走下车来。托卡列夫和

    霍利亚瓦在站台上迎接他们。车上卸下一挺马克沁机枪、几箱机枪子弹和二十支步枪。

    他们急急忙忙地向工地走去。朱赫来的大衣下摆擦在地面的积雪上,留下了一道道

    锯齿形的曲线。他走起路来像熊一样,左右摇晃。老习惯还是改不了:两条腿总像圆规

    似的叉开着,仿佛脚下仍然是颠簸的甲板。阿基姆个子高,步子大,能跟得上朱赫来,

    托卡列夫走一会儿,就要跑几步,才能跟上他们。

    “匪徒的袭击——还是次要问题。眼前有个山包横在路上,倒是麻烦事,这么个大

    家伙叫我们碰上了,真***晦气!得挖很多土方才行。”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背过身子,两手拢成小船的样子,挡住风,点着烟,赶紧抽了

    两口,又去追赶前边的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继续往前走。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这条支线你们能按期修好吗?”

    托卡列夫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你知道,老弟,一般说来是不能按期

    修好的,但是不修好也不行。问题就这么明摆着。”

    他们赶上朱赫来,三个人并排走着。托卡列夫很激动地接着说:“问题难,就难在

    这里。工地上只有我和帕托什金两个人心里清楚,这个地方条件这样差,人力和设备又

    这样少,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时全体筑路人员都知道,不按期完工绝对不行。

    所以我上回才说: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就一定完成任务。现在你们亲眼看看吧!我

    们在这儿挖土已经快两个月了,第四班眼看又要到期,可是基本成员一直没换过班,完

    全靠青春的活力支持着。这些人当中,有一半受了寒。看着这些小伙子,真叫人心疼。

    他们是无价之宝……有些人连命也会断送在这个鬼地方,而且不止一两个人。”

    从车站起,已经有一公里铁路修好了。

    往前,大约有一公里半,是平整好的路基,上面挖了座槽,座槽里铺着一排长木头,

    看上去像是被大风刮倒的栅栏。

    这就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小山包跟前,是一条刚平出来的路面。

    在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他们四十个人正在铺枕木。一个留着红

    胡子的农民,穿一双新的树皮鞋,不慌不忙地把木头从雪橇上卸下来,扔在路基上。再

    远一点的地方,也有几个这样的雪橇在卸木头。地上放着两根长长的铁棍,代替路轨,

    用来给枕木找平。为了把路基夯实,斧子、铁棍、铁锹全都用上了。

    铺枕木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很费工夫。枕木要铺得既牢固又平稳,使每根枕木都承

    受铁轨同样的压力。

    这里懂得铺路技术的只有筑路工长拉古京一个人。这位老同志虽然五十四岁了,却

    一根白头发也没有,黑黑的胡子从中间向两边分开。他每次都自愿留下,现在已经是干

    第四班了。他跟年轻人一样忍受饥寒困苦,因此,在筑路队里受到普遍的尊敬。党组织

    每次开会,都邀请这位非党同志(他是塔莉亚的父亲)出席,请他坐在荣誉席上。为此,

    他很自豪,发誓决不离开工地。

    “你们说说看,我怎么能扔下你们不管呢?我一走,你们会搞乱的,这儿需要有人

    照看,需要实践经验。我在俄罗斯跟枕木打了一辈子交道……”每到换班的时候,他都

    和蔼地这样说,于是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了下来。

    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很少到他这个工段来检查工作。当朱赫来他们三个人走到正在

    劳动的人群跟前时,累得浑身冒汗、满脸通红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子砍着安放枕木的座

    槽。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认出了这个码头工人。他瘦多了,两个大颧骨显得更加突出,脸

    也没有好好洗过,看上去又黑又憔悴。

    “啊,省里的大人物来了!”说着,他把热乎乎、湿漉漉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的声音停了下来。阿基姆看见周围的人脸色都很苍白。人们脱下的大衣和皮袄

    就放在旁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跟拉古京说了几句话,就拉着潘克拉托夫一起,陪刚来的朱赫来和阿基姆

    向小山包走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肩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讲讲,你们在莫托维洛夫卡整肃反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你们把

    人家的枪都缴了,你不认为这做得有点过火吗?”朱赫来严肃地问这个不爱做声的码头

    工人。

    潘克拉托夫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我们缴他的枪,是跟他商量好的,他自己

    要我们这么干的。这小伙子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把情况如实跟他一摆,他就说:‘同

    志们,我没有权力让你们把门窗卸走。捷尔任斯基同志有命令,严禁盗窃铁路财产。这

    儿的站长跟我结了仇,这个坏蛋老偷东西,我总是干涉他。要是我让你们把门窗拿走,

    他一定会上告,我就要到革命法庭受审。最好你们先下了我的枪,再把东西运走。站长

    不上告,就算没事了。’于是我们照他说的办了。我们又没把门窗往自己家里拉!”

    潘克拉托夫看到朱赫来眼睛里露出一丝笑意,又补充说:“朱赫来同志,要处分就

    处分我们吧!您可千万别难为那个小伙子。”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今后再这样干可不行——这是破坏纪律的行为。我们完全有

    力量通过组织手段粉碎官僚主义。好了,现在谈谈更重要的事吧。”于是朱赫来把匪徒

    袭击的详情询问了一遍。

    在离车站四公里半的地方,筑路的人们挥动铁锹,猛攻坚硬的冻土。他们要劈开挡

    在面前的小山包,修出一条路来。

    工地周围,有七个人担任警戒。他们随身带着霍利亚瓦的马枪和保尔、潘克拉托夫、

    杜巴瓦、霍穆托夫的手枪。筑路队的全部武器都在这里了。

    帕托什金坐在斜坡上,往本子上记着数字。工地上只剩下他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了。

    他的助手瓦库连科怕被土匪打死,宁可受法办,也不在这里干,一清早开小差溜回城里

    去了。

    “挖开这个山包,要花半个月的时间,地都冻了。”帕托什金低声对他面前的霍穆

    托夫说。霍穆托夫是个动作迟缓、总皱着眉头、不大爱讲话的人。他一听这话,生气地

    用嘴咬着胡子梢,回答说:“全部工程限我们二十五天完成,光挖山包您就计划用十五

    天,这怎么成!”

    “这个期限定得不切合实际。”帕托什金说。“不错,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的条

    件下筑过路,也没同这样的筑路工人共过事。因此,我也可能估计错,以前就错过两回

    了。”

    这时,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近了小山包。斜坡上的人发现了他们。

    “瞧!谁来了?”铁路工厂的旋工彼佳·特罗菲莫夫,一个斜眼的小伙子,用露在

    破绒衣外面的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指着坡下刚来的人说。保尔连铁锹也没有顾得放下,

    立刻向坡下跑去。他的两只眼睛在帽檐下热情地微笑着,朱赫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握

    的时间比谁都长。

    “你好啊,保尔!瞧你这身衣服,大的大,小的小,简直认不出你来了。”

    潘克拉托夫苦笑了一下。

    “你没看他那五个脚趾头,行动有多一致,全在外面露着。

    这还不算,开小差的人还把他的大衣偷走了。亏得奥库涅夫是他们同一个公社的,

    把自己的破上衣给了他。不过不要紧,保夫鲁沙是个热血青年,他还可以在水泥地板上

    躺上一个星期,铺不铺干草都行,然后再进棺材。”码头工人怏怏不乐地对阿基姆说。

    黑眉毛、鼻子微翘的奥库涅夫调皮地眯起眼睛,反驳说:“我们才不让保夫鲁沙完

    蛋呢。我们可以推举他到厨房去,给奥达尔卡当后备火头军。他要不是傻瓜,那儿吃的

    也有,暖和地方也有——靠着炉子也行,挨着奥达尔卡也可以。”

    一阵哄笑淹没了奥库涅夫的话。

    这是今天他们发出的第一阵笑声。

    朱赫来察看了小山包,然后同托卡列夫、帕托什金坐雪橇到伐木场去了一趟,又转

    了回来。斜坡上的人还在坚持不懈地挖土。朱赫来望着飞舞的铁锹,望着弯腰紧张劳动

    的人群,低声对阿基姆说:“群众大会用不着开了,这儿谁也不需要进一步动员。托卡

    列夫,你说得对,这些人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朱赫来看着这些挖土的人,眼神里充满了喜悦、疼爱和庄严的自豪。就在不久以前,

    在那次反革命叛乱的前夜,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曾经扛起钢枪,投入战斗。现在,他

    们又胸怀一个共同目标,要把钢铁动脉铺到堆放着大量木柴的宝地去,全城的人都在急

    切地盼望着这些木柴给他们带来温暖和生命。

    帕托什金工程师有礼貌地,但又不容置疑地向朱赫来证明:要在这个小山包上开出

    一条路来,没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朱赫来一面听他计算,一面心里打着主意。

    “您把斜坡上的人撤下来,调到前面去修路,这个小山包咱们另想办法。”

    朱赫来在车站的电话机旁待了很长时间。霍利亚瓦在门口警卫,他听见朱赫来在屋

    里粗声粗气地说:“用我的名义马上给军区参谋长挂个电话,请他立刻把普济列夫斯基

    那个团调到筑路工地这一带来。一定要把这个地区的匪徒肃清。另外,再从部队派一列

    装甲车和几名爆破手来。其他事情我自己安排。我夜里回去。让利特克在十二点以前把

    车开到车站来。”

    在板棚里,阿基姆简短地讲过几句话以后,朱赫来接着讲起来。他亲切地同大家交

    谈着,一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朱赫来告诉大家,原定的计划不能变,第一期工程

    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完工。

    “从现在起,筑路队要按战时状态组织起来。所有党员编成一个特勤中队,中队长

    由杜巴瓦同志担任。六个筑路小队都接受固定的任务。没有完成的工程平均分成六段,

    每队承担一段。全部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结束。提前完成任务的小队可以回城休息。

    另外,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要向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呈报,给这个小队最优秀的

    工人颁发红旗勋章。”

    各队的队长都派定了:第一队是潘克拉托夫同志,第二队是杜巴瓦同志,第三队是

    霍穆托夫同志,第四队是拉古京同志,第五队是柯察金同志,第六队是奥库涅夫同志。

    “筑路工程队队长、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总负责人,”朱赫来在结束发言时说。

    “仍然是安东·尼基福罗维奇·托卡列夫,这是非他莫属的。”

    仿佛一群鸟突然振翅起飞一样,噼噼啪啪地响起了一阵掌声。一张张刚毅的脸上露

    出了笑容。朱赫来一向很严肃,他最后这句话却说得既亲切又风趣,一直在注意听他讲

    话的人全都轻松地笑了起来。

    二十几个人簇拥着阿基姆和朱赫来,一直把他们送上轧道车。

    朱赫来同保尔道别的时候,望着他那只灌满雪的套鞋,低声对他说:“我给你捎双

    靴子来,你的脚还没冻坏吧?”

    “好像是冻坏了,已经肿起来了。”保尔说到这里,想起了很久以前提出过的请求,

    抓住朱赫来的袖子,央求说:“我跟你要过几发手枪子弹,现在你能给我吗?我这儿能

    用的只有三发了。”

    朱赫来抱歉地摇了摇头,但是他看到保尔一脸失望的神情,就毅然决然地解下了自

    己的毛瑟枪。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保尔开头简直不敢相信,他会得到一件盼望了这么久的贵重礼物,可是朱赫来已经

    把枪带挂在他的肩膀上。

    “拿着吧,拿着吧!我知道你早就眼红了。不过你要多加小心,可不许打自己人。

    这支枪还有满满三夹子弹,也给你。”

    一道道羡慕的目光立刻射到保尔身上。不知是谁喊着说:“保尔,咱俩换吧,我给

    你一双靴子,外带一件短大衣。”

    潘克拉托夫在保尔背上推了一下,打趣地说:“鬼东西,换毡靴穿吧。要是再穿你

    那只套鞋,连圣诞节也活不到!”

    这时候,朱赫来一只脚踏着轧道车的踏板,正在给保尔开持枪许可证。

    清晨,一列装甲车轰隆轰隆驶过道岔,开进了车站。一团团天鹅绒般的白色蒸汽,

    像盛开的绣球花一样喷发出来,又立即消失在清新而寒冷的空气里。从装甲车厢里走出

    来几个穿皮衣的人。几小时以后,装甲车送来的三个爆破手在斜坡上深深地埋下了两个

    深蓝色的大南瓜,接上了长长的导火线。

    放了信号枪之后,人们便纷纷离开现在已经变成险地的小山包,四散隐蔽。火柴触

    到了导火线,磷光闪了一下。

    刹那间,几百个人的心都提了起来。一分钟,两分钟,等待是那样难熬——终于……

    大地颤抖了一下,一股可怕的力量炸开了小山包,把巨大的土块抛向天空。接着,第二

    炮又响了,比第一炮还要厉害。可怕的轰鸣响彻密林,山崩地裂的隆隆声在林间回荡。

    刚才还是小山包的那个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个张着大口的深坑,方圆几十米内,在

    像糖一样洁白的雪地上,撒满了爆破出来的土块。

    人们拿着镐和锹一齐向炸开的深坑冲去。

    朱赫来走后,工地上展开了争取首先完成任务的异常激烈的竞赛。

    离天亮还很早,保尔谁也没有惊动,就悄悄地起来了。他独自艰难地迈着在水泥地

    上冻僵了的双脚,到厨房去了。烧开了一桶沏茶水,才回去叫醒他那个小队的队员。

    等到其他各队的人醒来,外面天已经亮了。

    在板棚里吃早点的时候,潘克拉托夫挤到杜巴瓦和他的兵工厂伙伴的桌子跟前,激

    愤地对他说:“看见了没有,德米特里,天蒙蒙亮,保尔就把他那伙人叫了起来。现在

    他们大概已经铺了十俄丈了。听大伙说,他们铁路工厂的人,弦都让他给绷得紧紧的,

    他们决心在二十五号以前铺完自己分担的地段。他这是想给咱们点颜色看哪。但是,对

    不起,咱们走着瞧吧!”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他非常理解,为什么铁路工厂那一队的行动,会使这位货运码

    头的共青团书记如此激动。就连他杜巴瓦也挨了好朋友保尔一闷棍:保尔竟连招呼也不

    打,就向各队挑战了。

    “真是朋友归朋友,有烟各自抽——这里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潘克拉托夫

    说。

    快到中午了,柯察金小队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一声枪响,打断了他们的工作。这

    是站在步枪垛旁边的哨兵,发现树林里来了一队骑兵,在鸣枪示警。

    “拿枪,弟兄们!土匪来了!”保尔喊了一声,扔下铁锹,朝一棵大树跑去,树上

    挂着他的毛瑟枪。

    全队马上拿起武器,贴着路边直接卧倒在雪地上。走在前面的几个骑兵挥着帽子,

    其中有个人喊道:“别开枪,同志们!自己人!”

    五十来个骑兵顺着大路跑了过来,他们都戴着缀红星的布琼尼帽。

    原来这是普济列夫斯基团的一个排,前来探望筑路人员。

    排长的坐骑少一只耳朵,这引起了保尔的注意。那是一匹漂亮的灰骒马,额上有一

    块白斑,它在骑者身下“跳着舞”,不肯老实站着。保尔跑到它跟前,一把抓住笼头绳,

    马吓得直往后退。

    “小斑秃,你这个淘气鬼,想不到在这儿碰见你!你没让子弹打死啊,我的缺只耳

    朵的美人。”

    他亲切地搂住马的细长脖子,抚摸着它那翕动的鼻子。排长仔细地端详着保尔,一

    下认出来了,他惊奇地喊道:“啊,这不是保尔吗!……马你认出来了,老朋友谢列达

    反倒不认识啦。你好,兄弟!”

    城里各部门都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援筑路工程。这立刻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扎尔

    基把还在城里的人都派到了博亚尔卡,团区委的人走个精光。整个索络缅卡区只剩下一

    些女团员了。扎尔基又到铁路专科学校去动员,结果他们又派了一批学生到工地去。

    他向阿基姆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只剩下我和女无产者了。

    我想让拉古京娜替我,门口换上‘妇女部’的牌子,我就上博亚尔卡去。要知道,我一

    个男子汉在人家女人堆里转悠,实在不像话。姑娘们都怀疑地瞧着我。这帮喜鹊私下里

    准在嘁嘁喳喳议论我:‘他把别人都撵走了,自己却泡在城里,这个大滑头。’说不定

    还有比这更难听的。求求你,让我也去吧。”

    阿基姆笑着拒绝了。

    一批一批的人不断到博亚尔卡来,铁路专科学校的六十名学生也到了。

    朱赫来设法让铁路管理局调了四节客车到博亚尔卡,给新到的工人住宿。

    杜巴瓦小队从工地撤了下来,派到普夏—沃季察去。他们的任务是把供轻便铁路用

    的小火车头和六十五节平板车运到工地来。这项工作顶替他们在工地上承担的一部分任

    务。

    杜巴瓦出发前向托卡列夫建议,把克拉维切克调回来,叫他领导新成立的一个小队。

    托卡列夫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达了命令,根本没有去想他的真实动机。而杜巴瓦这个时

    候会想起那个捷克人,却是安娜托索洛缅卡来的人带来的一张便条引起的。便条上这样

    写着:

    德米特里:我和克拉维切克给你们挑了一大批书报。我们向你和博亚尔卡的全体突

    击手们致以热烈的敬礼。你们都是好样的!祝你们身体强健,精神饱满。昨天,各木柴

    场的最后一批存货都配售完了。克拉维切克要我向你们致意。他真是个好小伙子。他亲

    自给你们烤面包。他对面包房里的人,谁也信不过。他自己动手筛面粉,自己用机器和

    面。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好面粉,面包做得好极了,跟我领到的简直没法比。晚上咱

    们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有拉古京娜、阿尔秋欣、克拉维切克,扎尔基有时也来。我们也

    搞点学习,但主要是议论我们所知道的人和事,无所不谈,而谈得最多的还是你们。姑

    娘们对托卡列夫不让她们去工地意见可大了。她们说保证能和你们大家一样吃苦耐劳。

    拉古京娜说:“我换上一身爸爸的衣服,一下子跑到那老爷子跟前,看他能把我撵回

    来!”

    说不定她真会这样做。替我向你那个黑眼睛的朋友问好。

    安娜

    暴风雪突然袭来。灰色的阴云低低地压在地面上,移动着,布满了天空。大雪纷纷

    飘落下来。晚上,刮起了大风,烟筒发出了呜呜的怒吼。风追逐着在树林中飞速盘旋、

    左躲右闪的雪花,凄厉地呼啸着,搅得整个森林惊惶不安。

    暴风雪咆哮不止,猖狂了一夜。车站上那间破房子根本存不住热气,虽然通宵生着

    火,大家还是从里到外都冻透了。

    第二天清晨上工,雪深得使人迈不开步,而树梢上却挂着一轮红彤彤的太阳,碧蓝

    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

    柯察金的小队在清除自己地段上的积雪。直到这时保尔才体会到,严寒造成的痛苦

    是多么难以忍受。奥库涅夫那件旧上衣一点也不保暖,脚上那只旧套鞋老往里灌雪,好

    几次掉在雪里找不到。另一只脚上的靴子也随时有掉底的危险。由于睡在水泥地上,他

    脖子上长了两个大痈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他做了围巾。

    瘦骨嶙峋的保尔两眼熬得通红,他猛烈地挥动大木锨铲雪。

    这时,一列客车爬进了车站,有气无力的火车头勉勉强强把它拖到了这里。煤水车

    上一块木柴也没有,炉里的余火也快要熄灭了。

    “给我们木柴,就开走;不给,就趁它还能动弹,让我停到侧线上去!”司机向站

    长喊道。

    列车开到侧线上去了。他们把停车的原因通知了沮丧的旅客。挤得满满的车厢里响

    起了一片叫嚷和咒骂。

    “你们去跟那个老头讲讲,就是在站台上走着的那个,他是工地的负责人。工地上

    有当枕木用的木头,他可以下令用雪橇给火车头运点来。”站长给乘务员们出了个主意。

    乘务员们立刻迎着托卡列夫走去。

    “要木柴可以,但是不能白给。要知道,这是我们的建筑材料。现在工地让雪封住

    了。车上有六七百个乘客。妇女、小孩可以留在车里,其他人都得拿起锨来铲雪,干到

    晚上,就给你们木柴。要是不愿意干,那就让他们等到新年再说。”托卡列夫对乘务员

    们说。

    “瞧!同志们,来了这么多人!看,还有女的呢!”保尔背后有人惊奇地说。

    保尔回过头去。

    托卡列夫走到跟前,对他说:“给你一百人,分配他们干活吧。看着点,别叫他们

    偷懒。”

    保尔给这些新来的人派了活。有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戴

    着羔皮帽,正跟旁边的一个青年妇女说话。那青年妇女戴着一顶海狗皮帽,顶上还有个

    绒球。

    他愤愤地转动着手里的木锨,大发牢骚:“我才不铲雪呢,谁也没有权力强迫我。

    要是请我这个铁路工程师给指挥一下倒还可以,铲雪吗,你我都没有这个义务,规章上

    没有这么一条。那个老头子违法乱纪。我要告他。

    谁是这儿的工长?”他问身边的一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问:“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那个男人轻蔑地把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

    “那我跟您没什么可谈的。把工长给我叫来,别的领导也……”

    保尔皱起眉头,白了他一眼,说:“不想干拉倒。火车票上没我们的签字,您就别

    想上车。这是工程队长的命令。”

    “您呢,女公民,也拒绝干活吗?”保尔转过身来问那个女人。一刹那间他呆住了:

    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冬妮亚·图曼诺娃。

    她好容易才认出这个像叫花子的人是保尔。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两只稀奇古怪的

    鞋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脏毛巾,脸好久没有洗了——保尔就这副模样站在她面前。只有

    那一双眼睛,还同从前一样,炯炯发光。正是他的眼睛。就是这个像流浪汉一样衣衫褴

    褛的小伙子,不久以前还是她热恋的人。

    真是沧海桑田哪!

    她最近结了婚,现在同丈夫一起到一个大城市去。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

    重要职务。真想不到,她竟会在这种情况下遇见少年时代的恋人。她甚至没好意思同他

    握手。

    她的瓦西里会怎样想呢?保尔竟如此潦倒,真叫人心里不是滋味。看来,这个火夫

    一直没有什么长进,只能干个挖土的差事。

    她犹豫不决地站着,窘得双颊通红。那个铁路工程师气疯了,一个穷小子竟敢目不

    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他觉得实在太放肆了。他把锨往地下一扔,走到冬妮亚跟前,说:

    “咱们走,冬妮亚。这个拉查隆尼真叫人受不了,我实在看不下去。”

    保尔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意大利语拉查隆尼是穷光蛋的意思。

    “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还没断气的资本家。”他粗声粗气地回敬了工程师

    一句,然后把目光转向冬妮亚,一字一句冷冷地说:“图曼诺娃同志,把锨拿起来,站

    到队伍里去吧。别学这个胖水牛的样。请原谅,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长统套靴,冷笑了一下,又顺便补充说:“我劝你们还是别留

    在这儿,前两天土匪还来光顾过呢。”

    他转过身,拖着那只套鞋,啪哒啪哒地回自己人那里去了。

    最后这句话对工程师也发生了作用。

    冬妮亚终于说服了他一起去铲雪。

    傍晚收工之后,人们都向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抢在前面,到火车上去占位子。

    冬妮亚停下来,让工人们先过去。

    走在最后面的是保尔,他拄着锨,已经非常疲乏。等他过来,冬妮亚和他并排走着,

    说:“你好,保夫鲁沙!坦白地说,我没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能在政府里

    搞到一个比挖土强一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委员,或者委员一类的首长呢。

    你的生活怎么这样不顺心哪……”

    保尔站住了,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冬妮亚。

    “我也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酸臭。”保尔想了想,才找到了这个比较温和的字

    眼。

    冬妮亚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你还是这么粗鲁!”

    保尔把木锨往肩上一扛,迈开大步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才回答说:“说句不客

    气的话,图曼诺娃同志,我的粗鲁比起您的彬彬有礼来,要好得多。我的生活用不着担

    心,一切都正常。但是您的生活,却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糟。两年前你还好一些,还敢

    跟一个工人握手。可现在呢,你浑身都是臭樟脑丸味。说实在的,我跟你已经没什么可

    谈的了。”

    保尔收到了阿尔焦姆的来信。哥哥说最近就要结婚,要他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风吹走了保尔手中的白信纸,它像鸽子一样飞向天空。他不能去参加婚礼。现在哪

    能离开工地呢?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已经赶过了他们小队,正在以令人目瞪口呆

    的速度前进。这个码头工人正在拼命争夺第一。他已经失去了惯有的沉静,不断鼓动他

    那些从码头上来的伙伴以疯狂的速度进行工作。

    帕托什金观察着这些筑路工人怎样一言不发地闷头苦干。他惊奇地搔着头皮,问自

    己:“这是些什么人哪?哪儿来的这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呢?要是再这么晴上七八天,我

    们就可以铺到伐木场了。真是应了那句俗话:活到老,学到老,到老还是懂得少。这些

    人的工作打破了一切常规和定额。”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

    见过托卡列夫之后,他在工地上找到了保尔。他俩亲热地互相问过好。接着,克拉

    维切克笑嘻嘻地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瑞典精制的黄面毛皮短大衣,拍了一下那富有弹性的

    皮面,说:“这是给你的。不知道是谁送的吧?……嗬!小伙子,你可真傻呀!这是丽

    达同志让带来的,怕把你这个傻瓜冻死。这件衣服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她刚从

    他手里接过来就交给我,说给保尔捎去吧。她听阿基姆说过,你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里

    干活。奥利申斯基皱了皱鼻子说:‘我可以给那位同志另送一件军大衣去。’但是,丽

    达笑着说,不用了,穿短的干活更方便,拿去吧!”

    保尔惊异地拿起这件珍贵的礼物,过了一会儿,才犹犹豫豫地穿在冻得冰凉的身上。

    柔软的毛皮很快就使他的后背和前胸感到了温暖。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12月20日

    连日暴风雪。今天仍然又是风,又是雪。博亚尔卡的筑路大军眼看就可以把路铺到

    目的地,但是他们被严寒和暴风雪阻住了。他们常常陷在没人深的积雪里。挖掘冻土是

    很困难的。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这是最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发现了伤寒,已经有三个人病倒了。

    12月22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尔卡没有人来参加。匪徒在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的

    地方把一列运粮火车弄出轨了。

    按照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命令,工程队全体人员都调到出事地点去了。

    12月23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送回城里。其中有奥库涅夫。我到车站去了。哈尔科

    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板上抬下来几具冻僵的尸体。医院里也很冷。该死的暴风

    雪!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12月24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消息证实了:奥尔利克匪帮昨天夜里倾巢出动,袭击了博亚

    尔卡。我们的人跟他们打了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所以直到今天早上,朱赫来

    才得到确实消息。匪徒被打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胸部被打穿了。今天就能把他送回

    来。弗兰茨·克拉维切克被砍死了。他昨天夜里正好担任警卫队长。是他发现匪徒,发

    出了警报;他一边往回跑,一边阻击进攻的敌人,但是没有来得及跑到学校,就被砍死

    了。工程队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那里派去了一列装甲车和两中队骑兵。

    潘克拉托夫继任工程队长。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在格卢博基村追上了一部分匪徒,

    把他们一个不留地全都砍死了。

    一部分非党非团干部,没有等火车,就沿着铁路离开了工地。

    12月25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伤员都已经送回,被安置在医院里。医生们保证把托卡列夫救活。

    他仍然昏迷不醒。其他人没有生命危险。

    省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博亚尔卡的来电:为了回答匪徒的袭击,我们,所有参加今

    天群众大会的轻便铁路建设者,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和骑兵团的全体指战

    员一起,向你们保证,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运到城里。我们决

    心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我们以军礼在索洛缅卡安葬了克拉维切克。

    日夜盼望的木柴已经近在眼前。但是筑路进度十分缓慢。

    伤寒每天都要夺去几十只有用的手。

    有一天,保尔两腿发软,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已经发烧好几天

    了,今天热度比哪天都高。

    吮吸工程队血液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进攻了。但是他那健壮的身体在抵抗着,

    接连五天,他都打起精神,奋力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去上工。他

    身上穿着暖和的皮大衣,冻坏的双脚穿上了朱赫来送给他的毡靴,可是这些东西对他也

    无济于事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他的胸部,浑身发冷,上下牙直打架,两眼昏黑,

    树木像走马灯一样围着他打转。

    他好容易才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仔细一看,站台旁边停着一列

    同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上面载的是小火车头、铁轨和枕木,随车来的人正在卸车。他

    又向前走了几步,终于失去了平衡。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头碰到地上,积雪冰着他那灼

    热的面颊,怪舒服的。

    几小时以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了他,把他抬到板棚里。保尔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得

    周围的人了。从装甲车上请来的医生说,他是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度

    五。关节炎和脖子上的痈疮,就不值一提了,都算小病。肺炎加伤寒就足以把他送到另

    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尽一切可能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护送他回家乡去。

    只是在柯察金小队全体队员的帮助下,更主要是靠霍利亚瓦施加的压力,潘克拉托

    夫和杜巴瓦才把阿廖沙和不省人事的保尔塞进了挤得满满的车厢。车上的人怕斑疹伤寒

    传染,怎么也不肯让他们上车,并且威胁说,车开动后,就把病人扔下去。

    霍利亚瓦用转轮手枪指着那些不让病人上车的人的鼻子,喊道:“这个病人不传染!

    就是把你们全撵下车,也得让他走!

    你们这帮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毫毛,

    就把你们全都撵下车,扣起来。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毛瑟枪,给你拿着。谁敢动他,你

    就照准谁开枪。”霍利亚瓦最后又威胁地加上了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身旁,问:“你说,他能

    活吗?”

    没有得到回答。

    “走吧,德米特里,只好听其自然了。现在全部工作都得咱们俩负责了。今天连夜

    把机车卸下来,明天早上就试车。”

    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做肃反工作的朋友们打了电话,恳切地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

    柯察金弄下来,直到每个同志都回答“一定办到”之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的站台上,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来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青年的

    尸体。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嘱托,

    赶忙跑到车厢跟前阻止,但是看到这个青年确实已经死了,就叫人把尸体抬到了停尸房。

    他们立刻打电话到博亚尔卡通知霍利亚瓦,说他让他们关照的那个同志已经去世了。

    博亚尔卡打了个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了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柯察金送到了家,接着,他自己也得了伤寒,发高烧,

    病倒了。

    丽达在日记上写着:

    1月9日

    我为什么这样难过呢?还没有拿起笔来,就哭了一场。谁能想到丽达会失声痛哭,

    还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有一种难以抑制

    的悲痛。

    为什么悲痛会突然袭来呢?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各站

    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又刚从祝捷大会——市苏维埃为祝贺筑路英雄们而召开的扩大会

    议——回来,为什么悲痛恰恰在这个时刻降临呢?我们是取得了胜利,但是,有两个人

    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揭示了我内心的真情:对我来说,他比我原先所想的更珍贵。

    日记就记到这里吧,不知道哪天再提起笔来接着写。明天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诉

    他们我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去工作。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