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开国二百年，土地兼并和人口激增，成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两大问题。开拓殖民地和发展工商业，已经被证明，是减缓国内土地压力和人口压力的有效途径。哪怕乐土重迁的恋乡情绪，也无法影响到保守的百姓进城务工，更有野心一点的，则会选择移居到吕宋，开始新生活。
然而在开始阶段，移民进行的异常艰难，国人将远隔重洋的吕宋岛视为地狱，没有人愿意报名前来。为了应付来自沈默的压力，各省将监狱中的囚犯运到吕宋充数。
这固然给了囚犯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吕宋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广阔的魔鬼之岛。这个人就是吕宋总督沈京，虽然当他发现自己被沈默骗了，吕宋岛压根没有美女，只有一群群来自各省的囚犯，心情肯定十分糟糕。
然而沈默之所以让他来当这个总督，就是看中了他总是能想出办法，解决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在经过一番观察后，沈京发现，超过半数的囚犯，其实是因为拖欠赋税而被捕的老实农民，心里便有底了。在他看来，吕宋岛不仅仅是一片服刑之地，也是一片救赎之地。他相信在自己的温和统治下，囚犯也会转化为守法的臣民的。
于是沈京宣布，所有刑满释放者，都可以在总督府注册为普通移民，并享有土地权利。良好表现可以换取自由的前景，甚至是美好的未来，是让这些囚犯们洗心革面的最有效的诱惑当然一开始，囚犯的生活比奴隶好不了多少。他们被迫替总督府工作，或者被分配给越来越多的私人地主。但是到了刑满释放时，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向出价最高者出卖他们的劳力，或者自己开荒变成地主。事实上，那些生存下来服完刑的人都有了重新生活的机会，而这些人也成为总督府的狂热拥护者。
当然并不是每个囚犯都能以沈京的方式得到救赎。对于这些顽固不化的再次犯罪者，沈京的答案是，让他从这个世界消失总督府死刑的方式很多，而且不需要通过北京的刑部，随时随地都可以处决人犯，所以只要谁再次犯罪，没几天就会身首异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宣传和证据，使本土的人们了解了吕宋，相信了移民的前景。从嘉靖末年开始的移民工程，在经过十年的艰苦开拓后，终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在此安家立业，度过了最初的举步维艰，踏入飞速增长的阶段，截至万历八年末，在吕宋总督府登记造册的移民数量，已经达到了九十八万七千四百三十七人，而且还会以每年近五万人的数量递增。加上第二代的出生，最乐观的估计，三年以后，吕宋岛上每年会增长十万人口，而且还会连年递增，最终在二十年内达到千万。
这无形中解决了一个困扰所有殖民地难题，那就是劳动者的紧缺在肥沃的土地，没有辛勤的付出，也换不来一粒收成。尤其是像种植甘蔗烟草和水稻，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作物，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手，就不会有大面积的种植可言。欧洲国家在殖民地，是用黑奴和土著奴工来解决的，这样显然效率低下，而且有伤天和，对于以仁爱为精神内核的大明人来说，是无法接受，也无法普及的。
好在自身庞大的人口数量，足以殖民地所需的劳动力。随着移居吕宋的人口增加，华人本身的劳动力，已经取代黑奴和土著，成为建设开发的主力除了危险的工矿业之外。
随着移民吕宋的热潮高涨，问题也随之出现每个人都希望占到面积尽可能大，地理位置尽可能优越的荒地，然而这样的荒地显然是稀缺资源，于是争斗不可避免发生了。尤其是后来的移民，往往是动辄一二百口的举族而迁，而早期的移民大都是一家一家甚至只身而来。先来的先到先得，占到最好最大的土地，像陈老栓家，仅仅八口人，就拥有五千多亩耕地。这显然会引起后来者的眼红，于是发生了新移民驱逐旧移民，将其庄园据为己有的案件，而且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万历元年的移民大骚乱。
好在当时的人口还不算很多，又有郑若曾和沈京这两位干吏坐镇，他们迅速调集军队，平息了叛乱，并施以雷霆手段，处死了所有杀人者，并将参与抢劫者流放棉兰老岛，在那里，对华人满怀仇恨的土著居民会好好的招待他们。
反思这次骚乱，两人一致认为，现行的先到先得的土地政策，已经不适应人口激增的速度，在经过一番讨论，并报经北京的沈默同意后，两人宣布了三条法规，这也被视为日后吕宋能良性发展，充满希望的关键所在
第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已经在官府登记造册过的田产住宅，都得到东南总督府的保护，任何敢于侵犯他人财产者，都将遭到重刑处罚。
第二，自法规颁行之日起，原先的土地规定作废，所有无主土地由总督府统一分配，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开垦。
第三，所有未分配土地的移民，必须服从总督府的统一安排，否则视同放弃土地权利。
三条法规颁行，自然引起新移民的不满，许多人甚至扬言要回去，对此总督府宣布来去自由。但移民们本就是在国内活不下去了，才千辛万苦的抵达了这里，怎会在希望彻底破裂前放弃呢所以最后真回去的寥寥无几。
将分配土地的权力收回只是第一步，更大的考验是如何分好蛋糕，并且杜绝狭隘宗族观念的毒瘤。沈京采取了双管齐下，首先通过大量的清丈调研，尽可能将待垦土地均衡划分成一个个大农场对于地理位置稍差的，在面积上多做补偿，尽量做到每一个农场大差不差。然而每个农场分配一千丁口，每个丁口均分农场的土地，这样大约三四百个家庭，便被分配到一个农场中。
农场的土地归所有家庭集体所有，每个家庭都会按照丁口，得到一定比例的土地。对于名下的土地，个人可以永久耕种，但没有买卖的权力，只能以出租的形势在农场内部流转。如果要外租或者出售的话，需要得到农庄集体同意。
同时，在以家庭为单位分配土地的过程中，特意将那些举族来迁的大宗族分得天南地北，使其不能抱团欺压旁人。他还十分注意每个农场中移民的原籍地，尽可能使来自的各省的人们混居，消除地域观念。
打散原先组织的同时，必须要建立起新的组织机构，否则必会沦为一盘散沙，农庄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沈京按照沈默的指使，在农庄施行村长选举制。任何有志成为村长的成年村民，都可以参加竞选，通过两轮普选胜出者，将在接下来三年担任村长。
村长有权处理村民间的纠纷，决定来年的耕种计划，代表村子与南洋公司谈判，协调生产经营，分配剩余利润等等，权力很大。但十名以上村民便可以提出对村长的罢免，过半数同意便可罢免成功，并重新召开选举。
这一系列闻所未闻的新政策，显然不是沈京可以想出来的，而是都出自沈默的构想。他显然把吕宋当成了试验场，想验证一下自己的理论是否适用于国人。而沈默这次的实地调研，除了看一下移民的实际成果外，更重要的是，对在这里进行了十年的政治实践进行验收。
结果出乎意料的好，沈默之前最担心的是，民众的素质会不会成为民主的桎梏，但显然是多虑了确实，在最初几年里，百姓普遍存在贪图小利将自己的选票廉价出售的现象，花钱买票的现象十分严重。那些花费了巨额成本当上村长的人，自然会在任期内连本带利的捞回来，结果在那几年里乱象丛生，村长以权谋私大肆侵吞集体利益的事情屡见不鲜，老百姓骂声一片。就连沈京也在写给沈默的信里，哀叹说对狗屁选举制度丝毫看不到希望，要是让自己来指定村长，情况会好很多。
沈默回信说，我承认你是一个英明的统治者，按你那一套，吕宋的发展速度肯定比现在快。但你能保证，自己在吕宋干一辈子要是你的继任者是个糊涂蛋呢还是给选举一些耐心，只要它能上正轨，将来无论是谁来当这个总督，都无法把吕宋折腾回去。
沈默都这样说了，沈京自然得咬牙忍下去，情况在万历四年以后，果然出现了好转，有了之前选举的教训，村民们的选择理性多了，不再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胡乱投票，他们要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村长。而村长们也终于感受到选举这道紧箍咒的威力，任期三年里不好好干，就是会被村民抛弃。明年又是选举年，所有的村长都在兢兢业业，拼了命的表现，就为了能多得几张选票。
用过晚饭以后，外面天色大黑，村长又带着村勇，到甘蔗地里巡逻去了，既是防止土著搞破坏，又是防止野猪糟蹋庄稼。
沈默在村长收拾出来的四层客房中，透过窗户望着远去的火龙，嘴角挂起满足的笑容。直到眼前一片漆黑，才坐回桌前，就着油灯开始写他的调查笔记
在吕宋的普选实验，出乎意料的成功，人们只需要一些时间熟悉了解自己的权力，便会认真的履行选举之权。然而这里毕竟是在吕宋，人们都是移民，没有任何传统的羁绊，又有一个强大的权力机构推行，才有这么强的可塑性。若是换成大陆，哪怕有皇权不下乡的传统，百姓在精神无法违背宗族，在生活上必须依附大户，都会使任何的民主成为形式。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似乎并不适合本土，对于本土，似乎只能采用由上及下的方式，破坏小，难度低，缺点是不彻底，容易反复。
一路走来，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新气象，沈默却写下这样让人沮丧的话语。好在他笔锋一转，道而在吕宋这样的新领土上，应当坚定不移的将普选继续推行下去，而且应当立即举行三极选举，建立三极理事会由各村选出代表本村的理事，加入县级理事会；由各县级理事会，选出府一级理事，成立府级事会，由府级理事会，选举出吕宋理事会。每一级理事会对同级的政府机构，拥有质询，提议，要求财政公开协商税收等各项权利，以反对暴，保护民众为己任。如果这套制度能成功的话，有可能会传递回国内，导致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但希望不会太大，就像前面说过，各方面条件差得太多，
写完了长长的报告，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雨，沈默有些担心那些外出巡逻的人们，却又有些羡慕他们，至少他们知道家在哪里，就算伸手不见五指，也不会迷失方向。但自己想要找的路在哪里会不会迷失在黑夜中，都是未可知。
但他不能出错，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人等他指示方向，期待着走向美好的未来呢
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沈默又看到了村长，得知他们昨夜安然归来，早饭前，他应邀参观了农庄的甘蔗林，以及新建的制糖作坊。对这个作坊，村长十分骄傲，他说有了它，不仅可以节约九成的运送成本，还比单纯卖甘蔗要多赚很多。具体是多少，村长保密，但从他兴奋的脸上可以看出，至少明年的选举不用担心了。
吃过一顿丰盛的早饭，或者说提前的午饭，留下了两根金条，队伍便离开这个围屋，没有再往东走，而是向北，与等在珠江府城的郑若曾和沈京汇合。
第九零二章南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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