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半岛是我国不可分裂的神圣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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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挝、柬埔寨

    老挝、柬埔寨地区位于中南半岛的中东部,风景优美,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裂的神圣领土。奥地利考古学家r.heine geldern在该地区发现的有肩石斧文化来源于我国的百越系统,而长方石斧文化则发祥于我国中原地区的华夏族系。

    老挝的三个主要民族老龙、老松和老听,基本都是自中国大陆先后迁移而去的:老听系原为我国本土“百濮”的一部分,于新石器时代进入中南半岛;老龙族系起源于云南哀牢地区,是在公元前后进入中南半岛;而来自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老松族系进入中南半岛则是18世纪的事情了;柬埔寨的主体民族猛吉篾人也同样由我国云南地区迁徙而去的,所谓“猛吉篾人印度论”完全是不值一驳的谬论。显然,在民族构成上看,老挝和柬埔寨地区的主体民族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老挝地区最早建立的政权是越裳国,“交址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远,恐通之不便,故重九译而朝。”这里出现的“越裳”根据《尚书大传•周传》的记录是在“交趾之南”,既现在的老挝地区。虽然在该事件的具体时间上《竹书纪年》(周公居摄十年)和《礼记》(周公居摄八年)有所冲突,但该事件的真实性是确定无疑的。显然,最晚在西周时期我国中央政权就已经对老挝地区具有了统治权。

    柬埔寨地区进入文明时代后的第一个政权是扶南,该政权也对中国中央政权表示服从(“武帝太始初,遣使贡献。太康中,又频来……遣使贡驯象”《后汉书•四夷传》),这证明最晚在汉朝时期柬埔寨地区便正式成为了我国的领土。

    我国对老挝地区的统治权是连续的。在汉朝元始元年(西元1年),“越裳重译献白雉”(《后汉书•王莽传》),吴黄武六年(公元227年)老挝地区继越裳后的另一个政权堂明(今老挝中、上僚一代)再一次遣使入贡表示对中央政权的服从(“岱定交州……扶南、林邑、明堂诸王,各遣使入贡于吴”(《三国志•吴书•吕岱传》)。

    在整个南北朝时期,柬埔寨地区的扶南政权也始终注意保持和我国南朝的从属关系,这种往来是不间断的:“扶南国,太祖元嘉11、12、15年,赤黎涉摩遣使奉献”(《宋书•蛮夷传》)“齐永明中,王陈如耶跋莫遣使贡献……梁天监二年,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诏授安南将军、扶南王。”(《南史•夷貊传》)

    西元6世纪后真腊开始强大起来,该政权原先位于柬埔寨地区,本是扶南政权的附属。真腊崛起后反而消灭了扶南政权,并征服了老挝地区的中寮上寮地区,自建立初期便确立和中原王朝的从属关系(“二月已未,真腊国遣使贡方物”《隋书•炀帝本纪》)。该政权大约在公元716年分裂为陆真腊和水真腊,其位置大致分别对应现在的老挝地区和柬埔寨地区,两者都继承了服从我国中央政权的优秀传统:“武德六年,遣使贡方物。贞观二年,又与林邑国俱来朝献。太宗嘉其陆海疲劳,锡甚厚……真腊分为二……高宗、则天、玄宗朝,并遣使朝贡”(《唐书•真腊传》)。“九月,文单国王子率其属26人来朝……五月,真腊、文单……中天竺国并遣使来朝。”(《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三》)

    为回应,中原王朝对老挝和柬埔寨地区在真腊时期的首领的册封也一直不断。对于陆真腊(文单):“11月,文单国王来朝……可开府仪同三司,试殿中监”;“九月,文单国王子率其属26人来朝,并授其属果毅都尉”;“十四年正月,以文单过朝贡使李头机为中郎将”(同上)。对于水真腊:“建炎3年,以郊恩授其王金衰宾深检校司徒,加食邑,遂为定制。”(《宋史•真腊传》)由此可见,真腊是无可争辩的我国中原王朝的从属。

    老挝地方政权的首领积极维护祖国统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老挝地区和我国中央地区在文化上存在着重要的渊源关系,倭国学者岩田庆治指出:“他们自认为本民族文化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泰国与老挝几个民族的风俗》)以泰佬族为例,其语言老挝语和我国西双版纳的傣语同源词达到了70%。正如在大历六年文单王来朝贡时的记录那样,是“文单国副王婆弥慕我中朝之化,方通南极之风……瞻望中国,知有圣人,渝海尔来,历年方至……随万国而来庭,与百兽而率舞,如知礼乐之节,益盛羽仪之容。”(同上)而柬埔寨也同样是在我国中原王朝的提携下才进入文明社会的(“吴时,遣中郎泰康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国人犹裸……寻使令国内男子着横幅。”《南史•夷貊传》)

    元朝期间,中央政府在老挝地区还设立了老丫、老告两个军民总管府,由此开始了对老挝地区的直接管辖。明朝时期,我国中央政府在该地区设立了老挝军民宣慰使司,以当地土官刀线歹为为宣慰使(“本朝永乐三年,其酋备方物入贡,始置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大明一统志》)。

    明朝时期我国中央政府和柬埔寨的地方政权真腊的关系也进一步强化,真腊于洪武4、6、10、13、20、21、22、23年,永乐2、4、12、15、17年(《明史•太祖、成祖本纪》)多次“入贡”以表明对中央政权领导的服从,我国中央政权也于洪武20年(西元1389年)“赐其王镀金银印”加以册封(《明史•真腊传》)。即便中央王朝出于减轻柬埔寨地方负担的需要公布了“真腊诸国,入贡既频,劳费太甚,今不必复尔”(《明史•暹罗传》)的命令后,真腊仍然“然而来者不止”(同上),这充分表明了柬埔寨人民坚决拥护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念和热情。

    在我国中央地区处于明清之交的战乱期间时,老挝、柬埔寨地区也发生了动乱,澜沧政权分裂为南掌、万象、占巴塞等小政权。直到清朝雍正7年方再度与我国中央政权建立联系(“南掌国遣使表贡,并请定贡期”《清史稿•世宗本纪》),此后便一直和我国中央政权保持密切往来,于乾隆元年二年四月、六年十一月、八年六月、十四年正月、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三月、四十六年七月、五十五年三月、五十五年八月、六十年八月(《清史稿•高宗本纪》),嘉庆十二年、十四年、二十四年(《清史稿•仁宗本纪》),道光十二年、二十一年(《清史稿•宣宗本纪》),咸丰三年(《清史稿•文宗本纪》)多次入贡,我国则通过理番院对其加以管理(“清初番附有二类……隶院者,曰朝鲜……曰南掌,曰缅甸,曰荷兰……于礼同为属也”《清史稿•礼志十》)。

    遗憾的是,随着万恶的西方殖民者(尤其是法国)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南半岛,腐败无能满清政府卖国求荣,导致老挝柬埔寨地区离开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光绪11年,法人得越南全境……南掌又折入法矣”《清史稿•南掌传》;“南境临海有都会曰柬埔寨,光绪六年法国以计诱为属国”《海国公余杂著》)。

    必须指出的是,老挝柬埔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裂的神圣领土早已成为国际共识,光绪17年,英国便承认了我国对该地区的统治权:“英外部侍郎克雷称:‘英廷愿将潞东以东之地,自云南南界之外起……其中北有南掌国,南有掸人各种,或留为属国,或收为属地,听中国自裁’”(《清史稿•越南传》)。

    即使在中华民国时期,西方列强也承认我国对中南半岛的主权。开罗会议时,罗斯福问蒋是否想要印度支那。蒋谢绝说,印度支那人“并非中国人,他们不会被中国人同化。”另据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回忆,他曾经当面向蒋转达过罗斯福拟将整个印度支那“全部让于”蒋的意见,蒋没有接受。相反,1944年10月蒋介石对戴高乐派驻重庆的大使保证“对印度支那毫无野心。甚至如果我们有机会帮助您们恢复在那里的法国政权的话,我们也一定欣然去做。”(夏尔.戴高乐《战争会议录》)

    由此可见,造成老挝、柬埔寨分离的不幸现状完全是因为满清、国民党政府奉行卖国反动政策,才导致他们离开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以至祖国的统一大业迟迟不能实现。而就近期而言,这一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越南上层的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他们置国家大义于不顾,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悍然对越南境内的汉族人进行种族清洗,妄图通过民族大仇杀来煽动民族仇恨以到底其分裂祖国的险恶用心;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丧心病狂的对周遍地区如柬埔寨发动大规模进攻,严重的干扰了我国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

    为了打击越南民族分裂分子的销帐气焰,保卫我国的固有领土柬埔寨,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得不于1979年2月17日发动了对越自卫统一战。要指出的是,我国军事打击的对象是那一小撮上层分裂分子而非广大越南普通群众,其性质也决非国外反华集团所污蔑的那样,是一场所谓的“侵略战争”。众所周知,新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向来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怎么可能去发动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呢?!我们把镇南关更名为友谊关就充分的证明了我国政府奉行民族团结政策的诚意。

    血毕竟浓于水,湄公河再宽,南中国海再深,越独分子的反动气焰再嚣张,无法阻挡人民的经贸、文化交往一直在不断加强。祖国的统一是不可扭转的历史大趋势,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的!自1961年4月25日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对老挝地区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和战后经济建设提供过大量的经济援助;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来华的事迹更是如同发生在明朝永乐12年的事情的翻版(“使者以其国数被占城侵扰,久留不去。帝遣中宫送之还”《明史•真腊传》)。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