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国提出这项倡议的场合是第三世界穷国领导人的会议上，而这些国家你不用跟他们讲“和平共处”，他们就没有愿望也没有力量来跟你不讲和平，他们也不会相信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会对他们发动战争。真正对我们国家构成威胁的是当时的美国还有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苏联，而这两个国家你就是跟他们讲和平共处也没有用，他们只看你的实力，看你能不能打得过他。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是，六十年代末期苏联确曾考虑过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后来之所以放弃并不是因为苏联人良心发现和“爱好和平”，而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摧毁中国的全部核力量从而有可能遭到中国的报复；而是苏联领导人在探美国的口风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受到核攻击，美国不会坐视不管。你看，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是苏联遭到核攻击的现实威胁。
发布 而这些道理，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不会不清楚，可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地提出这么个原则呢？不是有一句五十年代流行的歌曲唱道：“朋友来了有美酒，若是那敌人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么？像这首歌所唱的那样去行事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底牌亮给别人呢？有人会说这一口号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为我们在亚非拉赢得了众多的朋友，我想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朋友并不是因为听我们说了什么，而是看我们做了什么。六十年代前期连印度这样的国家都敢跟我们练一练，难道跟我们这种预先的表态没有关系吗？我们为什么不敢大声说：“我们爱我们的国家利益”呢？难道这样就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了？真正的和平是单方面的让步就能够达成的吗？关于二十世纪我国外交政策的这样的“为什么”真是太多了，比如为什么我们要放弃对日战争索赔，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对此的解释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我要问的是，第一，中日战争之前的中国对日本不友好吗？他为什么还要侵略呢？第二，我们放弃战争赔偿有用吗？有把握防止日本的下一次侵略吗？我想今天中日关系的现实已经对此作出了回答。还有：1962年我们为什么不打到新德里呢？1979年我们为什么不打到河内呢？或者我们为什么在牺牲了众多将士的生命赢得胜利以后再撤回到国内呢？我们为什么不占他一块领土，让他想起来就感到羞耻呢？这难道不是防止他们再度侵略的最有效手段吗？有什么力量强迫我们这样做吗？我想行文至此，读者自己会得出结论：有，那就是我们的道德感，我们的政府想在世界上扮演“好人”的思想。
发布 可我们又为什么热衷于做好人呢？如果做好人的下场就是“无休止的侵扰和羞辱”，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呢？
发布 答案只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大理念是解释我国国家行为的钥匙，一是中央王朝的理念。早在西周的时候，我们先人的思想中就有了“华夷之辨”，当时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北方的犬戎，他们与中原对话的主要方式就是以掠夺财物、人口、牲畜为主要目的的侵扰，春秋时期齐桓公九合诸侯，提出的主要口号就是“尊王攘夷”，这也说明在周朝就有了以周王为核心的正统观念。周王显示其宗主地位的主要方式就是朝贡。这是中央王朝与周围民族（蛮夷）关系的基本内容，后世又增加了“册封”，二者统称“封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就是从齐桓公时候开始，周王成了傀儡，而在漫长的四百年时间里，历代周王都满足于做傀儡（名义上是王，实际上诸侯并不是真听他的）。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这样的情况一再地重复出现。（如果周王能够知道两千多年后的中国统治者在做与自己相同的事情，他会不会说：唉，看看，都是我害的。）
发布 把这种思想加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是孔子，孔子在《大学》一书中给中国知识分子开出的从事社会实践的路径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平天下”就成了两千年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这种思想可以说与中央王朝的观念一脉相承：中原王朝位居中央，以平定天下为己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发布 汉朝、唐朝都是真正的中央王朝。汉武帝时曾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在强大的汉军骑兵的多年征讨下，最终导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1，以至于当时的人发出自信的宣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唐朝初年（公元630年），唐军在阴山大败东突厥军，一举灭亡了东突厥，从此使唐朝北部边境几十年平安无事，到玄宗时期，遂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世景象。汉唐作为中央王朝的文治武功，已经远远超出了“平天下”的范畴，而达到了四夷宾服的境界，她们的强盛、尊严和荣耀让两千年、一千三百年后的我们仍深以为荣，以至于“恢复汉唐雄风”已经成了我们民族复兴的代名词。
发布 应该说在宋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体面并没有受到较大的侮辱，五胡乱华基本上是多个少数民族政权与多个汉族政权并立的局面。北魏确曾统一过黄河流域，但鲜卑人在此以前就与汉族人民有过较长时间的交往与融合，所以北魏入主黄河流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入侵。宋朝使中央王朝第一次被一种外部力量赶出了中原，金的入侵第一次以一种如此直接的方式打击了汉民族的自尊。1142年绍兴和议，宋高宗更对金称臣，宋奉金为正朔，南宋在法律上成为金国的属国，这简直是汉民族的奇耻大辱。非常不幸的是，刚刚摆脱了多年侵扰、与之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金，仅仅四十五年之后南宋就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之下亡了国，蒙古人加给汉民族的耻辱远甚于金，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领土全境被一个外族征服，中国人的土地上没有了中国人的国家。这一事实所给予有着根深蒂固中央王朝情结的汉族人的自尊心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
发布 整整八十九年以后，汉族人推翻了蒙古贵族的统治，在中国土地上再一次建立了一个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大一统帝国。应该说这一事实使汉族人的自尊心得到空前满足，但她远没有她的前身汉朝和唐朝的恢弘气度和博大胸襟，几乎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她就推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以后历代皇帝都照此办理。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就是使中国人日益愚昧和妄自尊大。1517年，当正处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葡萄牙人（葡萄牙、西班牙在明朝被统称为佛郎机，按利玛窦神父的解释，它出自于穆斯林对欧洲人的称呼“法兰克”（Frank））的舰队第一次在广州登陆的时候，明朝人感到的是吃惊和恼怒，因为他们竟用杀人攻城的火炮来表示友好与尊重。明朝官员作出的反应是“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2。（这与清朝乾隆时期访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受到的待遇何其相似。）1511年，葡萄牙阿尔布克尔克总督攻陷马六甲，洗劫九天，满剌加国王苏端妈末派使者向大明帝国求援。迟迟十年以后，明世宗才想起让兵部议一议这件事，并下了一纸诏书：责令佛郎机退还满剌加，并谕暹罗等国前去援救。其妄自尊大的心态可见一斑。葡萄牙人1553年占据澳门，但终明一朝，中国人从皇帝到庶民都没有弄明白“佛郎机”到底位在何方，《明史•；佛郎机传》记“佛郎机近满剌加”就是明证。其愚昧无知让我们这些后代子孙们汗颜。1592年、1597年御倭援朝，实际战斗中应该说中日胜负各半，中国并无明显的优势，日本撤军的真正原因是丰臣秀吉的突然去世。而明朝却在战争尚未取得全胜，日军仍驻扎朝鲜的情况下与日本谈判封贡（明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但准日本不必朝贡）的事。我们太热衷于宣布点什么了，我们太热衷于宣布我们与别人的宗主--藩属关系（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我们是一个宽宏大量的礼义之邦）了，即使事实上国家利益受损的是我们也在所不惜，这是典型的中央王朝的心态。很显然，汉唐时期的以实力和战绩为基础的自尊此时已荡然无存，而代之以纸面上的、口头上的骄傲和目中无人，这是真正虚弱的表现，这是一个民族创造力停滞，不思进取的先兆。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百年长夜，应该说从这个时候就埋下了伏笔。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这应该就是中国人在遭受了近百年的异族统治后的一种心理上的“反弹”吧。
发布 二是孟子的性善论。儒家的开山祖师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将仁定义为“仁者爱人”，就是说仁就是爱人之心。孔子言仁是以血缘宗法的孝悌为基点，通过层层外推，达到普遍意义的“泛爱众”，故有子将其概括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矣”。孟子扩充了孔子的仁的概念，把仁界定为对民众的一种普遍情感，并进而提出了“人性本善”的论断（“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3）。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4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将孟子的“仁义礼智”的思想作为治国兴邦，教化民众的核心思想，这对于中国成为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国家起了决定性作用，从那时起，儒家的宗法观念成为一切封建法律的核心思想，而且整个封建时代，都存在着“引经决狱”的制度，就是不引用法律而直接引用儒家经典处理诉讼案件。所以仁义思想成为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因此成了一个“道德本位”的民族。这能够解释我们为什么在与别的民族打交道的时候乐于吃亏，因为“人性本善”嘛，所以我们在对待侵略时总是采取“有节制的惩罚”，我们天真地认为，只要拿出足够的善意，表现出我们博大的胸怀，我们就能够化敌为友，甚至改造一个民族。但是世界却并不象孔孟之徒想象的那样美好，人家都是“利益本位”，这样当我们与别的民族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就穷于应付了。
发布 注释
发布 1：见《汉书卷九十四上 .匈奴传第六十四上》
发布 2：胡宗宪在《筹海图编》中转引应祥的这段话
发布 3：见《孟子.告子上》
发布 4：见《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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