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想起老者在酒宴间提到的郭守敬，他知道郭守敬是邢州人，不但通晓经书，对数学、天文、水利都有研究。郭守敬少年时候，在祖父的影响下，对科学发生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刘秉忠和他的朋友张文谦等正在邢州西南紫金山讲学，郭荣把他孙子送到刘秉忠那里学习。郭守敬在那里认识了许多爱好科学的朋友，学问就长进得更快。忽必烈统一北方以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决定整治水利，征求这方面的人材。张文谦把郭守敬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很快就在开平召见郭守敬。郭守敬对北方水利情况十分熟悉，当时就提出六条整治水利的措施。忽必烈听了十分满意，每听完一条，就点头赞许。最后，他很感慨地说：让这样的人去办事，才不会是摆空架子吃闲饭的呢。接见以后，就派郭守敬担任提举各路河渠的职务，经办河道水利的事。过了两年，郭守敬又被派到西夏一带去整治水利。那里经过多年战乱，河道淤塞，土地荒芜，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郭守敬到了西夏，经过详细勘察以后，发动民工疏浚了一批原有的渠道、水坝，还开挖了一些新河道。不出一年时间，这一带九百多万亩农田灌溉畅达，粮食丰收，百姓的生活也都改善了。为了加强大都到江南的交通运输，忽必烈又派郭守敬去勘测水路交通情况。经过郭守敬的勘测、设计，不但修通了原来的运河，还新开凿了一条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这样，从江南到大都的水路运输，就畅通无阻了。忽必烈在灭南宋以后，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农业生产要利用历法。过去，蒙古一直使用金朝颁布的历法，这种历法误差很大，连农业上常常使用的节气也算不准。元朝征服江南以后，南方用的又是另一种历法，南北历法不一样，更容易造成紊乱。忽必烈决定统一制订一个新历法，他下令成立了一个编订历法的机构，名叫太史局负责太史局的是郭守敬的同学王恂。郭守敬因为精通天文、历法，也被朝廷从水利部门调到太史局，和王恂一起主办改历工作。修订历法工作一开始，郭守敬就提出：研究历法先要重视观测，而观测必须依靠仪表。原来从开封运来的有一架观察天象的大型浑天仪，已经陈旧不堪，得不到可靠的数据。郭守敬设计一套新的仪器。他觉得原来的浑天仪结构复杂，使用不方便，还创制了一种结构比较简单、刻度精密的简仪。他制作的仪器，精巧和准确程度都比旧的仪器高得多。有了好的仪器，还要进行精确的实地观测。公元１２７９年，郭守敬在向元世祖报告的时候，提出在太史院里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的打算。这个大胆的计划马上得到元世祖批准。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二十七个测点。最北的测点是铁勒，最南的测点在南海，选派了十四个监候官员分别到各地进行观测。郭守敬也亲自带人到几个重要的观测点去观测。各地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全部汇总到太史局。郭守敬根据大量数据，花了两年的时间，编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叫授时历。这种新历法，比旧历法精确得多。它算出一年有３６５．２４２５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２６秒。这部历法同现在通行的格里历一年的周期相同。但是郭守敬的授时历比欧洲人确立公历的时间要早三百零二年。文正知道，忽必烈在称帝之初曾试图迎合汉人，他建立了一个类似传统中国王朝的政府，而且通过采用儒家礼仪，赢得了许多汉人的拥戴。虽然他没有采用汉人传统的科举考试取士制度，但是他仍然聘用了许多汉人在他的朝廷担任要职。此外，他还资助了中国画家、手工艺人和剧作家。但是，他的军事远征以及随之而来的财政需求注定了他的努力将以失败而告终，使他不仅失去了对汉人的影响力，也失去了汉人的支持。但是忽必烈确实取得了许许多多值得赞许的成就。他殚精竭虑地治理世界历史上空前庞大、人口众多的帝国，而不是简单地盘剥他的帝国。虽然他是一位背负深厚游牧传统的帝王，但他却又有着独特的眼光，他努力保护帝国境内各种不同民族臣民的幸福安宁，并提升他们的利益，而这样周全的考虑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罕见的。通过他所制定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政策，通过对文化和贸易活动的支持和赞助，以及对不同宗教的宽容，他试图把亚洲版图统一在蒙古的霸权之下。然而，和许多伟大的君王一样，他的帝国在他死后并没有存在很久。甚至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帝国内部的弱点便已经暴露无遗。忽必烈对外远征的惨败、他的无节制的财政需索，以及他个人健康状况的衰退破坏了他远大的计划。他的蒙古先辈们，包括他的祖父成吉思汗，都没有过他那种统一并统治整个已知世界的梦想，他的后继者中再也没有人曾有过这样的眼光。忽必烈建立世界帝国的梦想最终未能实现，但这并无损于他的荣光。忽必烈在即帝位后改国号为元，于公元1274年发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临安，南宋政权一片混乱。当时，度宗死，仅4岁的赵隰即位，为恭帝。谢太后临朝，要各地起兵“勤王”。次年，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三万，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开始了戎马生涯。义军赶往吉州，文天祥受任兵部侍郎，获令屯军隆兴待命，几经阻挠才得入卫临安。不久出任平江知府，奉命驰援常州。在常州，义军苦战，淮将张全却率官军先隔岸观火，又临阵脱逃，致义军五百人除四人脱险外皆壮烈殉国。这年冬天，文天祥奉命火速增援临安门户独松关，离平江三天后，平江城降。未到目的地，关已失守。急返临安，准备死战，却见满朝文武纷纷弃官而逃，文班官员仅剩6人。1279年，元朝大军把南宋送进坟墓的同时，它自身千疮百孔的财政问题，也更显突出。忽必烈最重要的目标是中国南方，他希望占有南宋的资源。而且，尽管南宋的军事实力比较弱，并没有构成一种直接威胁，但是这个地区仍然是一个潜在的麻烦之地。汉人仍希望收复失地，统一国土。如果宋朝能够组织一支比较有效的战斗力量，他们的首要目标肯定是重新夺回北方领土。在蒙哥执政时期，蒙古平定南宋的努力无果而终。当忽必烈在蒙古权力之争中胜出之后，便计划在南宋恢复军事实力之前对它发起征讨。征服南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大有益处的。况且，如果征宋战役取得成功，其经济价值也同样是巨大的。南方商人在与东南亚、印度乃至远到中东的贸易中获利丰厚。从这些商业贸易中获得的物品、利润以及税收无疑对忽必烈极具诱惑力。中国南方的土地通常比北方更加肥沃，而在北方，食物供应往往不能满足人口的需求。如果忽必烈向南扩张，他就能保证北方的臣民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占领中国南方绝非易事。蒙古军队和骑兵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和地形，蒙古战马要面对数不清的障碍。温暖的气候和遍布的森林比草原的环境艰难得多，而战马对酷热也难以适应。另外，几乎没有饲料供它们吃，因为在南方，所有可耕地都被用来种植庄稼了。蒙古人自己也对热带和亚热带疾病毫无防备，在那里，寄生虫和蚊子会传播疾病，而他们对此根本没有抵抗力。除此之外，蒙古军队还需要采取一种他们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使用过的战略战术。作为一个大力发展远洋贸易的国家，南宋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因此，要占领它的一些主要城市，必须由海军发起攻击才可能奏效。蒙古人必须学会修造战船，并征募水手，熟悉海上作战。实际上，在汉人、高丽人以及女真人的帮助下，他们的确建立了一支能够征服南宋的海军。当然，他们还和南宋拥有共同的陆地疆界，而一些战役的确是在陆地上进行的，陆上作战是他们所熟悉的，并且在当时他们几乎是战无不胜的。不过，征服南宋需要庞大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尽管南宋的军事实力比较弱，但它仍不失为一个强大的对手。临安及其他一些大都市有着充满活力而且成熟的文化。这些城市中遍布豪华酒肆、茶馆和戏坊等等。追求奢华宴乐的风气在临安尤盛，其他城市都没有这样集中的财富。上流社会和富商的富有及其追求高雅的风尚，可以解释为何奢侈品贸易如此重要。富有异国风味的精细食物，包括杂货店的甜豆汤，德寿殿前的烤乳猪米酒炖鲜贝，杏子鹅，莲子汤，用贝类、鱼、李子熬成的浓香汤，在遍布城区的许多餐馆都有供应。南宋拥有的大量财富，主要来自于肥沃的土地，此外还有海外贸易。但宋廷遇到了导致以往中原王朝灭亡的同样严重的困难。像汉朝和唐朝在其不同历史时期遭遇的那样，宋朝政府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大地主通过巧取豪夺等手段拥有了巨大的庄园，这些大地主或者本身就是政府官员，或者有近亲在官僚系统中任职。不管怎样，他们通过和官僚系统的关系而获得了免交税负的权利。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税表中剔除，政府的财政危机也越来越严重了。朝廷无钱支付迅速增加的军事开支。到了1260年，当忽必烈在北方登基之时，地主和官员的腐败行为已经对南宋造成了致命的危害。南宋大臣贾似道试图实行改革，以阻止这种腐败。但是，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改革家一样，他在正史中受到了严厉的抨击。这些由地主和官僚阶级代言人所撰写的历史，对试图取消其特权并限制其滥权行为的贾似道自然不会有任何同情之心。他们把贾似道描写成一位邪恶的宰相。但只有通过仔细的推理，剥茧抽丝，去伪存真，过滤掉充满偏见的所谓证据之后，才可能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贾似道曾竭力劝谏皇帝发布诏书，遏制官员的投机行为。他还设置了告密信箱，那是一个人们可以投诉之处，可以把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曝光。他的建议激起了官僚阶层及其盟友地主阶级的激烈反对。贾对付对手的方法是清洗了一批异己官员，并杀掉了几个。为补充这些腐败官员留下的空缺，他越过一些资历较老的官员，提拔了自己的亲信和低级官员。这些政策措施，反过来使他的反对派阵营愈发壮大了。这样的政治动荡和分裂，使得南宋在面对统一而强大的蒙古人的挑战时显得异常脆弱。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忽必烈决心入主南中国。不过，最初他并不想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在1260年他曾派遣特使郝经到南宋商讨和平解决方案。如果南宋承认他作为中国天子的统治，作为回报，他会给他们一定限度的自治，并可以继续享受繁荣，因为蒙古人容许并支持商业贸易。郝经自己也写了一封信，作为忽必烈信函的补充。在信中，郝经对忽必烈赞美有加，他把这位蒙古君主说成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皇帝，虚心倾听儒士幕僚的建议，以德治国等等。另一方面，他说明了拒绝与忽必烈合作可能导致的后果。他直率地警告宋廷，蒙古人的军事力量是可怕的，军事抵抗是无意义的。他援引中国历史中的事例说明，许多中原王朝，包括宋朝本身，都曾不得不适应形势，向所谓的北虏进贡。上文已经提到，南宋的反应是扣留了郝经。贾似道和支持他的官员决心抵抗。当忽必烈于1261年春派遣两位使节崔明道和李全义出使南宋，要求释放郝经时，遭到了宋廷的断然拒绝。忽必烈并未气馁，接着做出了进一步的和解姿态。1261年，他亲自释放了蒙古军人在宋、蒙边界抓获的七十五位宋朝商人，第二年，又有四十位商人被允许返回南宋；两年后，他又大赦了五十七位南宋商人。直到1269年，他又释放了四十五位商人。在1264年，忽必烈严厉斥责了他的军事将领，因为他们未经调查和审讯，便私自处决了俘虏的两位南宋将领。忽必烈正千方百计鼓励南宋军队变节投诚，所以对这样鲁莽和轻率的行动极为不悦。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