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元年（1241年），改湖广统领，始领军事。三年，加户部侍郎。五年，以宝章阁直学士为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再迁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得便宜行事。九年，加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学士移镇两淮。宝?二年（1254年）加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四年，加参知政事。五年，加知枢密院事。六年，改两淮宣抚大使。其主要职任均为护边、屯垦、招徕。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兵分三路大举攻宋，蒙古大汗蒙哥自攻四川，其弟忽必烈（后为元世祖）攻鄂州，另一路由云南入广西攻湖南。朝廷大震。理宗即军中拜似道为右丞相，令率军援鄂。坚守凡四月，时蒙哥已于九月间在四川中箭死，忽必烈急欲攻下鄂州，至闰十一月仍无望，乃撒军。宋朝的威胁暂时解除。
当时吴潜、丁大全实任左、右丞相，理宗对他们的一切措施均感不满，于是加似道少傅，召入朝。从此专国政。似道首先禁绝宦官干政和外戚弄权，使内外肃然。继行公田法，用语限价购买大地主超额土地，废止和籴，以其租谷作军饷，充实国库。又制狭口阔底斛式颁行全国，减轻贫苦者的超剥削。这些措施原都有利国计民生，但却招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
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死，宋度宗立。咸淳三年（1267年），进似道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在此期间，元军军力大增。咸淳七年，围攻襄阳，九年，守将吕文焕投降，元世宗忽必烈乃决策灭宋。十年，元军自襄阳东下，鄂州、江州、安庆守将皆降。德?元年（1275年）正月，似道亲出督师，二月，至安庆鲁港，与元兵相遇，大将夏贵先已决计降元，至是不战而去，且扬言前锋已败，摇动军心，致全军溃散。事闻，似道罢官、贬逐，八月，为监送官郑虎臣擅杀于漳州。未久，宋亦亡。
（按：《宋史》列贾似道于《奸臣传》，其内容不少来自野史小说，且出于反对者之口，遇事不问是非，均加贬抑。如鄂州之战，云似道私约称臣输币，又虚诳报捷，最是奸事。然考《元史?世祖纪》，仅云约和，并无称臣输币之语。当时蒙哥新死，似道已知，遣使约和之日，正忽必烈决定退兵之时，那有称臣之理！此时如能达成合理和议，亦未始非为好事。实则宋、元兵事之开，乃史嵩之等人侥幸邀功之心造成，至似道之时，宋朝已颓象四露，这非贾的责任，相反他是背包袱的。我们认为，贾似道其人聪明才具皆有，但少沉厚之气，遇事过于自信，不易发挥他人作用；他的各种措施，还是为宋朝的多，为私家的少。他的进身，虽有其姐的作用，但贾妃淳?七年已死，可见他的获得理宗信用，还是由于他的才具。他的行公田法，事实上是他最后失败以致杀身的原因。那些降将和杀他的郑虎臣就都是大地主。范文焕、范文虎、夏贵等都富贵已极，他们不愿打仗，处处拥兵自重，这种积弊原是宋朝“祖宗御将之法”造成的。贾似道亲出“督师”，已是孤注一掷。历史上大概也没有这样的“奸臣”。宋亡后，元世祖曾问宋降将：“尔等何降之易耶？”答云：“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积久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送款也！”元世祖说：“正如所言，则似道轻汝也固宜！”可见，这些降将也只说似道重文士轻武人，没有其它“误国欺君”的指责。他们所说降敌的理由，反被敌人所讥笑，这倒很有意思。所以，《宋史》之言是偏颇的。对贾似道的历史还需研究，我们此处只约略介绍他的行迹，不采传说的贬词。
此人虽于政不通，然精于逗蟋蟀，更专门著有《促织经》，人称“贾虫”。
南宋最后一个名将盂珙临死前推举贾似道出镇京湖制置使，作自己的继任者（相当于北部方向的东部军区总司令）
而且贾似道干得相当不错，所以才升迁为右丞相。
客观的说，贾似道能力不是很强，而且私德不好。但是，他是所有南宋剩下的资历够当宰相的人里最强的了。其他的人干脆就是只会写道德文章的腐儒。
当时文武全才的人不是没有，但是类似李庭芝之类文武全才的人，资历实在太浅，不能服众。李庭芝本人都是贾似道特进超擢，跳级提拔，才能担任制置司参议这个相当于军区参谋长的职位。再比如文天祥，贾似道在淳?九年（1249年）为京湖制置使的时候，他在这之前淳佑4年中状元，进翰林院，结果才过了2年就父亲死了回去守孝了，然后在低级官职上起伏了十几年做过八品的宁海军节度判官，咸淳九年（1273年），起为湖南提刑，1274年改知赣州。1275年勤王，才除知平江府，勤王入京后才除知临安府。1276年，已经是襄阳溃败了，才除右丞相兼枢密使。）
可以说贾似道是当时没办法，青黄不接时矮子里拔高子拔出来的。
又许多人都说贾似道是靠裙带关系上台的但实际上贾似道在淳?九年（1249年）由盂珙临死前推荐而得以出镇京湖制置使做盂珙的继任者。
贾氏专宠后宫,始自绍定四年(1231)七月,至淳?七年(1247)二月病故。淳?九年九月,以阎氏为贵妃,自此阎氏专宠。
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贾似道一步步升为宰相并不是贾妃的缘故，而纯粹是宋末当时确实没有更拿的出手的人选了
再补充下什么叫公田法
南宋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对农民课重税，在正税之外，更加上经制钱、总制钱等杂税；为了调度边境的军粮施行和籴，负担就只有落在一般农民身上了。另外，政府在财政困苦时，为了救急，乱发一种称为会子的不兑换纸币，造成通货的恶性膨胀，物价腾贵，更加深财政的困难。
面对这种愈形恶化的财政困难，在南宋末期的十三世纪後半，贾似道（一二一三～七五年）发布了公田法。限制大地主的田土额度，超过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政府收买为公田，公田交由佃户耕作，然後以其佃租作为军粮。这种办法，是希望达到抑制土地和调度军粮两种目的。这种办法虽只实施於浙西路（浙江西部），而且遭到地主的反对，但一直实行到南宋灭亡，还是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成果，暂时地支撑了南宋末期的财政。
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的均田地的法子来限制大地主隐瞒偷逃税款，保证军需。然而这个法子把那些儒生大地主们得罪的厉害了。
一、贾似道与《促织经》成书考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号秋壑，南宋抗金名将制置使贾涉之次子①，浙江台州天台县人。自幼落拓，好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荫补嘉兴司仓。后其姊为理宗贵妃，始青云直上。淳?九年（1249）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次年移镇西淮。开庆元年（1259），以右丞相领兵援鄂州（湖北武昌），私向蒙古忽必烈乞和，答应纳币称臣，兵退诈称大捷。此后专权多年，用重法督责武将。推行“公田法”，贱价兼并大量地亩，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度宗（1265――1274在位）朝权势更盛，封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朝廷大政，悉决于西湖葛岭私宅。襄阳围困数年，贾隐匿军报，与姬妾踞地斗蟋为乐。德?元年（1275），元军沿江东下，贾率军仓皇迎敌，败绩于鲁港（安徽芜湖西南）。旋被革职放逐，至福建漳州木绵庵（福建龙溪县），为监押官郑虎臣所杀。僧彬木禅收尸火化，命贾之仲子归葬会稽附子冈②。
贾氏身为当朝宰辅，不思励精图治，恢复中原，反而骄奢淫逸，玩军误国，故与秦桧同列《宋史?奸臣传》，落得千秋骂名。明周朝俊的传奇《红梅记》，解放后京剧《红梅阁》、川剧《红梅记》、秦腔《游西湖》、电影《李慧娘》中的贾似道，均是反面形象。由于劣迹昭著，所撰《悦生堂古迹记》、《悦生别录》、《悦生堂随抄》（《说郛》百卷本辑有25条）、《奇奇集》等均因人废文，今已不传。数首诗作散见于《咸淳临安志》、《全芳备祖》、《天台山方外志》、《台州札记》等书中。唯《促织经》两卷，因历代斗蟋之风代代相沿，方流传至今。
此书上下两卷，一万四千余言。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七类，每类又分子目。体例完整，蔚为大观。因《促织经》由明代周履靖（浙江嘉兴人）续增，故有人以为何为贾编，何为周续，难分彼此，甚至有托名之嫌。
喻长霖《民国台州府志?艺文略》（卷七十三）载：“《促织经》，宋贾似道撰。似道有《奇奇集》（3），已著录是书。见《千顷堂书目》及倪灿《宋史?艺文略补》。”另外，元代台州黄岩人陶宗仪的《说郛》、明袁宏道、刘侗的《促织志》均辑引过此书，说明贾氏确实编撰过《促织经》。此书款识为“宋秋壑贾似道编辑，明梅颠周履靖续增”，又证明《促织经》的体例为贾氏原编的基本框架。自古编书都有一定体例。此书既为贾氏所编，那就包括了蟋蟀的形状、颜色、饲养、决斗、病疗、诗赋等方面。故书虽非贾氏原壁，周履靖亦仅是“续增”“充实”而已。正如清高鹗补续《红楼梦》一样，前八十回为曹雪芹的原作，后四十回为高氏所续，体例还是原先的基本框架。
至于区分何为贾撰、何为周续，确有难度，但亦并非无眉目可寻。
陶宗仪《说郛》、袁宏道和刘侗的《促织志》、毛晋《陆疏广要》、沈弘正《虫天志》均辑引过贾氏的《促织经》。据核：前四种均采摘于此书中的《促织论》和《蟋蟀论》；后者《虫天志》则全文辑引了此书中的《促织歌》，并直称为《贾似道促织歌》。《促织经》里还一篇《月夜闻虫赋》，中有“臣东鄙幽介，长自丘樊”之句，这正是贾氏世居浙东天台山的真实写照。据《天台松溪贾氏宗谱》载：贾似道曾祖贾成宗，原籍河南洛阳。自靖康南渡（1127），徙居天台山，至似道已历四代。因南宋都城为临安（浙江杭州），天台山处于临安之东，似道又长于斯，故称“臣东鄙幽介，长自丘樊”。由此可定，至少是上述数篇均出自贾氏手笔。
二、《促织经》成书的时代背景与主观因素
贾似道身为当朝一品，位极人臣，何以如此钟爱于促织呢？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及贾氏的主观嗜好有关。
蟋蟀之名最早见于《诗经》。《唐风?蟋蟀》及《豳风?七月》中有“蟋蟀在堂”、“十月蟋蟀”之句。随着时代的发展，认识的深化，蟋蟀之别名犹如“太仓之粟”，愈积愈多。从《尔雅》、扬雄《方言》、崔豹《古今注》、郭璞《尔雅注》、至清代《古今图书集成》，蟋蟀别名多达十七种。蓄蟠斗蟋风，则始于唐天宝（742－756）年间。
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金笼蟋蟀》条载：
“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促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又宋人顾文荐《负曝杂录?禽虫善斗》条云：
“父老传：斗蛩亦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其来远矣。”
历代文人雅士对于蟋蟀确是十分珍爱，晋代卢谌，唐代杜甫、张随、李子卿，宋代苏轼、张来、陈造、王令、岳珂、杨万里，明代高启、俞允文、王龙起、潘亨等名流，均作有以蟋蟀为题材的诗赋。贾似道亦称“盖自唐帝（玄宗）以来而讫于今，凡王孙公子至于庶人，富足豪杰，无不雅爱珍重之也”（4）。这是基本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
南宋是斗蟋的发展期。上至宰辅，下至平民，甚至僧人亦好斗俗。“鞋儿破，帽儿破”的天台活佛济公（1148――1209），曾为有“铁枪”之誉的蟋蟀之死而感“伤悼”，为之安葬并作悼词、祭文，以为“纪念”。其《瘗促织?鹧鸪天》词，寓以禅理，显得幽默诙谐：
“促织儿、王彦章，一根须短一根长；只因全胜三十六，人总呼为‘王铁枪’。休烦恼莫悲伤，世问万物有无常；昨夜忽值严霜降，恰似南柯梦一场。”（5）
有些嗜蟋者卒后，甚至连蓄蟋用具亦随葬，江苏镇江南宋古墓曾出土过多只蟋蟀过笼，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藏有一幅中国《南宋儿童斗蟋蟀图》。时尚斗蟋之风，于此可见一斑。这正是贾氏编撰《促织经》的时代背影。
贾氏酷嗜斗蟋，亦有其主观因素。其《促织论》云：
“天下之物，有见爱于人者，君子必不弃焉。何也？天之生物不齐，而人之所好亦异也。好非外铄，吾性之情发也，情发而好物焉。殆有可好之实，存于中矣。否则，非好也。岂其性之真哉？况促织之为物也，暖则在郊，寒则附人，若有识其时者；拂其首则尾应之，拂其尾则首应之，似有解人意者；甚至合类颉颃，以决胜负，而英猛之态，甚可观也。岂常物之微者，若是班乎？此君子之所以取而爱之者，不为诬也！”（6）。
贾氏认为，其所以嗜蟋，是因蟋蟀具有三种功能：一是识天时，二能解人意，三可供观赏。他还从斗蟋之法“悟”出“治国之道”，将斗蟋与治国相提并论。蟋蟀虽为“一物之微，而能察乎阴阳之道；动静之宜，备乎战斗攻取之义”；并由此得出结论：“君子之所以爱物也，知所爱；知所爱，则知所养也；知所养，则何患乎物之不善哉！（7）”其言论确是发前人所未发。
三、《促织经》的内容与价值
贾氏其人已如前述，然作为斗蟋爱好者而言，善于观察总结，编写出世界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昆虫学专著《促织经》，成为中国昆虫学的开创者之一，还是值得肯定的。
此书虽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七类，其要不离遴选、决斗、饲养三个方面。
（一）蟋蟀遴选
主要从其生态环境、形体颜色入手。
贾氏认为：蟋蟀的栖息场所及生态环境，对虫质的优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生于草土之中必懒，产于砖石之间必刚；背阴必娇，向阳必劣；以出于荒山僻地为佳。从外形来看，蟋蟀要具备“四像”：“钳像蜈蚣钳，嘴像狮子嘴，头像晴蜓头，腿像蚱蜢腿”（《观促织形像》）。从颜色来鉴别：大体为“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黄不如青”（《蟋蟀论》）。以下为“五绝”：红头青项，翅金色者为一绝；麻头透顶、金翅白腿、头后相应者为二绝；白麻头透顶、青项毛子厚银翅者为三绝；紫头白露、青项浓厚、紫翅又带皱纹者为四绝；黑漆头金线或银额、青项带毛、黑金翅、白肚皮、白大腿脚者为五绝（《促织经?论色》）。贾氏列举了17种形状、65种颜色不同类型的蟋蟀，对其优劣作了详尽地阐述。
（二）蟋蟀决斗要做到知彼知已，讲究簧法
蟋蟀决斗虽有“小鬼跌金刚”以小克大之奇迹，但究属少数，基本上还是“比头比项比身材，若大分亳，懒不斗苍，好不斗异，弱不斗强，小不斗大，有病不斗寻常”。总之，斗蟋如斗兵，只有知已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斗蟋还得讲究簧法（即打草法）。因簧草得法，能激其斗态，乃至反败为胜，故贾氏总结为“三条簧法”：一云初对簧法：斗蟋之始，各启闸引草。先对其腰，后簧其牙。其口开时，左提右挈，待鸣声收翅之际，用草领至闸口，不让过闸激其斗性。二曰上风簧法：即第一回合斗胜之蟋。此际应用草时常调拨（不簧其牙），使之斗性常存。三为下风簧法：即第一回合斗败之蟋，此时更要激其斗志，用草先拂其头须顶背，次拂腿脚牙际，待其鼓翼鸣声，自壮其胆，再决雌雄。
（三）蟋蟀饲养既要注意节候，又要精心调理
蟋蟀“白露渐生，寒露渐绝”，畏冷惧寒。早秋、中秋，余暑未消，故养盆宜古不宜新（新盆燥热，虫易得病）。并置清凉湿润之处养之，切勿使斗；中秋之蟋，不可与三尾（雌蟋）共盆，恐其昼夜呼雌，有损斗性；晚秋之蟋，如人进入暮年，秋深生寒，宜换新盆放藏风温暖处，用生芝麻嚼碎和饭喂养；斗后之蟋，隔三五日方可复斗，如斗口经三四十口，应隔一周，调养其内不可与三尾“同房”；斗胜之蟋，用浮萍捣汁浴之，再用河水过净，并将童便、清水各半，使其饮之。此即贾氏的“三秋养法”与“斗胜养法”。
贾氏还阐述了蟋蟀病治疗和繁殖的方法。尤其是对交配习性的发现，更是道前人之所未道。其《促织三拗》云：“赢叫输不叫，一也；雌上雄背，二也；过?有力，三也。”过?，精囊肥大。其观察可谓细致入微。著名昆虫学史专家邹树文对此评价颇高：“这个对于蟋蟀交配习性的发现不论其是宋或明，其记述之早均可称述。（《中国昆虫学史》147页）。”
《促织经》不仅首次系统而科学地总结了有关蟋蟀遴选、决斗的饲养经验，为研究古代昆虫提供了翔实的史料，而且还开后世蟋蟀研究之先河。
明清以降，蟋蟀研究专著不断涌现。如明袁宏道的《促织志》、刘侗的《促织志》，清金文锦的《促织经》、石莲的《蟋蟀秘要》、朱翠庭的《蟋蟀谱》、朱从延纂辑、林德埃、庄乐耕重订的《?孙鉴》、秦偶曾的《功虫录》、方旭的《促织谱》、钱步曾的《百甘虫吟》，民国的《游戏大观》、李文?的《蟋蟀谱》。1931年李石孙纂辑、徐元礼参校的《蟋蟀谱》12卷，描述蟋蟀种类多达117种，可谓集蟋蟀之大成。但上述专著大多以贾氏《保织经》为本增益而成。就是1987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蟋蟀新谱》（关良、之骏编著），除部分章节外，其内容仍以贾氏《促织经》为基础。其影响之深，亦为贾氏始未料及的。
斗蟋，在历史上曾给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从现代观点看，养蟋与养马、养使鸽、钓鱼、种花一样，只要引导得法，也是一种培养人们观察践能力的很有意义的活动。它能美化生活，陶冶情操，还能使人增长有关昆虫生物学、昆虫行为学的科学知识。
另据报道：当前香港、澳门、日本等国际市场，蟋蟀贸易较为热门，一只战斗力强的蟋蟀售价高达上百美元。一般出口一只较好的蟋蟀，可换回一头肥猪的外汇。笔者由此联想起能否发掘蟋蟀资源，捕捉训练优质蟋蟀，恢复古养盆传统工艺的生产以出口创汇。使贾似道这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世界第一部昆虫学专著《促织经》，古为今用，服务当前，重新发挥它历史与现实所应有的价值！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