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农业起源研究主要范例的变化
农业起源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生物学及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课题，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并且在20世纪，成为了考古学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之一。该问题研究范例由于受各自时期的人文科学、考古学的研究范例的影响，分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存在几次大的转变：20世纪初之前的文化进行理论影响下，主要研究农业在进化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其对人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影响；20世纪初到60年代主要在环境模式下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文化生态学等理论指导下不仅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并且着重讨论起源的动力机制问题。在每种范例之下，不同的学者又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假说。
1．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
19世纪是进化论流行的时期，并且在人类的历史上最早的人是狩猎者这种观点已被广泛地接受，因此这一时期主要讨论的不是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机制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这种适应性转变受到影响等问题，而是动、植物驯化哪一种最早出现、它们在进行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各自的影响问题。⑴当时的许多学者认为动物驯养和游牧业先于植物栽培。摩尔根即在其《古代社会》中指出，东半球的畜牧业早于农耕业，农业种植更多地是源于驯养动物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⑵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狩猎、放牧、农业三阶段说是不可信的，它们指出有许多原始人群从事农业但不养家畜，因此许多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们可以说农业的状态不一定是从放牧中来、是放牧的一种延续，前者比后者表现出更大程度地接近于文明。”⑶这一时期还有一种重要的观点是认为放牧业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类型，游牧者与农耕者共存。
农业如何起源的具体问题，虽则较少有人关注，但andolle⑷、H．LingRoth两人对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开创性的总结：合适的气候、土壤与植物物种，合适的居住模式，经济上的需求等。这些条件几乎涵盖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所有的方面，此后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差不多都是以此为基础，对各个方面进行了细化和不同侧重，因此这两个人的所做的工作，是农业起源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奠定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基本的方向。但他们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一是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帮助；二是仅注意到了人类对植物食物的需要而忽略了文化的方面。
2．20世纪初到60年代
19世纪伴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西方学术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人地关系的研究上，虽然在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许多人走上了环境决定论的极端，但是对于多数学者来说，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19世纪末，更新世的存在已经确信无疑，因此地理上的一些变化经常归因于不同的气候状况。这一时期的农业起源研究，更多地归因于环境与气候变化的结果。主要的观点是：距今13000年以来，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使巨兽消失，被大量的小型动物所取代，使人类的谋生方式更为多样化，人们的谋生努力从动物渐渐转向了植物；同时由于环境的巨大变化，人类与植物群集中在一更小的地区内，接触更加密切，不仅积累了种植的知识，而且还对它们的生产进行了强化，在起初全由采集获得的种子植物中，经过驯化的植物比例缓慢增加，最后农业出现了。同时考古学家也开始介入农业起源的研究，但他们最初更多的工作是找寻最早的驯化植物而不是弄清农业开始的这一进程，往往仅仅根据一粒植物种子、一个豆荚而就宣称进入了农业时代。
此时期以柴尔德为代表的绿洲理论最有名。柴尔德用新石器时代革命来描述食物生产的起源，而农业起源的发生是因为气候危机影响导致干旱的亚热带地区成了最早出现农业的地区。随着wurm冰期的后退，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夏季降雨迁至欧洲地区，干旱带来了间杂有绿洲的沙漠，人与动物聚集在绿洲中，这种共生导致了驯化的发生，然后这些动物的驯化者可能是最早的植物栽培者。他认为植物栽培最早出现于尼罗河沿岸，这里定期的河水泛滥使土地肥沃，而干旱的天气进一步恶化使游牧者更加集中于有水源的村落。⑸
ArmoldJ．Toynbee在他的“挑战与回应”模式中将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均是能应对更新世末期的干旱挑战而进入农业社会的。其中有一些狩猎采集人群因无法改变他们的习惯或生活方式而灭绝了；一些人通过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用改变其习惯成为了牧人；另外一些人对干旱环境的回应是改变其生活方式与习惯，只有这最后一种情况下的人才能进入农业社会。⑹
为了印证这一理论，考古学家Braidwood率领一支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及考古学家所组成的考察队，对西南亚地区的肥沃新月形地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一地区在最近10000多年以来气候并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同时他还提出，地球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类似于更新世之末那样的环境变化，然而它们并没有导致食物生产的产生。这些是与绿洲理论相矛盾的。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式――核心区域理论，“我认为，没有必要用外部原因把这个问题复杂化。食物生产革命的发生似乎是人类社会不断增强的文化的多样化和专门化的累积的结果。在大约公元前8000年前，肥沃新月形地区周围的山地居民对他们周围环境的认识，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使他们开始栽培以前一直是采集的植物，驯养以前一直是猎食的动物。……通过文化传播，新的生活方式从这些核心地区，扩散到了世界其他地区。”⑺
这是一种生物进化式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影响事物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乃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中，对于驯化的起源来说，这此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人类不断提高的经验和感受。这样，更早阶段的间冰期没有出现相应的文化变化，乃是因为当时的文化尚未做好相应的准备。但是Binford认为他的这种解释根本不能算是解释：“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宿命论――无论是说某种内在的力量左右着生物进化的方向，还是说人类的先天品质决定了文化的进化，都不能算是一种解释。从文化进化过程中观察到的趋向需要有具体的解释，而用人类的先天品质作为这些趋向的原因并不是解释。”⑻
3．20世纪60年代至今
从60年代开始，新考古学在美国开始兴起，带来了考古学研究范例的重大转变。从这一时期开始，考古学家的兴趣不再只局限于考古学的两个传统的目标之上了：文化历史及对过去生活方式的重建，同时也对第三个目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化进程的研究。因此此时的农业起源研究不仅限于编年与描述，同时试图解释在何种条件下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适应变化将会发生，也即开始探讨农业起源的机制问题。
在此之前的农业起源的发现与发明模式，是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之上的：一是农业明显要比狩猎采集先进；二是知识的缺乏是造成狩猎采集者不能成为农夫的最主要的原因。⑼因此农业一旦发现以后，将不可避免地?采纳，因为它具有明显的经济学上的特性。
但是美国的考古学家从民族学的资料中发现狩猎采集人群食物丰富，与农耕者相比，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营养状况更好、身体更加健康、寿命更长。今日的狩猎采集者的食物压力比农耕社会要小，在许多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已经掌握了种子一植物关系的知识。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的土著中，采集一种山药。并将头切开重新埋人土中以便下次来挖掘，这里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可狩猎，远远超出他们的需要。⑽并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学者认识到了食物生产并不是一种最佳的生存方式，而是一种劳动的强化。
这样农业起源研究从发明发现模式下的过程描述进入了因果(causal)模式下的起源动力机制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影响至今的学术流派。
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的主要流派
1．人口压力说(人口／资源平衡模式)
美国的进程考古学家以一种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他们集中关注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不是一直处于平衡中而是处于一种变化的状态下的。转变是因为来自系统外的压力，而假设的压力来源是人口压力。⑾
作为这一模式的最早倡导者之一，Binford认为是人口压力直接导致了文化向新的生态位的变化，造成原来的人口一资源模式失衡的原因有两种：一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可利用的动、植物密度降低；二是人口的增加接近载能。旧的平衡模式被打破后，人口超过了载能，为提高生产力而改造和控制环境的做法被优先选择，人们会选择更有效的取食手段。关于农业起源的答案，在更新世末期，人类开始依靠河流中的鱼类、季节性迁移的鸟类等季节性极强的资源作为食物，这样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定居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和向外移民，在邻近的资源不太丰富的地区最先感觉到了人口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们采取农业生产方式以提高载能。因此农业的起源不是文化没有做好准备的问题，而是促进变化的各种条件在以前从未出现过。⑿
Flannery对该理论进一步作了完善。他认为狩猎采集时期的人口一直控制在资源耗尽的水平之下，而保持人口的最佳方式是向外移民，在公元前10000年前的近两万年时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地区均被人类占据，从这一时期开始向外移民作为限制人口的手段其重要性降低了。另外一些手段的重要性提高了，有人也尝试着通过文化手段以增加食物供应。转向原来不被重视的广普性资源如水生或无脊椎物种，并且试图提高有用植物的地区性状态。最终走向了农业。他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了近东地区：近东地区是由最佳栖居地与边缘栖居地构成，野生植物在最佳地带长得很茂密，而边缘地带则很稀疏。最佳地带是人口增长的中心区，而边缘区是接受过多的外来移民的地区，因此在边缘地区人一地失衡和压力才被最先感受到。这里必须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样农耕出现了。⒀
由于人口压力在考古学上很难进行定量的分析，该理论受到了一些质疑。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着从另外的角度如古病理学、古食谱等来推测人口压力的存在。Cohen等人假设，如果农业起源是人口压力引起的，那么绝大多数狩猎一采集人群是迫不得已才转向农业，而且一旦过渡为农业，他们便是以质量交换了数量，这样农耕者食谱的营养状况应该比狩猎采集者差，这种营养不良反映在古病理学上，农耕者应该发病率增加、种群个体大小与体质下降、由于劳动强度的增加所带来的骨骼的变形强度增加。而对考古出土的骨骼的古病理学研究表明，这种趋势是存在的。⒁而对考古出土的食物营养价值的分析也表明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过渡所带来的是食物质量的下降。⒂
人口压力理论提出后，很快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成了解释农业起源的主流理论。同时许多学者还分别对人口的变迁与环境的波动作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完善。hardW．Redding认为人口的增长是伴随着食物采集、加工、贮藏等技术采纳而不断地接近、突破载能的，农业食物生产技术的采纳只是这一循环的最后一步；而在环境方面，可按资源的波动，区分出波动更可预测、次数少、程度不大和波动更不可预测、次数多、程度比较严重等。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能产生农业这种食物的获取方式。⒃
2．多种因素理论
虽然农业起源的人口压力说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例外的。如Flannery对中美洲玉米的起源研究表明，在公元前5000年前，地区人口密度很低，没有一个地区人口增长快速到足以影响附近地区的密度平衡。这里的农业起源是不能用人口压力来解释的。因此有人据此认为，这种依赖一个“主要推动者”来作为食物生产起源的解释，过于简单化了，仅仅某一种选择压力作用于任何行为是不太可能的，应是许多选择压力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从一个早期的狩猎采集群体变成一个栽培者的可能性似乎是由下面四点所控制的：1、原先已存在的技术知识――那就是对植物繁殖的某些方面的熟悉；2、对于为了长远的而不是直接的可预期的收获的行为具有足够的理性；3、一种中等强度的地域限制，这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4、一种同时高度渴望与短缺的植物物种。只要满足了上面这些条件，世界上任何地区均有可能出现农业生产。这一模式的主要的影响是将人口压力的影响降低到了是造成短缺的几个因素之一。在这里，虽然人口压力仍旧是一种因素，但是其决定性的作用更低。⒄
D．O．Henry将农业起源的条件细分为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包括植物的采集、加工、贮藏的技术的发展与积累；在经济可行性方面潜在的物种的出现；植物可能的遗传学与生理学上的变化等。充分条件主要是各地区不同的生态环境系统。由于采集者与各地不同的生态环境之间联系是很复杂的，因此不仅农业出现的时间各地是不同的，而且是由不同的因素如资源的短缺、人口的增长、危机的降低、人类与植物的协同进化等而推动的。只有满足了充分条件与必要的条件后，农业才可能在各地出现。⒅
3．进化理论
进化论作为19世纪学术界的最重大的成就，曾经?人口压力说一样统治了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农业起源的研究，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前后的三四十年间，这种理论才逐渐被学者们所放弃。到了80年代，作为一种范例，又被一些学者所重新重视。⒆但是这一时期的进化论与前期是有区别的。传统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是能有意识地控制环境及我们的命运的，进化过程是人类有意识控制的过程。因此关于农业的起源，也是人类在预先知道农业的好处后的一种有意识控制的进化过程。但实际上进化是无意识的。因此农业起源实际上是种无意识的进化过程。Rindos将农业的形成过程分为偶然驯化、专门性驯化和农业驯化，刚开始是无意识的，只是人类与植物共生的结果。由于人类的活动，扰乱了原先的环境，一种新的?栖地环境被创造了出来，植物群对它进行了预先的适应。这些在被人类扰动了的环境中生存的植物一方面其野生状态下生存的特征减弱，必须依赖于人类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其产量提高，人类对其依赖性增大，这种互利的共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最后导致了农业的出现。在农业系统的动力机制的建立与维护上，植物可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植物对农业生态的进化的贡献可能与人一样大，因为是植物创造了使人类某些行为具有选择性的好处。从驯化到农业行为是对已存在的行为的一种强化，它不需要外在因素来解释，这种变化是侧重点的变化，是源于一种已存在的经济的转变。
然而最后在论及现代植物种植计划与农业发展规划时，Rindos认为主要是为了应对世界性的困扰一食物与资源的短缺，食物短缺的可能性刺激了优化的庄稼的繁殖及对更高效的庄稼系统的发展。这又让人看到了人口压力的影子。⒇
4．社会结构变迁说
这一理论将食物生产与农业进行了区分，食物生产并不等于农业，食物生产是技术问题，而农业是mitement问题。Commitement不仅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关系变化的问题。因此农业起源的前提条件，除了合适的地理生物条件、高效的采集技术、迁移多余人口的土地的缺乏、相应的经济危机之外，还应该包括社会经济的前提。原始的社会结构的出现是生产性经济的最重要的前提，实质性的社会转变的催化剂，生产性经济其本身是在社会基础的某种发展层次上出现的。因此分析原始社会的组织，就可以找寻出可能造成对生产的要求提高的潜在内部压力。
最初的生产完全是为了满足生存的个体家庭层次上的实用性生产，这种个体单元水平层次上的生产很容易失败，因此他们需要融入了一个更大的亲属与其它关系的结构中。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实用性的需求，为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可以称为“过剩”生产：承担社会义务的生产。这也是一种互助的支持系统，有另外一些社会义务需要“过剩”的生产：结婚、仪式和贸易联盟的财礼。因此更大的系统，存在增加更多的需求的可能性。同时个体的权力与和个体的财富与再分配能力相关，这也促进了个体扩大生产的欲望，特别是在开始出现分化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扩大的需求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竞争，如在阶级社会中一样，提供了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并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间接地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
此外定居允许积聚物品；允许永久性的贮藏；允许推动提高生产。贮藏与积聚的能力使对控制食物更加渴望，当食物具有价值时，就有更多的理由来进行增加数量。[21]
5．竞争宴享说
BrianHayden认为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物种因其数量有限与不稳定，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可能与充饥无关，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增添美食种类，使一些有野心的人利用基于经济的竞争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租赁。特?当那些驯化的物种不是十分可口的食物，但劳力投入很高或不易获得，那么其驯化是在竞争宴享相关性中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22]
6．富裕采集文化说
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农业起源是在一种富裕采集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他引用美国学者索尔的一个观点，即农业并不产生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的缺少，“在饥荒的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那种缓慢而悠闲的试验步骤，好在相当遥远的未来发展出来一种较好而又不同的食物来源，……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以对人类更为有用是只能由饥馑的水平之上有相当大的余地来生活的人们来达到的。”从东南沿海一些早期史前遗址来看，其野生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因此他认为“从东南海岸已经出土的最早的农业遗址中的遗物看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个区域的最初的向农业生活推动的试验是发生在居住在富有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环境中的狩猎、渔捞和采集文化中的。”[23]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遗传学、生物学等角度分别进行了研究。[24]他们只是作为植物学家或生物学家从其本专业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缺乏更全面的考虑，因此影响都不是太大。
这一时期有关农业起源的还有一大争论是普遍的全球性理论的存在与否。
除了张光直先生富裕采集文化说是直接针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外，以上诸家学说都是试图探讨一种农业起源的世界性的通则的。但是每家学说差不多均有例外，如人口压力说不适应中中美洲；竞争宴享说得不到东南亚资料的证实；社会结构变迁说的前提条件是定居，但在中美洲与东南亚，可能在流动的狩猎采集时期即已开始了栽培，最后在农业开始以后流动还持续了几千年。因此有一些学者否认这种通则的存在。Flannery虽然是人口压力说的鼓吹者，但是他认为这一理论仅适用于西南亚，而农业起源的其它三个重要地区：东南亚、中美洲、安第斯地区，其农业起源的机制是各不相同的。FlankHole甚至认为只有进行每个地区的具体解释，这样才能考虑该地区农业出现的所有因素，否则都是不全面的。[25]
三、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的一些启示
从目前我国的整个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情况来看，在研究范例上，还局限于实证性的研究，即以寻找最早的栽培作物种子来确定起源的地点和时间。虽然这对于确定最早的栽培作物有所帮助，但这种方法很容易被资料牵着鼻子走，即哪里发现最早的栽培作物的证据就把那里看作是起源地。因此会先后出现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说、长江中游地区说、华南说甚至是淮河流域说，造成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一种编年与描述，即确定各个遗址的年代早晚，建立完整的编年体系，而不是对其演变机制的探讨。并以传播迁移论来解释其它地区出现农业经济的原因。这种解释模式明显存在着下面两大缺陷：
其一、即使得编年体系再完整，时代追溯得再早，起源的地点再单一，但总有一地点在某一时段内首先出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对于它的出现的机制，这一模式根本没有触及。
其二、不能解释为何只有农业传播、沿承下来，而不是其他的文化因素。
因此目前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最急迫的，不是找寻更早、更新的资料，也不是建立某种理论，而是研究范例的转变：从事件性的研究转变为进程性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从目前的编年性、描述性的研究解脱出来，进而对这一进程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如是，则离农业起源研究理论的繁盛不远了。
自然选择――它的力量和人工选择力量的比较――它对于不重要性状的力量――它对于各年龄和雌雄两性的力量――性选择――论同种的个体间杂交的普遍性――对自然选择的结果有利和不利的诸条件，即杂交、隔离、个体数目――缓慢的作用――自然选择所引起的绝灭――性状的分歧，与任何小地区生物的分歧的关联以及与归化的关联――自然选择，通过性状的分歧和绝灭，对于一个共同祖先的后代的作用――一切生物分类的解释――生物体制的进步――下等类型的保存――性状的趋同――物种的无限繁生――提要。
前章简单讨论过的生存斗争，对于变异究竟怎样发生作用呢？在人类手里发生巨大作用的选择原理，能够应用于自然界吗？我想我们将会看到，它是能够极其有效地发生作用的。让我们记住，家养生物有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自然状况下的生物也有程度较差的无数轻微变异和个体差异；同时也要记住遗传倾向的力量。在家养状况下，可以确切他说，生物的整个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可塑性的了。我们几乎普遍遇见的家养生物的变异，正如胡克和阿萨•格雷所说的，不是由人力直接产生出来的；人类不能创造变种，也不能防止它们的发生；他只能把已经发生了的变种加以保存和累积罢了，人类在无意中把生物放在新的和变化中的生活条件下，于是变异发生了；但是生活条件的相似的变化可以而且确实在自然状况下发生。我们还应记住，生物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于生活的物理条件的关系是何等复杂而密切；因而无穷分歧的构造对于生活在变化的条件下的生物总会有些用处。既然对于人类有用的变异肯定发生过，那末在广大而复杂的生存斗争中，对于每一生物在某些方面有用的其他变异，难道在连续的许多世代过程中就不可能发生吗？如果这样的变异确能发生（必须记住产生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为多），那么较其他个体更为优越（即使程度是轻微的）的个体具有最好的机会以生存和繁育后代，这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定，任何有害的变异，即使程度极轻微，也会严重地遭到毁灭。我把这种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以及那些有害变异的毁灭，叫作“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无用也无害的变异则不受自然选择的作用，它或者成为彷徨的性状，有如我们在某些多形的物种里所看到的，或者终于成为固定的性状，这是由生物的本性和外界条件来决定的。
有几位著者误解了或者反对“自然选择”这一用语。有些人甚至想像自然选择可以诱发变异，其实它只能保存已经发生的、对生物在其生活条件下有利的那些变异而已。没有人反对农学家所说的人工选择的巨大效果；不过在这种情形下，必须先有自然界发生出来的个体差异，然后人类才能依照某种目的而加以选择。还有一些人反对选择这一用语，认为它含有这样的意义：被改变的动物能够进行有意识的选择；甚至极力主张植物既然没有意志作用，自然选择就不能应用于它们！照字面讲，没有疑问，自然选择这一用语是不确切的；然而谁曾反对过化学家所说的各种元素有选择的亲和力呢？严格地实在不能说一种酸选择了它愿意化合的那种盐基。有人说我把自然选择说成为一种动力或“神力”；然而有谁反对过一位著者说万有引力控制着行星的运行呢？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种比喻的言词包含着什么意义；为了简单明了起见，这种名词几乎是必要的，还有，避免“自然”一字的拟人化是困难的；但我所谓的“自然”只是指许多自然法则的综合作用及其产物而言，而法则则是我们所确定的各种事物的因果关系。只要稍微熟习一下，这些肤浅的反对论调就会被忘在脑后了。
对正在经历着某些轻微物理变化、如气候变化的一处地方加以研究，我们将会极好地理解自然选择的大致过程。气候一发生变化，那里的生物比例数几乎即刻就要发生变化，有些物种大概会绝灭，从我们所知道的各地生物的密切而复杂的关系看来，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使撇开气候的变化不谈，生物的比例数如果发生任何变化，也会严重地影响其他生物。如果那地区的边界是开放的，则新类型必然要迁移进去，这就会严重地扰乱某些原有生物间的关系。请记住：从外地引进来一种树或一种哺乳动物的影响是何等有力；对此已有所阐明。但是，在一个岛上，或在一处被障碍物部分环绕的地方，如果善于适应的新类型不能自由移入，则该处的自然组成中就会腾出一些地位，这时如果某些原有生物按照某种途径发生了改变，它们肯定会把那里填充起来；因为如果那区域允许自由移入，则外来生物早该取得那里的地位了。在这种情形下，凡轻微的变异，只要在任何方面对任何物种的个体有利，使它们能够更好地去适应改变了的外界条件，就有被保存下来的倾向；于是自然选择在改进生物的工作上就有余地了。
正如第一章所阐明的，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生活条件的变化，有使变异性增加的倾向；在上节所述的情形中，外界条件既变，有利变异发生的机会便会渐多，这对自然选择显然大大有利。如果没有有利变异发生，自然选择便不能发生作用，切勿忘记，“变异”这一名词所包含的仅仅是个体差异。人类把个体差异按照任何既定的方向积累起来，就能使家养的动物和植物产生巨大的结果，同样地，自然选择也能够这样做，而且容易得多，因为它有不可比拟的长久期间去发生作用。我不相信必须有任何巨大的物理变化，例如气候的变化，或者高度的隔离以阻碍移入，借以腾出一些新的空位，然后自然选择才能改进某些变异着的生物，而使它们填充进去。因为各地区的一切生物都以严密的平衡力量互相斗争着，一个物种的构造或习性发生了极细微的变异，常会使它比别种生物占优势；只要这个物种继续生活在同样的生活条件下，并已以同样的生存和防御的手段获得利益，则同样的变异就会愈益发展，而常常会使其优势愈益增大。还没有一处地方。在那里一切本地生物现已完全相互适应，而且对于它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物理条件也完全适应，以致它们之中没有，一个不能适应得更好一些或改进得更多一些；因为在一切地方，外来生物常常战胜本地生物，并且坚定地占据这片土地。外来生物既能这样在各地战胜某些本地生物，我们就可以稳妥地断言：本地生物也会发生有利的变异，以便更好地抵抗那些侵入者。
人类用有计划的和无意识的选择方法，能够产生出而且的确已经产生了伟大的结果，为什么自然选择不能发生效果呢？人类只能作用于外在的和可见的性状：“自然”――如果允许我把自然保存或最适者生存加以拟人化――并不关心外貌，除非这些外貌对于生物是有用的。“自然”能对各种内部器官、各种微细的体质差异以及生命的整个机构发生作用。人类只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选择：“自然”则只为被她保护的生物本身的利益而进行选择。各种被选择的性状，正如它们被选择的事实所指出的，都充分地受着自然的锻炼。人类把多种生长在不同气候下的生物养在同一个地方；他很少用某种特殊的和适宜的方法来锻炼各个被选择出来的性状；他用同样的食物饲养长嗤和短椽的鸽；他不用特别的方法去训练长背的或长脚的四足兽；他把长毛的和短毛的绵羊养在同一种气候里。他不允许最强壮的诸雄体进行斗争，去占有雌性。他并不严格地把一切劣等品质的动物都毁灭掉，而在力之所及的范围内，在各个不同季节里，保护他的一切生物。他往往根据某些半畸形的类型，开始选择；或者至少根据某些足以引起他注意的显著变异，或明显对他有利的变异，才开始选择。在自然状况下，构造上或体质上的一些极微细的差异，便能改变生活斗争的微妙的平衡。因此它就被保存下来了。人类的愿望和努力只是片刻的事啊！人类的生涯又是何等短暂啊！因而，如与“自然”在全部地质时代的累积结果相比较，人类所得的结果是何等贫乏啊！这样，“自然”的产物比人类的产物必然具有更“真实”得多的性状，更能无限地适应极其复杂的生活条件，并且明显地表现出更加高级的技巧，对此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惊奇的呢？
我们可以比喻地说，自然选择在世界上每日每时都在仔细检查着最微细的变异，把坏的排斥掉，把好的保存下来加以积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机会，它就静静地、极其缓慢地进行工作，把各种生物同有机的和无机的生活条件的关系加以改进。这种缓慢变化的进行，我们无法觉察出来，除非有时间流逝的标志。然而我们对于过去的悠久地质时代所知有限，我们能看出的也只是现在的生物类型和先前的并不相同罢了。
一个物种要实现任何大量的变异，就必须在变种一旦形成之后，大概经过一段长久期间，再度发生同样性质的有利变异或个体差异；而这些变异必须再度被保存下来，如此，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由于同样种类的个体差异反复出现，这种设想就不应被看作没有根据。但这种设想是否正确，我们只能看它是否符合并且能否解释自然界的一般现象来进行判断。另一方面，普通相信变异量是有严格限度的，这种信念同样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设想。
虽然自然选择只能通过并为各生物的利益而发生作用，然而对于我们往往认为极不重要的那些性状和构造，也可以这样发生作用。当我们看见吃叶子的昆虫是绿色的，吃树皮的昆虫是斑灰色的；高山的松鸡在冬季是白色的，而红松鸡是石南花色的，我们必须相信这种颜色是为了保护这些鸟和昆虫来避免危险。松鸡如果不在一生的某一时期被杀害，必然会增殖到无数；我们知道它们大量受到食肉鸟的侵害；鹰依靠目力追捕猎物――鹰的目力这样锐利以致欧洲大陆某些地方的人相戒不养白色的鸽，因为它们极容易受害。因此，自然选择便表现了如下的效果，给予各种松鸡以适当的颜色，当它们一旦获得了这种颜色，自然选择就使这种颜色纯正地而且永久地保存下来。我们不要以为偶然除掉一只特别颜色的动物所产生的作用很小；我们应当记住，在一个白色绵羊群里，除掉一只略见黑色的羔羊是何等重要。前面已经谈到，吃“赤根”的维基尼亚的猪，会由它们的颜色来决定生存或死亡。至于植物，植物学者们把果实的茸毛和果肉的颜色看作是极不重要的性状；然而我们听到一位优秀的园艺学者唐宁（Downing)说过，在美国，一种象鼻虫（ulio）对光皮果实的为害，远甚于对茸毛果实的为害；某种疾病对紫色李的为害远甚于对黄色李的为害；而黄色果肉的桃比别种果肉颜色的桃更易受某种病害。如果借助于人工选择的。一切方法，这等微小差异会使若干变种在栽培时产生巨大差异，那么，在自然状况下，一种树势必同一种树和大量敌害作斗争，这时，这种感受病害的差异就会有力地决定哪一个变种――果皮光的或有毛的，果肉黄色的或紫色的――得到成功。
观察物种间的许多细小的差异时（以我们有限的知识来判断，这些差异似乎十分不重要），我们不可忘记气候、食物等等对它们无疑能产生某种直接的效果。还必须记住，由于相关法则的作用，如果一部分发生变异，并且这变异通过自然选择而被累积起来，其他变异将会随之发生，并且常常具有意料不到的性质。
我们知道，在家养状况下，在生命的任何特殊期间出现的那些变异，在后代往往于相同期间重现，――例如，蔬菜和农作物许多变种的种籽的形状、大小及风味；家蚕变种的幼虫朗和蛹期，鸡的蛋和雏鸡的绒毛颜色，绵羊和牛靠近成年时的角，都是如此，同样地在自然状况下，自然选择也能在任何时期对生物发生作用，并使其改变，之所以能如此，是由于自然选择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有利变异累积起来，并且由于这些有利变异可以在相应时期遗传下去。如果一种植物因种籽被风吹送得很远而得到利益，那么通过自然选择就会实现这一点，其困难不会大于植棉者用选择的方法来增长和改进葫内的棉绒。自然选择能使一种昆虫的幼虫发生变异而适应成虫所遇不到的许多偶然事故；这些变异，通过相关作用，可以影响到成虫的构造。反过来也是这样，成虫的变异也能影响幼虫的构造；但在一切情况下，自然选择将保证那些变异不是有害的，因为如果有害，这个物种就要绝灭了。
自然选择能使子体的构造根据亲体发生变异，也能使亲体的构造根据子体发生变异。在社会性的动物里，自然选择能使各个体的构造适应整体的利益；如果这种被选择出来的变异有利于整体。自然选择所不能做的是：改变一个物种的构造，而不给它一点利益，却是为了另一个物种的利益。虽然在一些博物学著作中谈到过这种效果，但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值得研究的事例，动物一生中仅仅用过一次的构造，如果在生活上是高度重要的，那么自然选择就能使这种构造发生很大的变异；例如某些昆虫专门用以破茧的大颚，或者未孵化的雏鸟用以啄破蛋壳的坚硬喙端等皆是。有人说过：最好的短嘴翻飞鸽死在蛋壳里的比能够破蛋孵出来的要多得多；所以养鸽者在孵化时要给予帮助。那么，假使“自然”为了鸽子自身的利益，使充分成长的鸽子生有极短的嘴，则这种变异过程大概是极缓慢的，同时蛋内的雏鸽要受到严格选择，被选择的将是那些具有最坚强鸽嚎的雏鸽，因为一切具有弱喙的雏鸽必然都要死亡；或者，那些蛋壳较脆弱而易破的将被选择，我们知道，蛋壳的厚度也像其他各种构造一样，是变异的。
在这里说明以下一点，可能是有好处的：一切生物一定都会偶然地遭到大量毁灭，但这对于自然选择的过程影响很小，或者根本没有影响。例如，每年都有大量的蛋或种籽被吃掉，只有它们发生某种变异以避免敌人的吞食，它们才能通过自然选择而改变。然而许多这等蛋或种籽如果不被吃掉，成为个体，它们也许比任何碰巧生存下来的个体对于生活条件适应得更好些。再者，大多数成长的动物或植物，无论善于适应它们的生活条件与否，也必定每年由于偶然的原因而遭到毁灭；虽然它们的构造和体质发生了某些变化，在另外一些方面有利于物种，但这种偶然的死亡也不会有所缓和。但是，即使成长的生物被毁灭的如此之多，如果在各地区内能够生存的个体数没有由于这等偶然原因而全部被淘汰悼，――或者，即使蛋或种籽被毁灭的如此之多，只有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能够发育，――那么在能够生存的那些生物中的最适应的个体，假使向着任何一个有利的方向有所变异，它门就比适应较差的个体能够繁殖更多的后代。如果全部个体都由于上述原因而被淘汰，如在实际中常常见到的，那么自然选择对某些有利方向也就无能为力了。但不能因此就反对自然选择在别的时期和别的方面的效力；因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许多物种曾经在同一时期和同一区域内部发生过变异而得到改进。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