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假装无奈地说：“任何精英阶层都会对这些潜规则保持缄默，就像谁都知道要做研发才会制造出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甚至可以将自己的生产基地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外移，按你的说法就是‘嫁祸于人’。研发作为整个产品制造金字塔的顶端，对各方面的要求的指数都是很高的，因为那些研发精英们就像桃花水母一样对周围的环境要求很高，比如研发的经费，政府的态度，从研发到市场渠道的时效性和通畅性、国内的政治环境、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工业产品的研发精英们基本上都是理工专业的高材生，他们并不怎么关心政治，却非常地享受生活，对生活的品质要求也很高，如果他们真的关心政治起来，那么后果就是非常可怕的，随着价值观的变化，中国已经很难再见到像钱学森那样爱国的研发精英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更可怕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以自身诱人的环境吸引着全世界的精英们云集，其中也包括研发精英们。你说得很对，国外的钱进来中国并不是善意的，他们往往会加剧国内的经济泡沫，和制造更多的‘社会混乱’，我认为一个社会的改良是互动的，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分开来搞的，中国当年搞改革开放的时候，实际上是就像是一个开放的大平原，什么路也没有，也没有交通规则，大家都在上面乱跑，摸着石头过河，有些人在重复建设，有些人做了无用功。后来才想到要制定交通规则，并且要把路修好让大家各行其道，但实际上这个规则制定的并不完善和科学，而路也修得很窄，于是特权阶层的国企先走了一步，推行股份制改革，结果造成了官僚资本的暗中分赃。而民企又安于小富即安的现状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这个交通瓶颈国企国企都过不好，民企又怎么敢过？于是便造成了交通瓶颈越堵越大，这也是目前政治体制不适应国内经济发展而造成瓶颈的最通俗的比喻。”
杰的眼神忽然变得很深邃起来，很难想象一个惟利是图的人也会有如此的感慨，但是实际上这些话却是实实在在从他嘴里说出了的，而商仪似乎也并不是一个只会为官位而不折手段并且私生活很糜烂的女人。他们同样都会有一些忧国忧民的思想，于是这告诉了一个被世人误读的真理：高尚的思想并不全都在看似高尚的人的脑子里。似乎这种高尚的思想被激发出来后并没有在他们的脑子里产生一种震撼，也仅仅是作为一种意识流悄悄地流过。
商议慵懒地坐在沙发上，皱着眉头问道：“兜了这么大一个圈，你还没说我丈夫到底投了多少钱进去？”
杰伸出两个手指诡异地说：“二十亿，占总借贷额的百分之十。”
商仪冷笑道：“还没搬出老底嘛，看来他还是留了一手。”
杰说：“我估计也动了一半了，这些钱怎么说放到中国来也算是支援了经济建设，总好过借给那些资源丰富但又很贫穷的第三世界的独裁者们用来购买武器，让他制造更多的混乱和杀戮，而交换的条件则那些石油矿藏的开采权。事实上，你的丈夫算是迈进了世界银行家俱乐部的门槛，而作为入门的交换条件是为这家私人银行投放在中国的钱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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