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一再强调议和一事要保密,然而陈新甲却不小心泄露了密秘。
一天,陈新甲看完马绍愉的书信,随手放在桌上,他的仆人以为是普通塘报,交给塘报告传抄,议和的消息泄露出去,舆论一片大哗,陈新甲成为众矢之的。
崇祯下旨严厉谴责陈新甲,意图让陈新甲主动承担责任,丢车保帅。
然而陈新甲自以为是按皇上旨意办事,有恃无恐,他极力为自己申辩,将议和事件来龙去脉和盘端出,并将崇祯的有关谕旨也公之于众。
崇祯让陈新甲“便宜行事”,没想到陈新甲做事一点也不“便宜”,犯了低级失误,产生恶劣影响,出了问题之后,不仅不承担责任,反而把责任推给皇帝,崇祯心中十分怨恨。
在言官们的弹劾下,七月二十九日,崇祯下令将陈新甲逮入监狱,不久后处死。
耐人寻味的是,陈新甲因议和而死,但是罪名却不是“专擅议款”,而是任内战事不利(陷边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亲藩七)。
事实上,议和的结果是无法隐瞒的,早晚要公之天下,因为双方要履行议和的协议,就不能不知会相关部门,保密不是问题,问题是需要有人扛雷,而这个雷,除了皇帝,谁也扛不动,因此,陈新甲放弃保密,迫使皇帝扛雷,使议和名正言顺,算不上什么失误。
而明朝在中原战场和辽东战场的惨败,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与陈新甲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事实上,陈新甲本人还是一个比较精明干练的大臣,才品心事与杨嗣昌酷似,时人谈迁评论:“陈司马甚辩有口,颇谙疆事,羽书狎至,裁答如流,案无留牍者,后人莫之及”。陈新甲死后,朝中更加无人。
而崇祯皇帝不愿意按照群臣的意见以“擅主款议”的罪名处死陈新甲,反映了他仍不愿打击大臣与清方议和积极性,为以后的议和保留余地。
拉皮条的死了,卖淫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嫖客决不善罢干休。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清军在贝勒阿巴泰的率领下越过长城墙子岭进入关内,九日,京师*,崇祯命勋贵大臣分守九门,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同时召令各军镇入卫京师。
清军分路南下,连克霸州、文安、河间、衡水,十二月,转入山东,陷武城、临清,直抵兖州,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
明军的战略是:清军进攻时,各地自行坚守,等待清军疲惫撤军之时,再截断其后路,实施关门打狗,进行决战。
崇祯十六年三月,经过几个月的战争,清军箭用完了,弓弦也失去了弹性,抢来的东西十分沉重,士马都很疲惫(矢竭弓脱、资装甚重、士马俱惫),此时正是草长鹰飞的早春,于是清军就地牧马休息,准备返回。
崇祯感到清军己成强驽之末,进行战略决战的时候到了,于是他命令蓟辽总督赵光?、关外督师范志完会师平原,阻击清军。
四月,清军启程北归,崇祯命内阁首辅周延儒出任督师,总督八镇总兵,断敌归路,务期尽歼,无令生还。
周延儒行动非常快,白天受命,晚上就启行,驻扎在通州,但他并没有崇祯皇帝那种报仇雪耻的强烈愿望,他没有用枪杆子刺杀敌人,而是发挥专业特长,用笔杆子来谎报军功,糊弄皇帝。
周延儒每晚与部下饮酒作乐,下午督师衙门才开门办公,然后早晚两次向宫中飞报“大捷”。
撤退的清军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车载骡驮,从天津到涿鹿,连绵三百余里,浩浩荡荡,明军不敢堵截,只是躲在远处放炮进行恫吓,偶有交战,也是一触即溃,周延儒等人化腐朽为神奇,掩败为功,诡称连战皆捷。
五月初,清军由墙子岭从容出口东归。
对工作不负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周延儒的问题在于太不老实,也许他有他的难处,但是再难也只能是尽力而为,而不应该偷奸耍滑,煌煌军旅大事,众目睽睽之下,岂能是他可以一手遮天的?
就在崇祯嘉奖周延儒的同时,崇祯派出的锦衣卫和太监将他们刺探到的真实情况如实上报,崇祯得知真相后怒火万丈,将周延儒罢免,将范志完逮捕入狱。
周延儒失势后,其结党营私、贪污纳贿的行径被人揭发,引发了一系列人事斗争的风暴,历时数月,最终周延儒被赐死,范志完等一批人被处斩。
崇祯十六年大半年的时间里,官军与民军暂时脱离接触,上半年,朝廷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入寇的清军身上,对民军只能是放任自流。
清军在山东河北抢劫的时候,李自成在湖广建立政权,五月,清军撤退之时,襄阳政权己经初具规模。
此后几个月,明政府忙于惩治周延儒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无暇顾及民军,李自成在襄阳从容了一段时间,直到十月份孙传庭出关。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