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军耀兵京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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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凌河战后,明、金双方就各忙各事,平行发展。皇太极在东西两线招降纳叛,崇祯皇帝则在东西两线忙着平叛,两人都有点应接不暇。

    皇太极做得很成功,自己争气,加上运气好,一路高歌猛进,轻松登顶。

    崇祯的工作做得也差强人意,山东孔有德的“官匪”被赶到海里,西北的“土匪”也被赶入山中,民变第二代领袖人物高迎祥、蝎子块、张妙手等人或死或降,形势似乎有所好转。

    就在此时,明金两条主线出现了一个交点。

    皇太极称帝后不久,就派阿济格率军入塞虏掠,时间在崇祯九年即崇德元年(1636)六月底。

    后金这次用兵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议和,方式是炫耀武力。

    自从明金交战以来,后金国内物质匮乏,通货膨胀严重,原先以四、五两白银就能换取明朝绸缎一匹,双方交战以后,需用二百两银子才能换取绸缎一匹。

    后金的议和,是想让明朝解除对其经济制裁,双方开展贸易,后金可以过上较为现代化的生活。

    除此经济目的外,在军事上,后金上下也普遍认为,即使攻入明朝内地,占据一两个城池,也很难守得住,因此对明朝的领土没有野心。

    议和是后金的最大政治。

    早在崇祯五年后金征讨察哈尔的时候,明金双方就擦出一点火花。

    在那次行动中,由于林丹汗早己溜之大吉,后金一无所获,食物十分匮乏,士气低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皇太极临时起意,突入明朝边境张家口一带进行敲诈。

    皇太极致书边境上的沙河堡守军,要求将逃入堡中的察哈尔部众人畜交给后金。信中写道:“我是来征讨察哈尔的,听说我没有收尽的人畜财物,被你们收取了,你们应当归还我。”

    沙河堡守军破财消灾,只好将躲入其中的察哈尔人畜尽行交出。

    皇太极见状大喜,向更高的目标――议和迈进。

    他写信给明朝大同、阳和、张家口、宣府等地守将,要求代为奏请明朝皇帝准许议和,双方开展互市,并将赏赐给察哈尔之财物转赐给后金。

    在信中,皇太极的态度十分诚恳谦逊,他首先表明了自己没有野心,消除明朝的对立情绪:“我兴师动众,并不是想取龙位得天下”。

    接着表达了好好过日子的想法,希望与明朝友好和平地进行贸易:“我真心地告诉你们,我小国人民,惟愿两国和好,财货丰足,相互贸易,各安狩猎放鹰,以永享太平也。”

    然后笔锋一转,与察哈尔争起了骨头:“今我己将察哈尔逐走,理应把给察哈尔之财物给我,察哈尔是边外之国,我也是边外之国,我们远道而来,你们用什么来赏赐我们呢?”

    皇太极的意思是,明朝用给察哈尔的钱赏赐后金,损失的是察哈尔,对于明朝来讲,钱反正是要给出去,给谁不一样呢?不要因为钱的事耽误议和:“财物不论谁所有,终为赏赐之物,勿以财物误议和之事。”

    至于双方的政治地位,皇太极把姿态放得很低,表示“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即可。”

    虽然皇太极迫切地需要议和,但是明朝的守军却没有权力与之议和,奏请皇上需要一个过程,远水解不了近渴,皇太极也没有攻城的本钱,只好拿着几个糖豆悻悻离去,临走之前也不忘恐吓,将所带火炮尽行施放。

    哄走了皇太极这个瘟神,边将暗自庆幸,继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人理会皇太极的议和要求。

    这倒不是因为众将不愿意议和,而是实在不敢。自从己巳事变后,议和就如同洪水猛兽,谁要是敢提议和,就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因此皇太极的议和呼声,也就成了独角戏。

    此后几年皇太极一直忙着收服蒙古,没有时间找明朝算账,崇祯九年,皇太极称帝之后,后金力量空前膨胀。而此时的明朝仗着长城的保护,将屁股对着后金,依然不理不睬,为了让明朝转过身来对话,皇太极君臣感到有必要往明朝又冷又硬的屁股上扎上一针。

    六月底,清兵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然后逆时针方向围绕北京城在京畿一带攻掠,此时明朝上下正在专心致志地对付国内民变,几乎忘记了北方的敌人,清兵突然入塞,明朝顿时陷入一片惶恐和荒乱之中。

    兵部急调各地总兵率军入援京师,兵部尚书张凤翼为了将功赎罪,自告奋勇请求出京督师,指挥各路人马作战。

    然而他督师的战绩非常糟糕,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肃县、定兴、安州、定州相继失守,他不仅没有将功赎罪,反而罪加一等。言官们弹劾他的奏折像雪片一样飞到崇祯的办公桌上。

    清军一路克捷,张凤翼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明军战斗力薄弱,有其体制机制方面的缺陷,不是张凤翼一个人在短期内能解决的。

    明军的主要问题就是无法将所有兵力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组织大规模的集团军野战。表面上看明军总兵力不少,但是力量小而分散。一旦有事,七零八落临时拼凑起来,就像是用米浆粘在一块的大堤,经不起巨大压力的考验,一旦敌军使用奸细,容易出现蚁穴溃堤。而督师本人往往也是临时任命的文官,没有任何军事背景,也没有任何军事决策能力。

    一个外行的指挥官,指挥一个松散的军队,不吃败仗才怪。

    这一体制形成于朱元璋时期,主要目的在于限制武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威胁皇权。在和平时期这一制度在维护社会秩序,*小规模叛乱方面绰绰有余,但是在战争时期无法应付大规模的战事。

    明代祖制深入人心,神圣不可改变。面对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崇祯和他的大臣们却没有与时俱进,改变己经落后的制度,崇祯始终从人事上找原因,寄希望于能干大臣来解决问题,而如果问题解决不了,他反过来就对相关人员进行惩处。

    终崇祯一朝,不停地换人,不停地杀人,成为一道奇观。然而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由于上述原因,明军没有组织起象样的阻击,只能是被动的防御,八月底,清军撤退时,也无人敢进行截击,只能是远远地跟蹑,任由清军携带俘获的大批人畜物质,从容地从冷口出关东归。

    事件结束了,接下来就该追究责任了,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兵部尚书张凤翼和直接责任人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梁廷栋自知难逃一死,不待皇帝抓捕就自杀身亡。

    后来议罪,张凤翼只是被罢免,他死得很亏。而当年曾上《请斩袁崇焕疏》的梁廷栋,自己做得也好不到哪去,实在是没有苟活的理由。

    斯役共历时117天,清军奏报:凡56战皆捷,共克16城,俘获人畜17万。而《国榷》还记载了清军撤离时的猖狂举动:一路上敲锣打鼓,大摇大摆,还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个大字,对明朝进行羞辱。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