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员们有句谚语，叫做：“水手好做，望天难抹。”
所谓望天，就是天花板，“望天难抹”就是擦抹天花板难的意思。当水手的，每人承包一块清洁包干区。每天二扫二拖，这是小菜一碟。比较累人的是仰着头扭着脖做“抹望天”的活计，这种事和除锈、打油漆之类一样，周而复始、永远做不完。
组织水手做这些事的是水手长。水手长是一个圆头圆脑的胖老头子，微微秃顶，两颗门牙像獠猪似的朝外龇，还露出一道缝。他叫胡裕海，活象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老地主胡汉三。
每天早晨八点钟，胡裕海把我们几个水手招集到吸烟室，布置完各人该干的活，他就自己走开了。他倚老卖老、从不与我们绑着一道干，所以他总能找出活儿来，让我们干个没完没了。
干活喜欢轧堆的三个人是毛红光、我和小不点。
我们三人常常凑成堆，在船舱的走廊里拿着抹布擦呀擦。这是水手长分配给我们的活计。小不点擦肥皂水；我抹清水；毛红光拿干布再擦一遍。
在做清洁的过程中，我看到同胞们多么不文明呀！那种随地吐痰、甚至把痰吐到墙板上的习惯令人恶心。小不点把肥皂水涂到墙板上已经干结的鼻涕硌巴和痰迹上，泡软了，一遍还除不掉。等我拿清水抹布擦过，它们还顽强地附着在墙板上，拖着一条稀薄的尾巴，仿佛得意洋洋地炫耀它们的存在。
走廊壁板上和墙脚里，那些痰迹和鼻涕疙瘩就像长在我们这个集体脸上的青春痘，也许有人以为它还挺美吧？但是科学观察表明：它是螨虫危害的结果。
船上的活计是做不完的。老水手们把做活计叫作“做生活”，我体会这不仅是用词的变化，也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做活计就是做生活，要生活就要做活计。老想着在自己的活计之外，去寻求别样的生活是不现实的。
多年之后，我觉悟到一条道理：那些把热情融入日常生活和本职工作的人是有福的。痛苦与不幸往往来自于在日常生活与本职工作之外寻求非份之想的努力。比如说我吧，我那时对水手生活厌倦透了，工作只是疲于应付，一心巴望早点把活做完，好余出时间来做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种游离于生活之外的态度使我在船上处境边缘化。看着别人为每天的生活，为那些我认为不值一顾的琐屑小事有滋有味地争斗着、忘情投入，我有一种为他们感到悲哀的情怀，孰不知自己才是心灵上倍受煎熬的悲剧角色。
除了做清洁，还有大量的船体保养也是我们的日常功课。有一天，我在航行中的船上顶着寒风，给船舷的栏杆打白油漆。打油漆自然应该用油漆刷子。可是用油漆刷子不仅效率低，而且靠外档的部分总是容易漏刷。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好腾出时间来看我想看的书，我找来一团麻丝，将它浸入油漆，用手握着它，在栏杆上滑过。这种伎俩，在水手工艺中叫做“打把丝”！我的“打把丝”技术实在不怎么高明，因为急于求成，每次麻丝蘸得油漆又太多，因而滴滴洒洒把甲板弄得花里糊塌。
回想起来，我不知道水手长为什么要我在船舶航行中做这样的活？因为既不安全，风又大。我干着干着，浑身又冷又累。手在油漆中浸着，脸上身上哪里痒了，连抓挠一下都不成。我因为愤怒，把手中的“把丝”打得飞快，几乎就是草草一抹了事。忽然，从头顶上传来一声喝斥：
“小杨！你怎么干得！啊？”
我抬头一看，原来是胡裕海站在上一层甲板上监视我。我万分恼火，有心将麻丝掷在地上，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保尔•柯察金对付欺负他的坏蛋那样骂一句：“他妈的！老子不干了。”
但是，寒冷和疲惫使我喉头发紧，我甚至没有了发火的力气。
从一张夹在资料里的当时的体检表上，我看到18岁时的我――
身高：1.76米，体重：105斤。
是市斤，那时我们还没有用公斤计数的习惯。如果不是这张表，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一米七六的我只有约合53公斤不到的体重。当时的我瘦得简直就是一根竹节粗大的竹杆！
虽然我喜欢游泳，肌肉也算结实，但是过多的熬夜，读书和写作，败坏了我的消化吸收系统，使我变得形销骨立。可以想见粗布工作服在我身上随风鼓荡，瘪瘪的像撑在衣架上，我的刀削一般的面颊布满忧郁的神色。
面对水手长胡某的淫威，我竟默默无言的承受了。
记得小学课本上有个“披着羊皮的狼”故事。长大后发现，有时候羊也需要披上狼皮。一个老实善良之辈如果过分流露出自己的本质，恶人就会明目张胆地欺负你，环境会把你活活地撕吃掉。为了取得与环境相近的保护色，善良之辈有时要故意伪装得凶一点、坏一点儿才成。这种发现让我悲哀，仿佛心上长了一层硬壳，有一种与稚嫩恍如隔世的感觉。
在船艉甲板上插琵琶套的毛红光和小不点干完了活，过来帮我把甲板上滴落的油漆擦干净。他俩用脚踏着蘸了松香水的棉纱在甲板上蹭着，悄悄地跟我说：
“哎，你知道老胡刚才从甲板上走过时，手里端着的缸子里盛着什么吗？”
“什么缸子，我没见到呀。”
“你呀，光埋头干活，什么都看不见。”毛红光说。“他骂你之前，从艉楼里端了个缸子回到他的舱里去。你猜缸子里有什么？”
“有什么？”
“他妈的！是从厨房里搞的赤烧肉。肯定是烀卵脬的厨子老王给他的，留着晚上下面条时享用呢！”毛红光说。
“他骂完了你又到艉楼找老王聊天去了。我跟毛红光进去，找到那个缸子，一人一块，把赤烧肉干掉了。看他可敢声张。”小不点说。
我用棉纱擦着指甲盖上的油漆，觉得又解气又悲哀。这个老地主胡汉三一般的狗东西，他让我们干活，自己却暗暗捞吃的，瞧他长得肥头大耳的样子！
胡裕海到嘴的美味不翼而飞，自然恼羞成怒。虽然他嘴上一个字不提，可是从他愠怒到脖子根都发红的表情，不难看出他对事情真相猜到了八九分。纵然他猜想错了，把火发在手下人身上，从胡裕海的逻辑看，也是没错的。
接下来活更多，挨骂更多。
如果水手们抱成团，胡裕海未必敢过分嚣张。可是，除了我们三个，胡裕海把其他几个年纪大一点的水手笼络住了。其中有一个上海水手，三十不到的年纪，曾经打迷语给我们猜：“马吃石灰――歇后语是什么？”我们猜不着，他炫耀了半天，揭开迷底说：“一张白嘴！”，我们就管他叫“一张白嘴”，因为他总是跟在胡裕海的屁股后头奉承他，话说得比八哥都好听。
胡裕海到嘴的赤烧肉不翼而飞，好像乌鸦的肥肉掉落狐狸口中。他心里又气又恼，有了马屁精助威，越发肆无忌惮、歇斯底里，把怨恨一古脑儿撒到我们几个小水手头上。
船到南京栖霞山锚地。上岸回家的船员，舵工找大副请假，水手找水手长胡裕海请假。
胡裕海是武汉人，不上岸。他同意家住上海的“一张白嘴”上南京城里去“耍一哈！”。――做为上海人，“一张白嘴”不是说“白相白相”，而是学着武汉人的腔调说：“耍一哈”，那种怪里怪气的味道，听得我们都起鸡皮疙瘩，但却是他的好本事，因为胡裕海高高兴兴地放了他。
轮到小不点请假，麻烦就来了：
“水手长，我，我想请假进城。”小不点说。
“进城？干啥子？”胡裕海扁着嘴，翻起白眼。
“进城去――谈对象。”小不点的声音低低的，好像怕惊吓了水手长。
“什么？”胡裕海脖子一梗，“看录像？看他妈的啥子录像！”
旁观的人们一齐没心没肺地笑起来，胡裕海压抑住得意的神色，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盯着小不点。
“不，是谈朋友。”小不点小心纠正说。
“噢，是谈朋友啊。谈朋友就说谈朋友嘛。为什么要扯谎说看录像呢？扯谎，这不好嘛……”
小不点听着水手长的训斥，任他有多少幽默顽皮，这时候也耍不出来，气得眼圈都红了。胡裕海给他罗列了一大串罪名，最后把裤衩上精斑没洗干净就晾出来的事都数落出来。结论是，像你这样子还谈朋友啊？你还是省省吧！
小不点被他骂得头都抬不起来，那里还敢坚持上岸进城。只得留下来，老老实实干活。水手长胡裕海看不得我们闲着，他派了我们一个活计：给船头锚机旁的甲板铲锈，铲锈后涂红丹防锈漆。
这就惹出了一桩大事，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件事对我影响之大甚至改变了我一生道路。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