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这两位文、武高级官员的倒霉，并没有阻止人们的批评和建议。
很多主张取消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人，又都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但是，向毛先生反映社会基层的真实情况的人，还是不断。
毛先生起初还是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他的诬蔑。但是，毛先生终归还是一位有理智的伟大人物，渐渐地他也觉得有点不对头啦！
毛先生写了很多文章，工作中又形成了很多文件。这些著作的出版，给毛先生带来丰厚的稿酬。
但是，毛先生是位生活简朴的人，一生又刻守一个原则：不用自己的手去碰钱。
所以，毛先生的钱，都是交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来管理。
他的巨额稿费，自己是不消费的，主要用来资助有困难的人，和搞调查研究。
毛先生用自己的钱，派自己信得过的人员，到农村基层去调查研究。
调查人员回来向毛先生汇报：“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诬蔑，实际情况比他们反映的更糟。一进村子，就看见穿白衣服，白鞋的……”
一九五八年陈云先生倒霉，
一九五九年彭德怀先生倒霉。
这些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都倒霉以后，抡到老百姓倒霉啦！
那是一九六零年。
这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我都在农村“支援农业”。当时的支援农业，称为“灭荒”。田地里都长了很多荒草，就让我们这些中学生到田地里去拔草。
当时看到的一些情况，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傍晚的时候，同学们集合在村边的场院上开会。
村庄里到处是烧纸的火光，传来一阵阵地哭声……
这时，中学生们已经自己做饭了，粮食是不够吃的。我当时负责“挖野菜”，到处去找野菜。当时饥荒刚刚开始，野菜还是找得到的。
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来到我们吃饭的院子里，盯着地面，到处找。如果发现地上掉下点食物渣滓，就检起来吃了。
当时大家都吃不饱，谁会把食物掉到地上呢？所以，他总是无功而返。看着小孩离去的身影，有位同学说了句：“真可怜。”
但是，没有一个人肯给这个小孩一点食物。
我当时可以说，一点感觉也没有。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失，这个孩子的形象，不知为什么却留在我的脑子里了。我常常想：这么小的孩子，就饿成这样了，家里一定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了。他能挺过来吗！
第二年的春天，饥荒更严重了。
按照惯例，这年春天，我又去支援农业。
记得，有一次，往田地里运送肥料。在休息的时候，和一位老农民闲聊。
这个老农民说：这个年月，就是人吃人的年月。接着，他讲了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事情。一个村民，把一个刚死去的人，从墓里挖出来，煮了，和家里的人一起吃了。
不久，我又听到了更加骇人听闻的事情。
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记得是开学后不久。当时经常要学习文件。集体学习以后，就要分组讨论。一般是五、六个人一个小组。
讨论的时候，一开始还讲些与文件有关的话题，到了以后，就成漫谈啦！东拉西扯，什么也讲。
一位同学，就讲了发生在他的村子里的事情。
一个母亲，把自己怀里的孩子煮了吃了。结果是，被村里的人点了天灯。
这位同学还解释说，点天灯，就是把人用布裹起来，浇上油，挂在杆子上烧死。
这样悲惨的事情，让人听了心里很难受。
一个母亲，怎么忍心吃自己的孩子呢？
也许读者朋友，也想不通。
我讲一个当时亲身经历的事情，也许可以让人理解饥饿逼迫下，人的变态心理。
当年我家的附近，有一个比较大的邮局。在那饥饿的岁月，小孩子们也没有什么玩耍的地方，经常聚集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也到这里闲坐。
有一天，我又坐在这里。
我旁边有一群营养不良的孩子，大约都是十一、二、三岁的样子，他们闲聊着什么。因为离得太近，他们谈话的声音，不断地传入我的耳朵，让我不听，也得听。
起初，他们讲的是到农村偷东西的事情，到庄稼地里，要偷农民的庄稼。庄稼没有偷着，遇到了下雨……好像还遭了雷击……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接着，这帮孩子又讲到吃。
其中一个很小的孩子，也讲得是吃。他讲得不是吃别的东西，是吃人。
这个孩子，家里的兄弟很多，他说：烧一锅水，把他的一个兄弟煮了吃了，全家人都吃饱了。后来，妈妈又生了个小弟弟，再把另一个兄弟煮了吃了，全家人又吃饱了……这样反复进行。
小孩子说得很认真。
我知道，这个孩子一定是饿糊涂了，才有了这种变态的幻想，还把这样的幻想，讲给小伙伴们听。
我想：吃了自己孩子的母亲，也是在这种变态的幻想下，吃了自己的孩子。
愿大家原谅这位不幸的母亲！
农村的饥荒这么严重，城市的饥荒就更严重了。
大街上到处是饥饿的人，街道上树木的叶子，都被人吃光了。
人们的脸上苍白、消瘦，或者虚胖。这是因为，当时流行一种病，都是饥饿造成的，称为“浮肿”。脸上或大腿上，手指按下去，就出现一个凹坑。
这种病，还分三级。当时人们都到医院去检查，经医生确诊后，根据浮肿的级别，开出证明，就可以买到一点鱼。
走在街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面：被饥饿所迫的人，到街上去抢吃的东西。他们看到有人拿着食物，抢了就跑，一边跑，一边吃。等被抢的人追上来，食物也吃光啦！
我的兄弟很多，当年我的小弟弟才四、五岁，也要挨饿。有一次我放学回来，看到小弟弟盯着桌子上的一块饼，说：哥哥我饿。
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是一块饼，也是全家的共同财产，要分着吃的。
食物，真是太珍贵啦！
这样饥饿的生活，大约到了一九六三年以后，才有了改变。
记得那是一个晚上，父亲从工作的单位，带回了一大袋地瓜，是单位的职工自己种植的。地瓜洗干净，煮了一大锅。
一家人坐在一起，谁也不说一句话，都在默默地吃这些地瓜。
饥饿终于过去了，可以吃饱啦！
讲了这么多的废话，还是言归正传吧！
毛先生听了调查人员的汇报，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毛先生首先指示解散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允许农村老百姓在自己家里做饭了。有些地方还发还了已经收上来了的公粮。
接着，毛先生又倡导调查研究，把高级官员划分成几个调查团，分别派到各个地方去搞调查研究。要把社会基层的情况搞清楚。
其实，社会基层的情况，这些高级官员们都清楚，只是不敢说，说了就要“戴帽子”。谁也不是傻瓜，与事无补，自己又要倒霉，谁去找这样的麻烦？
现在好了，毛先生让大家调查研究，可以说话啦！
高级官员们这一调查研究，就总结出了存在的五大弊病。当时称为：“五风”。
毛先生大笔一挥，批示：立刻纠正。
有那“五风”呢？
简单解读如下：
第一风：共产风。
这一风，好解释。就是说，已经到共产主义了，我的东西是你的，你的东西是我的，大家不分彼此了，共产主义啦！
第二风：平调风。也称为“一平二调”。
既然已经是共产主义了，你这个村子粮食生产的多，我这个村子生产的粮食少，为什么不共一下产呢？
所以，要把你的粮食调给我，有饭大家吃。
当然，不只是调粮食，什么不平，调什么。
第三风：浮夸风。
当年夸下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海口。现在地里根本没有出产这么多粮食，怎么办呢？
只好继续吹牛！
让老百姓把地里收获的小麦，通通集中到一块地里去，然后码放整齐，说是这一块地里出产的。还在麦穗上面放个鸡蛋，欺骗舆论，说：我们的产量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我们搞了密植，密得鸡蛋放在上面，都掉不下去。
这不是个别现象，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大家比赛吹牛，谁吹的大，谁就是好样的，名利双收。
第四风：瞎指挥风。
农村实行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就是“一大二公”。以前整天坐办公室的官员们指挥农业生产了，指导老农民怎样种庄稼。老农民没有种庄稼的权力啦！
官员们数学学得好，他们计算：如果我在一亩地里播下两千斤种子，每粒种子结出两粒小麦，那不就是四千斤了吗？况且还不止结两粒啦！那不就创高产了吗？
所以，他们就指挥老农民，每亩要播两千斤种子。
听起来像个笑话，其实是个事实。
当时农民用播种的农具播不了这么多，最后只好把种子，用铁锨扬到地里啦！
第五风：命令风。
官员们的瞎指挥，有些老百姓就不服气，要争论。
争论是自讨苦吃的。
官员们争论，送一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老百姓争论，就要给抓起来。
据说，有个老农民看到地里的玉米种植得太密了，就给间了间苗。结果给了个破坏生产的帽子，给抓起来了，关了禁闭。
到了秋天，老农民间了苗的地块，还结了些玉米，其他的地块，连种子也收不回来。没有办法，才只好把老农民放了。
造成饥饿岁月的原因是什么呢？
读者朋友也许会说：第一是，“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第二是，劳民伤财的“大炼钢铁”；第三，就是“五风”啦！
我说：读者朋友说得都对。
但是，这些都是些表面的现象。
那么，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毛先生又怎样解决面前的经济困难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