厢军属地方军，名为常备军，实则是各州府和某些中央机构的杂役兵。受州府和某些中央机关统管，总隶于侍卫马罕司、侍卫步车司。厢兵从事劳役大概包括：京城的东西八作司、牛羊司、御辇院、军器库、后苑造作所、后苑工匠、南北作坊、绫锦院、弓弩院、东西水磨务、东西窑务、御厨、御膳厨、法酒库、油库、醋库、布库等，以及开封府的步驿、马递铺（骑马递送文件）等。筑城、制作兵器、修路建桥、运粮垦荒以及官员的侍卫、迎送等，一般无训练、作战任务。有步军和马军两个兵种，编制分军、指挥、都三级，统兵官与禁军相同。
宋太祖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将各地的精兵收归中央，成为禁军，剩下的老弱士兵留在本地，称为‘厢军’，隶属侍卫司（实际上只是管辖厢军的‘名籍’）。厢兵主要从事各种劳役，因而也称为‘役兵’。（从宋初开始，广大的民户基本上摆脱了徭役（夫役、力役）的困扰，得以致力于耕作或其他劳动，这有利于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这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得益于厢军的体制）。厢军的来源，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犯人刺配到本州充当厢军，以供役使，称为‘配军’；从禁军中拣选降为厢军的，称为‘落厢’；在招募中达不到禁军身高要求而充作厢军的等等。厢军总人数已达到了四十八万之多，厢军番号多达二百以上，不同番号的厢军，承担不同的劳役。只有少数番号的厢军，尤其是厢军中的马军，主要作为地方军，以维护地方治安为主。从事劳役的主要是厢军中的步军。
由于厢军与禁军的俸钱悬殊，大约相当于承担同样任务禁军的一半左右，禁军还有其他优厚的待遇（如：禁军在置营地有营房以供兵士家属居住等），因此厢军升格为禁军，也就成为了一种‘奖励’。厢军的编制，大体上与禁军相同，但没有‘厢’一级只军和指挥（营）两级，指挥（营）为基层单位。有些地方一些番号的厢军人数较少，则以‘都’为基层单位，如渡船都、梢工都、杂作都等。厢军的高级将领是马步军都指挥使，除厢军中军官应格升迁者外，还有由禁军高级将领，由于升迁、老、疾或过失至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副职为副都指挥使、都虞侯。军一级的马军及步军正副将领的军衔同上。指挥（营）一级的马、步军指挥官为指挥使、副指挥使。‘都’一级的指挥官，马军为军使、副兵马使，步军为都头、副都头，其下各有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等。
厢军有时也参加战斗，尤其是是边境州、府的厢军，厢军虽然只是地方军、役兵，但毕竟是有组织的军事群体，比之普通民众，更容易甚至是首先得到守城官员的重视，率以抗敌。沿边地区的厢军，至真宗时期经常作为边防军，不只是如上述守城时参加防守战斗，其精锐的部分有时还可替代原先驻防的禁军，故而厢军也是禁军主要的来源之一：或是补充原有禁军的缺额，或是建立新番号的禁军。
此次整编的两个近卫师便是从战斗力稍强的河东路和河北路两路厢军中选拔。河北路东滨渤海西临太行，南临黄河，北据三关，即今北京霸县以南河北省之全境、及河南、山东黄河以北之地，治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治，统大名府及镇、瀛、贝、博、德、沧、棣、深、?、邢、冀、赵、定、莫、相、怀、卫、澶、磁、祁、滨、雄、霸、保二十四州，德清、保顺、定远、破虏、平戎、静戎、威虏、乾宁、顺安、宁边、天威、承天、静安、通利十四军。由于厢军编制混乱且驻地分散，大宋皇家近卫第二师师部在河北路首府大名府，而包拯参预整编的一团则在辽国边境的雄州。
北宋时期，雄州以南是一带状的湖泊洼地，即白洋淀至文安洼凹陷地带，北宋初年，为防止契丹骑兵南下，将南面的?水（唐河），滹沱河等大小河流引入这一洼地，形成了西起保定，东近渤海的屈曲900华里的潴泽国防线，称塘泺。雄州北面是宋辽界河，即拒马河下游，也称白沟河，与塘泺相连。此时永定河亦从北面流入界河，界河是指永定河与滹沱河及其大小诸水的一大水系。
雄州东接安肃军西联霸州与辽国南京道新城府隔河相望，为大宋边防重地，霸州防御面虽小，但地处界河上游，界河在此地段河面较窄水流也很平缓，易攻难守。雄州为北宋最北之边疆重镇，北临契丹。其守臣均为武将。雄州守臣的举动，往往起到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因此朝廷选任守臣便尤为谨慎。
朝庭对雄州的边防也极为重视。宋太祖在位期间，其主要精力在于消灭南方的各个割据政权，对北方的契丹采取守势，注意加强雄州的边防设施。鉴于辽军兵力主要是由骑兵构成，往来迅捷，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在平原地区难以抗衡，宋廷在雄州地区密植树木，以期能够限制辽骑兵的机动能力，通过雄州联系南北的主要交通道路成为防御辽骑兵的重点地区。宋太祖在建国初期就命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后至真宗朝，以为使人每岁往来之路，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这些树木无疑可以起到迟滞辽骑兵的作用，因此这种做法被后世所沿用。辽国对这些树木发挥的作用也十分重视，派兵予以干扰和破坏。
宋太宗两次北伐辽国都以惨败告终后，迫于群臣压力，对辽采取守势，推行消极防御的军事方针，于淳化年间采纳何承矩的建议，在河北地区利用当地地势低洼，河湖密布的有利地形，将其加以改造，兴修塘泊。这样不仅可以以水为险，阻滞契丹骑兵；还可以减少沿边戍守兵士，减少军费开支；此外还可以在塘泊中种植水稻，用兵士屯田，补给部队的军粮，减少对后勤补给的压力。
塘泊的兴修对北宋的河北边防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在兴修塘泊前，由于雄州以东至渤海一带的边界地区是发源于太行山区的众多河流入海的末梢之地，湖泊沼泽众多，不利于契丹骑兵行动，因此迫使辽军将南下进攻的重点缩小到东起雄州，西至太行山一线。这一带正是北宋兴修塘泊的重点地区。咸平四年（1001年），知静戎军（1004年后改为安肃军，今徐水县）王能决鲍河水自长城口以北东入雄州，使雄州城的防御更为有效。此后，虽然宋辽双方签订澶渊之盟，约定双方不得在边界地区营建新的防御工程，但宋方考虑到辽‘荒忽无常’，塘泊工程‘终不可以废’，所以一直或明或暗的进行。经过不懈努力，雄州地区出现了大面积塘泊地区。据《春渚纪闻》卷3载：“河朔雄、霸与沧、棣皆边塘泊”。《文昌杂录》卷四有“（雄州）城南陂塘数十里”的记载，说明当时该地区塘泊水体面积相当庞大。塘泊在雄州军事防御上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宋仁宗时期的包拯认为处于极边地区的雄、莫（今河北任丘）、瀛（今河北河间）等州“并是控扼之地，其雄州尤为重地”，而雄州“州城至北界只三十里，路径平坦，绝无蔽障之所”，因此对塘泊倚重颇深，其安全“全籍塘水为固”。包拯曾出任过河北都转运使和高阳关路都部署兼安抚使知瀛州（今河北河间），其对河北地区的边防应很熟悉，他对塘泊作用的评价应是较为客观的。吕陶对此也有相似论述：“过雄州三十里便为（辽）境界，然地势平坦，绝无险阻控扼去处……惟塘水一事极可御寇”。据此可知塘泊是雄州城外围的主要防御工事，对雄州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北宋朝庭还注意保持雄州地区交通道路的畅通，使雄州能够有效的沟通与其它城市的联系，保证部队、物资在战时能够及时调动，互相支持。除了经过雄州，沟通南北的主要驿路外，北宋还兴修了其它一些道路运输系统。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太宗命曹翰“开南河，自雄州达莫州，以通漕运”。这样增加了雄州与后方的联系途径，加强了后方对雄州的战时支持。此外，广大塘泊地区的堤防也被用来做为联系塘泊地区城市的道路。真宗时期，李允则任雄州知州期间，在该地区“列堤道，以通安肃、广信、顺安军”。这些堤防成为联系这些地处塘泊地区城市的主要交通路线。
北宋朝庭除了对雄州地区的自然地势加以改造营建防御工事外，更重视对雄州城的防御工程建设。这突出表现在真宗时期李允则任雄州知州期间。‘河北既罢兵，允则治城垒不辍……既而有以为言，诏诘之，允则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他日如有颓圮，复安敢动？因此废守备，臣恐辽人不可测也”。帝以为然。
“李允则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与契丹和亲，约不修河北城隍。允则欲展州城，乃置银器五百两于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请多以人守之’。允则不许。数月，契丹数十骑盗取之。允则大怒，移牒涿州捕贼，因且急筑其城。契丹内惭不敢止也”。
李允则通过计谋，达到了扩建城市，加固城墙，保护居民的目的，提高了雄州的防御能力。根据明天一阁方志《雄乘》上卷《建置》记载：此前的雄州城‘周遭七里’，‘壕堑三围，各阔三丈，深一丈’。景德年间李允则知雄州后，‘复续北城，共九里三十步，及筑外郭，浚壕引水，谓之雄河，其宽广皆倍旧制’。同时，他还采取了其它一些措施，加强雄州城内的战备设施。
“周世宗始以关为州，而民多以草覆屋。允则取材木西山，大为仓廪营舍。始教民陶瓦甓，?里?，置廊市、邸舍、水?。城上悉垒甓，下环以沟堑，莳麻，植榆柳。广阎承翰所修屯田，架桥引水，作石梁，筑构亭榭，列堤道，以通安肃、广信、顺安军。岁修禊事，召界河战棹为竞渡，纵北人游观，浅寓水战。州北旧设陷马坑，城上起楼为斥候，望十里，自罢兵，人莫敢登。允则曰：‘南北既讲和矣，安用此焉！’命撤楼夷坑，为诸军蔬圃，浚井疏洫，列畦垄，筑短垣，纵横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险。因治坊巷，徙浮图北垣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抚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种榆。久之，榆满塞下，谓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骑战，岂独资屋材耶’”。李允则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所采取的措施可谓周详，这些措施对于雄州巩固城防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此时的雄州军政最高长官是抗辽名臣何承矩之子身兼河北巡边使的雄州知府何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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