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可想而知：龙颜大怒，咸丰帝大喝：“狂悖！该当何罪！”马上要治曾国藩的罪。幸亏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说他罪该万死，但冒死直陈，出于对国家的愚忠，视皇帝为舜尧，望免其罪。好一通拍马，咸丰这才没有加罪于曾国藩。
曾国藩因为这次冒死的犯颜直谏，几乎丢了前程甚至是脑袋。曾国藩有惊无险地过了一关。但事情传出后，却为他在京师，尤其是在乡里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
一道犯颜直谏的奏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响呢？这就不得不由当时报喜不报忧的官场风气说起了。
康雍乾三朝，为了巩固满族对中国的统治，除不断加强皇权外，在怀柔笼络汉族士大夫的同时，朝廷也对所有不驯服者实行思想言论上的镇压，即文字狱。皇帝高度集权的后果是臣子主动性的丧失，思想钳制也使文化学术丧失了生机，还催生政治的腐败。上上下下、四面八方一派歌功颂德之声，但却听不到来自现实的真话，是政治腐败的重要特征。乾隆末世与嘉庆、道光两朝，朝廷上盛行的就是这么一种风气。道光一朝，先后出任首辅的曹振镛、穆彰阿、潘世恩等，在皇帝面前，都是些自甘平庸，“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
中枢如此，京师与地方官场的风气可想可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个人只能随波逐流，难得有所作wWw.为。曾国藩的京宦生涯，也是这么过来的。他升任侍郎后，勤于供职，但大都是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的公事。他甚至对朋友们戏称自己像只寄生于官场的虱子。这种庸庸碌碌的生活，加上顽癣等病痛的折磨，几次使他萌生退志。
所以，尽管曾国藩的所为博得了朝野内外的赞誉，皇帝没有因为他的直谏而处罚他，反而加派他兼署刑部侍郎，可咸丰文过饰非的态度令他寒心。
此后，曾国藩虽然还曾就国事上疏，但都是就事论事，再也没有犯颜直谏了，毕竟，曾国藩也只有一颗脑袋。所以《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是曾国藩犯颜直谏的第一疏，也是最后一疏。之后不久，曾国藩因为母亲病逝回乡，不久就奉旨帮办团练，直到咸丰病逝，君臣之间再没有见过一面，这当然是后话了。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