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好朋友刘传莹，还乡后病死，曾国藩收检校刻了他的遗著，还买了石刻碑托送墓地。同乡举人邹兴愚，会试落榜，贫病而死，全靠曾国藩料理后事；曾国藩撰写墓志，并代他买石勒铭。
朝廷因水旱灾害免掉地方钱粮，发放赈济的恩旨，所涉及省份的京官，都要上折谢恩。曾国藩仕途光明而又急公好义，大受同乡的推重，所以从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起，凡是湖南籍京官的谢恩折，都由他领衔。
此时的曾国藩官居二品，从当年那个一身土气的青年走到这一步不过十年，仕途之顺，出人意料。
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位列京堂，从此，曾国藩的身份就是朝廷的大臣了。每年的俸银加饭银，共计四百两银子，手头也不再那么拮据了。
可是升官以后，应酬较多，用费一下子增加了不少，曾国藩还旧账，借新债，生活上仍然是捉襟见肘。每到年末，积欠的债务仍然接近一千两银子。
这时，你可能要说，曾国藩不少不参加各类宴席吗？何来的费用。其实，人是在变化的，此时曾国藩岂是那是曾国藩？多年的历练，他已经明白：要想往上爬，如果不参加各类宴席，不去应酬的话，无疑是自断官路。这种傻事，曾国藩是不会再做了。不就是破费一点银子嘛，没有破费，何来的收入。把人际关系搞好，相信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在京城居住八年的时间里，曾国藩早就有归乡省亲的打算，无奈因为手头紧，竟然不能如愿。即使祖父病重，他也只能让兄弟们返乡照顾。
一个官居二品的大员要靠借债度日，甚至没钱还乡省亲，放到现在，肯定有不少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其实，那会儿没有公车私用、公费报销这类待遇。朝廷的俸禄又偏低，地方官员在俸禄之外，有养廉银的灰色收入，而京官只有干俸，如果下定决心要做个清官，欠债那是很在理的事情。而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立志做清官的人。
曾国藩经常对他的孩子说：我自三十岁以来，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恨可羞，所以暗暗发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苍天在上，决不食言，否则天打五雷轰。将来如果作了外官，俸禄较丰，自誓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如果多了，就周济众亲戚族党，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这是我一生的志向。
曾国藩之所以励志做清官，除去他的良好家风和农家子弟特有的质朴之外，更在于他通过读书，领悟了盈缩有数，此消彼长的道理。
所谓的富贵繁华，最终不过是过眼烟云，任何人都逃脱不了一个平淡的结局--一?黄土足矣。
曾国藩能有这样的心态和作为，真是了不起。可是古今官场上绝大多数人，握有炙手可热的权力后，很难得有这样的平常心。
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为官者大多对名和利患得患失，弄不明白这看似平常的道理。因为平常心是要靠读书、修身、参悟、实践慢慢培养的。
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是那个时代的人生追求，曾国藩起初自然也会有这种想法，要不然也不会热衷于科举。但是他通过博览群书慢慢参悟，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交往，这些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把他塑造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儒者。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六月，曾国藩被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是从二品，但如果兼署了礼部侍郎，便是正二品，待遇比太常寺卿高多了。
按清朝当时的官制，四品以下官员准乘四人抬的蓝呢轿子，俗称四人抬大轿；三品以上官员准乘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俗称八抬大轿。
曾国藩以前一直乘四人抬的蓝呢轿子，当了三品官以后，按说可以换乘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了，但他却仍然坐着四人抬的蓝呢轿子。而今升了二品官，许多人都以为他会换乘八抬大轿，没料到他还是坐着他的“四人抬”。这固然是因为曾国藩的收入有限，实在养不得太多的闲人，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太招摇。因为如果换乘八抬大轿，不仅仅是要增加几名轿夫，还要有引轿官、扶轿官等等，多花不少银子不说，排场太大，太引人瞩目。
曾国藩这年才37岁，他时刻牢记古人的三句话：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忌，时时处处慎独而思，慎独而行。
古人云：“欲成事先成人。”一句话，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这是曾国藩一生做人做事的准则。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