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泽的干部班子中，几乎没有出过真正有学识、有才干、有影响的人物。可能康泽过分夸大了他个人的本事和力量，对干部选择、任用，只求忠顺听话，任人唯亲，同乡、朋友以至中小学同学，都可以到康泽门下混上一官半职。康泽系统的几名干部的情况是典型的例子。别动队的重要干部马维骥、刘伯龙在抗战中期率部赴滇缅战场抵御日寇，部队风纪败坏，战斗力极差，1942年初夏未战先溃，在WWW.soudu.org大后方造成恶劣影响。马维骥被召回重庆，受到军法处理，沈重宇还到监狱中探望过他。刘伯龙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陆军第89军军长，贪污中饱、暴虐凶列，吓人听闻。刘曾占住沈重宇在成都江汉路的住宅，据沈宅邻居反映：中央军校的教官、职员为索取被刘伯龙克扣的几个月的薪金，曾到刘住的地方请愿，全体跪下哀求，刘仍无动于衷。1949年10月，贵州全省解放在即，刘伯龙还向谷正伦索要“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的职位，结果被“谷屠夫”骗杀。韩文焕在抗战前曾任国民党宪兵某团团长，康泽办“驻赣暑期研究班”时韩当该班副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韩文焕抢先拿到了首都警察厅厅长的职位。康泽大概未曾料想到韩文焕会悄悄地背弃他，韩当警察厅长时夺占了康泽在南京的住宅。1946年5月，康妻朱素怀向沈重宇哭诉，大骂姓韩的“不是东西”。康泽入川后很注意搜罗和运用中共叛徒，以加强反共的特务工作。他是留苏学生，与共产党人接触过，提出所谓"以共制共"、"师俄反俄"的毒计（他诬称中共为“苏俄代理人”）。1934年下半年，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被捕的干部中有一个叫徐平的，是当时中共中央代表、四川省委组织部代部长。康泽了解到徐平曾留学苏联，当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被捕后叛变投敌，为刘湘的特委会工作，于是，指示其帮凶四川省保安处政训室副主任叶维吸收徐平加入康泽的“忠义救国会”。徐平在成都解放后在第十二中学当俄语教员，受管制。曾任中共四川省宣传部长的殷志强叛党以后与叛徒徐平都参加了康泽别动队成都特务室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协助别动队逮捕了中共党员张治，不久张治也变成了叛徒。徐平一类叛徒实际上成了康泽的一大累赘。这类叛徒多系在大城市活动或从外国归来的知识分子，在四川缺少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力量，也没有多大的群众号召力。当时四川境内中共组织规模小，人数少，活动隐蔽，客观上对康泽“顺藤摸瓜”，“扩大战果”的阴谋起了阻碍作用。徐平等人所能出卖和陷害的，只限于自己所认识的几个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式作了调整和更换，国民党特务长时间摸不着底。康泽所需要抓的重要线索，叛徒们耗尽脑汁也提供不了多少。过去的革命者一旦堕落为叛徒、特务，只能遭到广大人民的唾弃。康泽还不得不把这类失去利用价值的家伙饲养起来。至于某些真正有才有识之士，康泽是不会重用的。在我国有些名气的作家、诗人、翻译家康伯情是康泽的同乡、族叔，因失业生活困难而找康泽帮助。担任武汉禁烟缉私处主任的康wWw.泽只安排康伯情当了一个禁烟检查员，康伯情拿着一根长铁签，插进车船旅客的行李里，看能否碰着暗藏的烟土。对于郭勋祺，康泽虽然离他不得，然而却时刻堤防着，生怕一不小心权力就离他而去。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