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太城最有名的高中做语文教师。拿着撑不了又饿不死人的薪水。
每天是家里，路上，学校，三点一线的生活让人很不耐烦，我时常绝望地感到我的整个后半生都将被囚禁在这胶质粘稠的状态里动弹不得。
我的脑海里常常有离开这一切的欲望，至少我可以藉此暂时逃离小城镇那令人窒息的生计，去领略另外一种莫须有wWw.的可能性。
我有一个女同学，高中毕业后就去南方做什么生意，做得风声水起的。去年衣锦还乡，我有幸被她视为朋友，被请去她家玩，她开着一辆什么牌子的汽车载着大伙四处游走了一番，嘴巴里不住地嘀咕说太城现在怎么越来越小了。
以后小有联系，经常听到她这样的优雅细语：“呀，我还在倒时差呢。”
就算她是从上海到北京，她也要倒时差。
压力是无形的。骨子里也受不了这样的人，索性从此断了联系。
过去的女友活得一个比一个滋润，她们一个个飞扬跋扈，神气活现的，好象到月球上旅游过一样，只有我自己是原地踏足踏。
好没出息。
有高中密友小丽电话联系说，她决定去广州了。
她说，“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
她终于开窍了，想当年她还是个浪漫坚实的文艺女青年呢。
她说，“越往南机会越多，就连去那边打工都不叫打工而叫发展，就她这模样的，哪怕是给人家当个小保姆，都有机会让老板动邪念，就算撬不动老板娘，正经被包个二奶是没说的。”
我和小丽成为朋友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喜欢她的直接，她在我面前从不拐弯抹角。
她说，“小绿，你这样的人，不去那边真是可惜了，”我哈哈干笑了两声又说了几句前程万里的话就挂了电话。
我有点发愣。
我和钱没仇，只是以这样太原始的方式和钱结亲我实在不敢亲身试验。
我很理解密友，穷惯了，好不容易思想开窍了，青春只剩尾巴了，你还老是指望她在钱字面前不屈不挠简直是歹毒。
人又不是木头，谁还没个想头。
我当然也想出去，我也开窍了，尽管开得没她大。
我最想去的是上海。
上海，是出产黄金荣和杜月笙的，蒋介石也在那混过，而且混出了名堂，大大的名堂，我是心大志大的人，凭我的心志，在那儿打滚，还能没个好？
说起来要笑死人，我的远大理想就是：有够用的钱，有一套，不，有两套房子，我一套，爸爸妈妈一套。也许还有点别的什么，一时想不出，也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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