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车厢里的灯光暗了许多，盛夏的凉风吹拂着白痕的短发。车窗外，依稀可见远处的山峦，朦胧的村庄，黑黝黝的道行树飕的就过去了。车厢里旅客大多都睡了，几对小情侣脸对着脸在喃喃细语。白痕怀里抱着装有月季花瓶的背包，静静地看着，想着。白痕清楚地记得和母亲茹龄最后一次做火车时的情景。一路上，茹龄喋喋不休地讲述白痕的父亲，白何英的往事，讲他们结婚后那几年的事。茹龄说“一天夜里忽然饿了，特想吃二龙路一家饭铺的油炸糕。你爸跑了半个北京城买来，揣在怀里，到家时油炸糕还烫嘴呢。你爸喜欢穿白衣服，一身白西装，配奶白色的皮鞋，那叫精神。那时候穿西服的人少之又少，满北京城也不多。生你那年，院子里的月季开的最旺最艳，蜂儿，蝶儿的全给招来了，你爸怕蜂蜇着你，搭着梯子去捅梧桐树上的马蜂窝，结果让马蜂蜇了鼻子，疼的差点没从梯子上掉下来 ??”茹龄浅浅地笑着，说着，说了一路。白痕想着母亲，大片的月季花在她眼前晃动，万紫千红中站一女子，一袭月白的旗袍。
白痕下了火车，已是第二天早上，又做了三个小时的汽车，来到延边的一个小镇――白草沟镇。白痕下了汽车，往前走了大约十分钟，穿过一条胡同，眼前是一座四层楼的宾馆。宾馆的院子很大，院子的西面是一方花圃，月季开的正旺。黄的、红的、白的，不是“四季美人”。白痕轻轻地触抚背包里的花瓶，妈，您每次来都不到这，您怕伤心是吧，现在我带您来了。您看，老房子早就拆了，盖了一座宾馆，有十来年了。您瞧这片月季，这还是咱们刚到东北时栽的，大概太好看了才留到现在。
一九六一年，中国遭受了罕见的自然灾害，大旱之后大涝，同苏联的关系恶化。一向被中国人民称赞的“苏联老大哥”撤走了在中国的大批的专家，逼还贷款，许多的工程建设被迫停工 ??于是政府决定下放一批城市居民到农村，以舒缓城市的压力。据说当时有八百万的城市工人、干部极其家属、子女，一个月之内相继离开城市，离开所熟悉的生活和工作单位，下放到农村。开始了另一种完全陌生的，前景未可知的生活。这次行动，也许的确起到一些舒缓的作用，但对于下放的个体人员和各个家庭来说，他们是牺牲者，自愿或不自愿的牺牲者。白何英首当其中。类似这样的运动，受冲击的人或多或少的都有点问题，不得领导好评。其实能有什么问题呢，找个理由罢了。茹龄带着女儿白痕跟着白何英下放到东北，那是一个相当偏远的山区农村――白草沟人民公社。白何英一家在一大队五小队落了户，他的原单位出钱给买了两间草房，从此白何英和单位，和北京再没有一丝的关系。白何英打小就没在农村呆过，更甭说干农活了，到了四十岁上却当上了彻头彻尾的农民。政治待遇，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一下子由高峰跌入低谷，心情可想而知，再加上农活十分的辛苦劳累。精神上的压抑和经济的困窘，白何英有些撑不住了。
农历五月，已经很热了，生产队长要求社员早上四点钟出一趟早工，铲两个钟头的玉米，回去吃早饭。早饭后再薅谷子。茹龄头天晚上闹肚子折腾了一宿，早饭做的晚了，白何英出早工回来吃几口凉饭就下地了。薅谷子是个细活，也是个技术活。人必须蹲着骑跨在垄上，双手极快地把厚密的谷苗中较弱小的拔掉，再把谷苗里的草薅掉，留下适中的谷苗，最后还要培一下土，盖住苗根儿。白何英分不清谷苗和草，谷苗拔下不少，草都留了下来，干的又太慢，叫生产队长一顿训斥。劳累了一上午，干的活不及别人的十分之一。农民的直爽和并无恶意的嘲笑，使白何英很恼火，又不便发作，收工时就没好气。到家一看，茹龄正在沏soudu.org茶，一个巴掌扇过去，茶壶掉地碎了，茹龄跌倒在门槛旁边。这不是第一次。茹龄知道，丈夫在外边又不顺气了。
其实白何英所面临的，所承受的，茹龄也在经历着，但她毫无怨言。当初白何英被通知下放时，茹龄完全可以和女儿继续留在北京的，继续保有北京市户口。为这事，大了以后的白痕，一直不能理解母亲，甚至多少有些怨恨，这是一个结，系在了白痕的心上。
茹龄每逢丈夫发脾气，从不反抗和对打，把泪流在心里，继续做该做的活。
四十多年前的东北，冬天那叫一个冷，滴水成冰。一泡尿没撒完，上面还在尿着，地上的冻成冰了，一点也不夸张。冻死人的事时有发生。茹龄的手，脚都冻坏了，脚肿得穿不上鞋，只能裹条毛巾，单腿蹦着出来进去的干活。那时候，生产队分的粮食都是带皮儿的，玉米分下来的是玉米棒子。首先要把玉米粒剥下来，用水淘洗过，放在炕上烘干再上磨。三、四百斤的磨盘，靠人扳着磨杠推转。累是其次，主要是转圈头晕。一上午也就磨四、五十斤玉米面，可是要转上数千圈。吃水靠人到村边的大井挑，从深井里汲水可是得将讲求技术的。把空桶放进井里，桶要稍高于水面，轻轻地左右摆动系桶的绳子，恰到好处地猛的一抖手腕，桶啪的翻扣进水里，这才能打满一桶水再提上来。茹龄一直没有学会打水，她挑的桶也一直是一个满桶，一个半桶，挑在肩上极不平衡，左右摇晃。即使这样，茹龄也不让白何英挑水，能干的不能干的她都想法子干。这天白何英没吃好早饭就又去薅谷子，茹龄知道这是个累活，天又热，她跟邻居借钱买了一两茶叶，想给丈夫泡一壶茶消暑解乏。这把茶壶是那春儿留下来的，到东北以后就很少用了。现在壶碎了，茹龄站起来掸掸衣服上的土，把碎片打扫干净，端上饭来，白何英狼吞虎咽的吃完，碗一推，走了。
夏日的热烈，还缠绕在枝头，秋天喧闹着走来。晨雾弥漫田野，笼罩一片金黄。山坡上的野菊开得你不让我，我不让你。白的似雪，粉的如霞，都赶着趟要把这一春一夏积攒的热情吐放出来。五谷的粮香和野菊的芬芳揉融在一起，抚慰着人们的情怀。近一段时间，茹龄的心情特好，庄稼丰收了，可以吃饱饭了，白何英久违的笑容上了脸，不再动不动的找茬打架。有一天从地里回来，破天荒地挑水去了。茹龄迎出去老远，才看见白何英挑着两个半桶水，嘴里哼着小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茹龄赶紧把扁担接了过来。女儿白痕自打到东北就很少看见父母的笑脸，家里的气氛让她有喘不过气的感觉。现在看到父母一起说笑着走进家门，白痕搂住妈的脖子亲一口，拉住爸的大手，人来疯似的嬉闹着。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的成长环境，不仅对她（他）性情的塑造和人格的定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会如影随形，伴她一生，愈老弥重。白痕的胆小怕事和息事宁人的忍让性格，和她早年的成长环境，时代背景有着因果关系。白痕疯够了，闹累了，早早的进入梦乡。白何英轻轻地揽过茹龄，细细地吻着她的眼睛说“跟着我你受苦了”。茹龄把头埋进丈夫的怀里，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欢快地流淌。她不委屈，她爱白何英，他是她的亲人。茹龄就像一丛柔弱的蒿草，再也不想独自迎风挡雨，白何英就是庇护她的一棵大树，是她生命的支撑。
日子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往前赶着。渐渐地白何英收工后很晚才回家，有时到家也不吃饭，说是吃过了。遇着下雨歇工，白何英会莫名其妙地烦躁。那个年月农村的文化生活几乎没有，最大的、最有轰动效应的就是看露天电影。一个月放映一次，逢年过节会多加一次，在村头学校的操场上。只要听说放映队来了，不等太阳落山，各家各户的孩子就扛着板凳，拿着马扎，抱着砖头的去占座了。白何英不允许白痕早早地去占座，等到快开演了，一家三口才拿着大板凳坐在幕布的反面看。除了字是反的以外，别的倒也没什么影响。这样的电影，白何英一场不落。看过几遍的，再放映还看。可是渐渐地白何英不爱看电影了，有时推说干活累不爱动，有时看一半就回家，茹龄也要跟着回去，白痕不干，茹龄只好陪女儿继续看电影，心却早以不在银幕上了。
国庆节到了，公社放映电影《画中人》，白何英从地里回来，刚进门，茹龄就把饭菜端上桌，边催白痕快吃，说今晚的电影好看。周边屯子的人都来了，得早点去，去晚了前边就没地儿了。一家三口急匆匆地吃过晚饭，茹龄收拾桌子的功夫，白何英顺着桌子边，歪在炕头上，迷迷糊糊地犯困。白何英说“茹龄，你领着白痕先去吧，去晚了看不着头，我得先睡一会儿，今儿太累，到时我找你们去，还是在反面看”。电影演了一半了，白何英还没来，茹龄有些担心，嘱咐白痕几句，说有点冷，回家去添件衣服。茹龄走到自家门口，看见窗根下蹲着一个人，正抻着脖子使劲往里张望。茹龄走近细看是邻居铁蛋儿的妈。茹龄大声说“王嫂哇，有事吧，进屋说话，家里有人”。铁蛋儿妈吭吭哧哧地说“那什么，没事，我这不正要去看电影，听你家有人说话，以为你在家呢，正想招呼你一块走呢”。茹龄一楞，随即说“我请来的，想给孩子做双鞋，求人绞个鞋样儿。噢，我刚给白痕送件衣服，进屋吧，王嫂”。“不了，不了，我得走了，你绞你的鞋样子吧，我得走了”。铁蛋儿妈一遛烟儿似的走了。茹龄再也支撑不住了，她一屁股坐到地上，眼泪哗哗地流，哗哗地流。茹龄是有预感的，把一颗心全部都放在丈夫身上的妻子是细致而敏感的，只是茹龄不敢多想，她怕被证实，她让自己的猜想给吓住了。门吱的一声开了，白何英走出来，不说话，只是伸出两只手去拉茹龄，茹龄拨开伸向她的手，自己站起_4460.htm来，“电影快散了，我去接白痕”，茹龄说。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