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本段]货币制度
中国的古代货币制度，与其它国家不同，不存在什么本位制度，也没有主币副币之分，往往金、银、铜、谷、帛以及后来的纸币都同时不同程度地行使货币的职能，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所侧重而已。各个朝代的货币制度也很不一致，即使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有种种变化和区别，叙述起来不胜枚举
[编辑本段]兑换比例
古代货币铜钱，白银和黄金之间的兑换比例是常常变动的
大约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铜钱=10000文铜钱
唐代的开元通宝通钱每枚直径8分，10枚重1两，千文重6斤4两；清顺治年间，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则每千文重八斤十二两。古代“两”这个重量单位虽有不同但大约都是40克左右，而“斤”则大约是700克左右。每枚铜钱平均重量5克。
目前金银铜的价格（人民币）如下：
黄金：100元/克
白银：2元/克
黄铜：0.02元/克
据此推算结果为：
1两黄金：约值4000元
1两白银：约值80元
1枚铜钱（1文制钱）:约值0.1元
据粮食价格推算
：“上白米(石)九钱五分，中白米(石)九钱二分六厘八钱，下白米(石)八钱三分，白面(斤)九文，银每两换钱一千文”
一石约为60公斤，据此推算1两白银约值130元
由于农业技术发展的相对速度很快，现在的粮食相对价格比古代便宜很多
综上所述，总结出1粗略换算系统
1两黄金=人民币2000元=10两白银
1两白银=人民币200元=1000文钱=1贯（吊）钱
1文钱=人民币0.2元
可供观看古装电视剧，武侠小说时换算之用。
我们常常看到古装戏里用银两做钱的单位，那么一两银子到底是多少钱呢？经查,得出初步答案。
基本单位
我国古代货币单位很多，各朝不同，特别是秦汉以前。这里只讨论三种基本单位：
一文制钱（即一枚标准的方孔铜钱）
一两白银
一两黄金
以上单位虽然各朝各代都不同，但至少唐宋之后相差不大，所以是可以得到比较稳定可信的数据的。
兑换关系
铜钱，白银和黄金之间的兑换比例就像现在的外汇价格一样，是常常变动的，不像1元钱等于100分这样明确。
据描述：“金银的比价从1600年前后的1：8上涨到20世纪中期和末期的1：10，到18世纪末则翻了一番，达到1：20。”可知1两黄金约可兑换8~11两白银。
再有：“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钱一吊，也就是一千文；到了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一两白银就可以换到制钱一千六七百文了。咸丰以来，银价猛涨，一两白银竟可以换到制钱两千二三百文之多。”可知正常情况下，1两白银大约可换到1000~1500文铜钱，古时通常说的1贯钱或1吊钱就是1000文。
金属价格
由于金银铜制成的货币本身是有价值，而且理论上货币的价值就应该等于金属的价格，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在金属的价格来回答“一两银子到底是多少钱”的问题。
唐代的开元通宝通钱每枚直径8分，10枚重1两，千文重6斤4两；清顺治年间，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则每千文重八斤十二两。古代“两”这个重量单位虽有不同但大约都是40克左右，而“斤”则大约是700克左右。每枚铜钱平均重量5克。
目前金银铜的价格（人民币）如下：
黄金：100元/克
白银：2元/克
黄铜：0.02元/克
推算结果为：
1两黄金：约值4000元
1两白银：约值80元
1枚铜钱（1文制钱）:约值0.1元
粮食价格
很多历史专著中都通过粮食价格来直接衡量货币关系，虽然单独考虑粮价并不很准确客观，但应该是极其重要的参考。
据查资料：“上白米(石)九钱五分，中白米(石)九钱二分六厘八钱，下白米(石)八钱三分，白面(斤)九文，银每两换钱一千文”
另记：“据清朝军机处档案记载，光绪十五年上半年直隶省顺天府、大名府、宣化府的粮价，以谷子、高粱、玉米三种粮食计算，平均每仓石计银一两四钱六分。”根据1石=100斤=70公斤计算，而粮食价格以2元人民币/公斤计算，可得到以下平均值：
1两白银：约值170元
1枚铜钱（1文制钱）:约值0.2元
结论
根据上面的推算，再考虑到：黄金的价格比其他的更稳定，应当着重参考；现在白银已作为工业品，所以现在的白银价格参考价值较低；由于农业技术发展的相对速度很快，现在的粮食相对价格比古代便宜很多；尊重古代的兑换比例；凑整数，便于换算，便于建立感认识。所以，笔者建议，今后遇到古代的货币单位，采用以下换算系统，即方便又有感觉：
1两黄金=人民币2000元=10两白银
1两白银=人民币200元=1000文钱=1贯（吊）钱
1文钱=人民币0.2元
另外：1石米=1两白银
声明：以上结论不是学术观点，只作为老百姓观看古装电视剧，武侠小说时换算之用。
验证
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制度极为混乱。不同朝代之间有差异，同一朝代的不同地区之间有差异。这是不争的事实。
清代的度量衡制度主要是“库平营造制”，与明代基本相同。一斤约等于国际标准制的600克(597克多点)。这套度量衡制度在港、新加坡等地还有残余。如港、新加坡等地黄金的计量单位“两”、“钱”就是用库平营造制的计量单位。一“两”相当于国际标准制37.5克，一“钱”相当于国际标准制3.75克。
1930年代，南京政府为了与国际接轨，并统一中国度量衡制度，解决不同地区之间度量衡差异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障碍，促进经济发展，进行了度量衡改革。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习惯需要，将“库平营造制”改革为“市制”，为与国际接轨，将“市制”与国际标准制方便换算。特将“一营造尺”改为“一市尺”，等于33.33厘米=0.3米；一公里等于二市里。“一库平斤”改为“一市斤”等于500克=0.5公斤。
“一升”=一“公升”。所以，此次度量衡改革又称“一二三制”。“市制”与“库平营造制”计量接近，老百姓易于接受。而市制与公制换算简单，能为国际贸易接受。俗称“斤有所短、尺有所长”，即市斤比库平制重量小，市尺比营造制长。此次度量衡改革堪称成功。为以后的度量衡制度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至今仍在发挥其基本作用。
民国时期的另一个大的改革是币制改革。北洋政府时期在币制改革上的一个较大动作是“废两改元”。清末时，虽然中国也有银铸币，但货币制度是以银两为单位，制钱(包括铜钱与铜元)为主要流通的辅币。货币单位相当混乱。既有以库平两为单位的计量，也有以海关两为单位的计量。同时，银铸币和银两的成也极不一致。这个混乱的币制极大地阻碍着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于是，就有了第一次币制改革：“废两改元”。即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规定以银元为基本货币单位，停止银两流通。一元银元重库平银七钱二分，含银量为85,。一元等于十二角(仿英制)。以铜元为辅币，停止铜钱的流通。一元银元与铜元的比价基本上在180--188之间涨落。俗称“洋长洋短”。每日银楼或银行都会发布当日银价。当银价上涨时，称为“洋长”，当银价下跌时称为“洋短”。民间小额交易基本上以铜元计价为主。银行发行纸币以元为单位，一元纸币兑换一元银元。货币以银为本位。这次币制改革使全国的金融制度得到了基本统一。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另一次币制改革是南京政府为解决金融危机而进行的。30年代时国货币放弃银本位，实行金本位制，规定1盎斯黄金等于35元。同时，在国际市场上(伦敦)收购白银，导致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上涨。中国的货币制度是以银为本位，但自己产银不多。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上涨使中国白银出现大量外流，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华北大搞武装走私，使中国白银出现大量外流。同时，银价格上涨使中国的货币升值，进口狂增、出口受阻，影响经济与发展国际收支平衡，如不及时改革将导致中国金融崩溃。南京政府与英国、国谈判货款为币制改革提供外汇保证。最后得到了国的大力支持(详见《中白银谈判》)。于是，南京政府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停止银元流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后增加)四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用于交易与完粮纳税。法币与英镑、元挂钩。
现在所看电视剧中，古人能名动辄使用几十两，甚至几百、几千、几万两银子。更有甚者，竟然常常能够从口袋里掏出面额成百上千两的银票。这里有两个误区。一是以为古代一两银子等于今日的一元钱。二是以为古代的银票就是今日的钞票或者支票了。
其实，古代中国银子缺乏，银子的价值很高的。一两银子等于制钱一千二百多文(清初以前)到三千多文(清道光以后)。而直到清末，一斤(相当于1.2市斤)猪肉只要二十文钱，一亩良田只要七至八两银子或者十二、三个银元。几两银子、几十两银子是件大事情了，有百两银子就是今日的大款了，能够买上十几亩良田了。在明代，一个平民一年的生活只要一两半银子就够了，所以戚继光的士兵军饷一日只有三分银子，一月不足一两。清代稍贵点，主要是鸦片战争前外贸顺差大，银子大量流入后，银价下跌造成的。后来大量赔款后，银与铜的比价又上升了。平常老百姓使用的是铜钱，清末时使用铜元，很少用银子作为日常交易用。许多老百姓至死都未见过银子。所以口语中表示没有钱(贫穷)时用“铜钱(钿)没有”而不说“银子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以银子为珍贵的原因之一吧。
到了民国时候，就流通银元了，称为国币。民间称为“袁大头”。它的价值也比较高，可兑换180多个铜元。按当时物价水平折算今日的购买力，一元银元大约等于今日人民币的35元左右。考虑到生产的发展，粮食和日用品价格的下跌，一元银元大约等于今日人民币的100元左右。如果按银子价格算，大约等于今日人民币的50-60元左右。当时办一个比较好的印染厂投资也不到一万元。买一较辆当时比较好的轿车大约是1000元。所以不会有拿出一个银元买一个馒头的情形出现，最多一个铜板。
银票其实是山西票号发的汇兑凭证，有密押的，不是见票即兑的银行券(钞票)。用银票是要付汇兑费用的。
银票做大宗买卖的商人用得着。它可避免携带大量现银的风险，而且方便，并与自己携带大量现银成本差不多。一般老百姓和员是用不着的。所以也就不会有从口袋里掏出面额成百上千两的银票来支付款项。即使你拿出来支付，商家和普通百姓也不肯接受。其流通程度比今日的个人支票还不如。
注:
这两个月黄金价格升幅较大.比如
3月份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千足金报价达到179元／克，南京宝庆银楼金饰品价格已经涨到每克188元，而周大福每克金饰品价格已经接近197元。广州、兰州等地的价格也早就超过了180元／克的大关。
所以文中所提的黄金白银价格都要变化.
古代礼俗 礼俗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和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礼俗，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礼俗。在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礼俗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在今天看来，许多不合理的繁琐的礼俗和吃人的立交，在当时都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在这个题目下，我们不能全面叙述上古的礼俗，只能谈谈几个重要的方面。
阶级、阶层
尧舜禅让的传与原始公社制的阶段相符合；夏禹不传贤而传子，可以认为原始公社制的瓦解。夏代是否已经达到奴隶制，还不得而知。至于殷代，可以却是断定是奴隶社会了。
依照古代史的研究者的一般结论，最初所谓“众”、“奚”、“仆”、“臣”、“”都是奴隶。臣是男奴隶，是奴隶。周初的社会还存在着大量的奴隶，周天子常常拿奴隶赏赐给他的大臣。奴隶有在室内劳动的，但是他们的主要劳动还是农业生产。有人说《诗经·周颂·噫嘻》篇说的“亦服尔耕，十千维耦”指的就是两万奴隶在那里耕田。《尚书·牧誓》说到“臣逋逃”是指的奴隶逃亡。
周代的奴隶还可以像牛马一样在市场上贩卖。《周礼·地·质人》：“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郑玄注：“人民、奴婢也。”贩卖成交后，要订立合同。这种合同叫做“质剂”。依郑玄说：人民牛马的合同叫“质”，兵器振义的合同叫“剂”。
奴隶还可以被当做畜生来屠杀，这表现在商贾的殉葬制度上。《墨子·节葬下》：“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幅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在殷代，这话完全合乎事实。到了周代，虽然此风稍衰（这不是由于仁慈，而是由于人力可贵），但是在某些国度仍然是盛行的。例如秦国，据《史记·秦本纪》所载，秦武公葬时，从死者六十六人，秦穆公葬时，从死者一百七十七人（包括《诗经·秦风·黄鸟》所悼念的三良在内）。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葬时，秦二世令后宫（嫔等）无子者一律“从死”，“死者甚众”。而且把工匠都关闭在陵墓里。古代统治阶级的这种威，至今还令人发指。
奴隶和奴隶主是两个对抗的阶级。商代的奴隶主是贵族，总称为“百姓”（“百姓”，金文写作“百生”。后来周人称商的贵族为“殷多士”）。商王是贵族最高的代表，自称“余一人”（“余一人”见于甲骨文，古书上写作“予一人”）。《论语·尧曰》引《尚书·泰誓》篇的话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可见周初还这样称户。后来百姓成为民的同义词。民在古代称为黎民，秦国则称为黔首。
商代王维的继承是兄终弟及，无弟然后传子。周代王维由嫡长子世袭，余子分封为诸侯（也有异姓功臣封为诸侯的）。诸侯的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余子分封为卿大夫。诸侯受封国于天子，卿大夫受采邑于诸侯。卿大幅下面是士（大体是大夫的宗族），士受禄田于卿大夫。周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卿大夫有家。家是卿大夫统治的区域，担任家的职通常是士，称为家臣。孔子的学生冉有、季路就担任过季康子的家臣。
《左传·昭公七年》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这样，形成同志阶级内部的各级阶层。秋以前士是武士，有义务“执干戈以卫社稷”；秋以后士是文士，士逐渐成了统治阶知识分子的通称。
士下面是庶人，又称庶民。西周时庶人虽然还是用来封赐的对象，但是庶人的身份比奴隶为高，以后庶人就逐渐成为个体农民了。《荀子·王制》篇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可见庶人的背向直接关系到上层统治阶级的安危。
君子小人也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最初君子是贵族统治阶级的通称，小人是被统治阶级的通称，后来以所谓有德无德来区别君子和小人。统治阶级的阶级偏见影响到词义的发展。
冠礼
据近人研究，氏族社会的男青年到达成熟期后必须参加“成丁礼”才能成为氏族公社的正式成员，才能享受应有的权利和履行应有的遗物。周代的冠礼（加冠仪式）就是由这种“成丁礼”变化来的。
周代贵族男子二十岁时由父亲在宗庙里主持冠礼。行礼前先筮日（选定加冠的日期）、筮宾（选定加冠的来宾）。行礼时由来宾加冠三次：先加缁布冠，表示有治人的特权；次加皮弁，表示从此要服兵役；最后加爵弁，表示从此有权参加祭祀。（缁布冠是用黑麻布做的冠，皮弁是用白鹿皮做的，爵弁是赤黑的平顶帽子，是祭祀时戴的。）来宾进酒后，去见母亲，又由来宾取“字”，然后去见兄弟姑姊，最后戴礼帽穿礼服带礼品去见国君卿大夫和乡先生。主人向来宾敬酒赠礼后，礼成。
贵族男子二十岁结发加冠后可以娶，贵族子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笈礼后结发加笈。所谓结发，就是在头顶上盘成发髻（区别于童年的发式），表示年届“成人”，可以结婚了。《文选》卷二十九苏武诗说：“结发为夫，恩爱两不疑。”可见这种风俗流传很久。
婚姻
秋时代，诸侯娶一国之为（嫡夫人），方以侄娣（）随嫁，此外还有两个和方同姓的国家送儿陪嫁，亦各以侄娣相从，这统称为“媵”。嫡夫人是正，媵是非正。媵的地位和不同。被认为是贱，是嬖人，而媵的身份还是比较尊贵的。战果时代就没有媵的制度了。
古代子出家曰“归”。《说文》说：“归，嫁也。”《诗经·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可见出嫁的子以男家为家。《白虎通》说：“嫁者，家也。”可见“嫁”字本身就意味着“有家”。《白虎通》又说：“娶者，取也。”《说文》也说：“娶，取也。”《周易》和《诗经》就写成“取”，这表示男子把别家的儿取到自己家里来。男尊卑的风俗，由“嫁”、“娶”两字就可以证明。嫁对于子来说是被动的，古代只说“嫁”或“嫁”，不说“嫁夫”，可见嫁的权操在父兄之手。娶，对于男子来说是主动的，所以古代常说“娶”“娶”。
《诗经》两次歌咏“取如之何？匪媒不得。”媒在古代婚姻中的作用非常大，多少青年男的命运掌握在媒人的手里。
古代的婚姻，据说要经过六道手续，叫做六礼。第一是纳采，男家向家送一点小礼物（一只雁），表示求亲的意思；第二是问名，男家问清楚子的姓氏，以便回家占卜吉凶；第三是纳吉，在祖庙卜得吉兆以后，到家报喜，在问名纳吉时当时也要送礼；第四是纳征这等于宣告订婚，所以要送比较重的聘礼，即致送币帛；第五是请期，这是择定完婚吉日，向家征求同意；第六是亲迎，也就是迎亲。
六礼之中，纳征和亲迎最为重要。《诗经·大雅·大明》：“文定厥祥，亲迎于渭。”旧说是周文王得吉兆纳征订婚后，亲迎太姒于渭滨。后世以“文定”作为订婚的代称。《礼记·昏义》谈到亲迎后新郎新娘“共牢而食，合卺而酳”。（以一瓠分为两瓢谓之合＝卺，新郎新娘各执一瓢而酳<用酒漱口>,称为合卺.后代合卺变为交杯，新郎新娘换杯对饮<只做个样子>。）后世夫成婚称为“合卺”就是从这里来的。
以上所说的六礼当然只是为贵族士大夫规定的，一般庶民对这六礼往往精简合并。
丧葬
人将死时叫做“属纩”（《礼记·丧大记》）。属是放置的意思，纩是新絮。新絮很轻。据说古人把新絮放在临终的人的口鼻上，试看是否断气。这不一定成为风俗，至多也只是个别地方的风俗罢了，但是“属纩”却成为临终的代称。
古人初死，生人要上屋面向北方为死者招魂，这叫做"复"，意思是招唤死者的灵魂回复到身体。复而不醒，然后办理丧事。
"招魂"原是民间的一种习俗，世界各地均有盛行，我国亦不例外。《周易》中有归魂卦，《楚辞》录有《招魂》篇，可知当时人们普遍相信魂是可以"归"的。
魂虽可"归"却不能自"归"，所以需要"招"，《楚辞·招魂》有"工祝招君"、"乃下招曰"等语，可知《招魂》、《大招》等篇本即楚地流传用以招魂的巫辞，再经屈原、宋玉等人润而成文的。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帛画，帷幕上挂着谷璧玉璜，正是《招魂》篇中"挂曲琼些……结琦璜些"的绘画记载，对我们了解当时"招魂"的实际方法帮助不小。据饶宗颐先生考察，今天在苏门答腊的Baffaks山区生活的土人招魂的词句，居然全与《楚辞》中"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意思完全相同，亦可见此风俗流行之广。
古人死后，要给他沐。这在《礼记·丧大记》里有记载。这个风俗持续到后世。《晋书·王祥传》记载王祥将死戒其子曰：“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可见一般人死后是要沐的。
死后有“敛”（殓）的仪式。有小敛，有大敛。小敛是给尸体裹上衣衾，越是贵族，衣衾越多。大敛则是把尸体装进棺材。敛死人口里须饭含，所以《战国策·赵策》讲到“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饭含。”（饭含是把米放在死者口里。含又写作琀，是把玉放在死者口里。）入殓后，停丧待葬叫做“殡”《论语·乡党》：“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孔子的意思是说：“就在我家里停柩吧！”《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这是说把晋文公的灵柩送到曲沃停丧，还不是作葬。据《秋》、《左传》，次年四月才葬晋文公的。后世所谓出殡是把灵柩送到埋葬的地方去。
送葬的规矩是白衣执绋。绋是拉柩的绳子。执绋的原意是亲友们帮助拉车，实际上只有形式。后来出殡，在送殡人的行列两旁拉两根带子，那就是执绋的遗制。
挽歌据说最初是挽柩的人唱的。古乐府相和曲中的《薤露》、《蒿里》都是挽歌，陶渊明有《挽歌诗》三首，后世的挽联就是从挽歌演变来的。
挽歌起源甚早，据说最初时是挽柩者所唱之歌，但很早就被移至别处而作他用。《左传·哀公十一年》：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陈子行命其徒含玉。含玉是葬礼，表示必死之决心，那么，《虞殡》当然也就是"送葬歌曲"（杜预语）了。
至于《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四·孝顺皇帝上》：大将军商大会宾客，燕于雒水；酒阑，继以《薤露》之歌。挽歌更成了娱宾的节目。而文人亦学作挽歌，上文中提及的陶潜《挽歌诗》三首，早已成为千古之名篇。
下面说到葬。
上文说到，殷代奴隶主有人殉的制度。后世知道人力可贵，改以“俑”来代替。俑是人偶，有木俑、土俑。后来孔子还反对用俑，孟子说：“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上》）
从殷代到战果，统治阶级还把生前使用的车马带到墓里去。其他随葬的物品是多方面的，包括青铜制的饮食器、兵器、乐器等，玉制、骨制的装饰品以及其他什物。越是贵族，随葬品就越多越精。也有一些专为随葬而做的“明器”（伴葬的器物）。汉代日常生活中的东西被仿制成陶土模型随葬，明器的象征就更加明显了。
上古贵族统治阶级的墓里大多有椁（椁），椁是外棺，主要是用来保护棺材的，有的竟有三四重之多。《论语·先进》说，孔子的儿子孔鲤死后，“有棺而无椁”，可见椁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
在棺木外加以外棺（椁）以保护棺木的习俗一直保存了下来，并被佛教徒们移植到了保护释迦牟尼的灵骨一事上，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佛祖释迦牟尼灵骨时，金、银、八宝之棺椁，内外竟多达八层之多，足见当时佛教徒对此事之重视。
至于孔鲤无椁一案，《论语》原文如下：颜渊死，颜路（颜渊的父亲）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孔子的儿子）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相关的记载还有：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子）曰："有恸乎？"颜渊死，门人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即颜渊）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这些围绕颜渊之死的记载共成一聚，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孔子处理问题的尺度——礼。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礼当贫富有宜，颜渊贫而门人厚葬之，故子曰不可。
二、同是拒绝厚葬的请求，面对丧子之颜路时态度要和缓，面对"门人二三子"，态度要严峻。
三、在丧礼中，椁并不重要，当视其财力之大小而为之，反对不顾一切的厚葬。
以上所说的只是贵族士大夫的丧葬，至于庶人的丧葬，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即使是最节俭的丧葬，对于"匹夫贱人"来说，已经是"殆竭家室"。庶人死了至多只能"稿葬"（草草安葬），如果遇着饥荒的年头，就只好饿死以填沟壑了。
《礼记·檀弓上》说：“古也墓而不坟。”根据现代田野考古工作报告，我们知道殷代和西周的墓都还没有坟堆，后来在墓上筑起坟堆，主要是作为墓的标志，其次是为了增加盗墓的困难。
先秦文献有合葬的记载。例如《诗经·王风·大车》说：“死则同穴。”《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将其父母合葬于防。现代田野考古发现一座战国墓中有一椁两棺的结构，考古工作者认为，夫合葬的普遍流行西汉中叶以后的事。《孔雀东南飞》说：“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仲长统《昌言》说：“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识坟也。”这风俗也流传很久。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