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分别，合二为一，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是进驻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代表）。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_4460.htm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到了文化革命后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在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广东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
广东省地处国防前线，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南大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陶铸在广东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给了帝、修、反又一个沉重打击。这对巩固我国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对支援港澳同胞的爱国正义斗争、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们谨向具有悠久革命斗争光荣传统的广东省人民和驻广东省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热烈的祝贺！
广东省是我国人民百余年来多次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策源地。四十多年前，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广州举办了著名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毛主席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始终鼓舞着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怀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给予光辉的指示。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广东省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是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同陶铸和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过程。陶铸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长期在广东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通过在广东的代理人，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极“左”方面，破坏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在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破产之后，又玩弄笼络利诱手段，妄图软化革命群众，并且极力散布无政府主义思想，挑拨离间，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阶级敌人的阴险狡猾，给斗争带来了复杂性，但也极大地锻炼了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擦亮眼睛，识破和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在工人阶级的带头下，经过激烈的斗争，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坚定地忠于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驻广东部队，在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以毛主席的指示作为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他们狠抓了支左人员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轮训班，强调在工作之前，首先要学深学透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支左人员的思想和行动。他们坚信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坚决抵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侵袭，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以满腔热情宣传和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以极大耐心做好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发扬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广东省驻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保卫祖国南方，建立了新的巨大的功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切切不可忘记敌人绝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地处边防前沿的广东省，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美、蒋、英、日、苏修特务，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必然会不断地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广东军民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百倍加强敌情观念，警惕敌人煽动、利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队伍；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打倒派性，斩断黑手。要坚决维护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筑起钢铁般的南海长城。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目前，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片大好形势。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广东省革命人民，一定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祖国的南大门上永远飘扬！”
马学武从《南方日报》看到，省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成员，解放军代表占了不少，从第一把手到第六把手都是由大军区和省军区以及驻粤部队的领导同志担任，在这些解放军的代表和领导名单中，不少是马学武战争年代的战友和首长。
1968年5月，在军管委员会的帮助下，造反派两大派别实现了大联合，广园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革委会由军人、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革委会最高负责人称主任，广园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由县武装部政委兼任，付部长任常务付主任，其它若干个付主任由各界代表组成，下设：政工组，保卫组，生产组，文化组，各局、各事业单位、各人民公社、各企业厂矿、学校、生产大队都相应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应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为165人，但其中被诬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反动分子”的共88人，全会仍按原计划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用制造伪证编写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相应之下，广东省各级党委和政府也揪出了刘少奇及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理人。
广园县革委会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被揪出的走资派进行甄别分类，把最顽固不化的，死不改悔的实行军事管制，对那些文革期间有打、砸、抢行为的个别造反派进行扣拘捕，将那些低头认罪好，骨头软一点的，能过群众关的走资派则停止批斗，在家等候党和人民群众的处理。
而马学武和汪民夫妇则被革委会定性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决定对他们实行军事管制，限制人生自由，武装看押起来。1968年6月一天晚上，县革委会保卫组组长，带领几名武装民兵将熟睡中的马学武叫醒，向他当场宣布革命委员会的决定，之后，带上手拷推上警车，将其带到县农业局原来放置农药的地下室看管起来。次日一早，文青接到通知，将马学武的生活日用品送去，并要求马学武家属每天送饭过去。文青把日用品和中午饭菜送去，经过民兵的仔细检查，才送到马学武的囚禁处。
随着文革武斗两派的大联合，在军管会的支持下，斗争矛头全部转向马学武以及其他人身上，县革委会成立多个调查小组，分赴马学武当年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进行外调，足迹蹈遍全国十多个省。
县里举办了阶级斗争展览馆，罗列莫须有的罪名，将马学武的罪行公开展出，组织全县的工人、农民、干部/、群众、学生参观，将1955年马学武受军衔的相片，被说成是国民党的军官照，他收藏的日本军刀和配发的手枪，被说成是杀人的武器，文青身着50式解放军女装照，也被说成是国民党的女兵，就连造反派冲击武装部弹药库，抢夺军用物资一事，也说成是马学武幕后操作的，县农机一厂工人造反组织自制轻武器，也是马学武亲自组织策划。不明真相的群众参观后，加大了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认识，肯定了社会主义阶段，广园县存在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展览会持续了半年，全区十多个县轮流组织群众相互参观，同时，革委会在军管会的授意下，再次组织全县群众大会，对马学武等走资派进行批斗，此次，马学武的罪名在原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上，增加了：“反动军官”、“反军黑手”等新的罪名，批斗的挡次也升格，批斗大会改在大操场进行，每场人数在万人以上，对马学武进行武装押解，除戴高帽，挂铁牌，下跪接受批斗外，还要在跪的地方放置带铁钉的木板，一场批斗大会下来，马学武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几乎是被民兵拖着回来囚室，台下的群众还在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马学武！”，“马学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在一次民兵专场批斗大会上，一民兵问马学武为什么要参加国民党，马学武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打国民党时，你爹还没有生呢！”气极败坏的民兵抡起枪把就朝马学武的背部打去，当场打断了三根肋骨。晚上，文青偷偷的到中医院老院长家，求他出来为马学武接骨，老院长是远近闻名的中医骨科专家，由于被认定为走“白专”道路的医疗权威人士，也被造反派打倒了，他同情马学武的不幸遭遇，老中医二话没说，提起药厢为马学武治伤去了。
经过数十次的批斗，马学武仍然不认罪，县军管会和县革委会报请地区军管会和地区革委会批准，将马学武移居县看守所，交解放军武装看管，原县委书记汪民和组织部长桂永兰夫妇也被关押在这里。
马学武关押的地方原来是刑事重刑罪犯的监禁室，阴暗潮湿，臭气熏天，室内连床板都没有，睡在这种条件的地板上，马学武战争年代的枪伤经常发作，身体状况迅速转弱。
由于看守所距离文青和孩子们住的地方较远，文青送完早饭后，还要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接受再教育，中午饭就由大女儿和儿子轮流送，晚饭再由文青下班回来再送，一次小琳将中午饭和开水送去看守所时，一哨兵要求小琳将饭菜和开水分别试吃一点，13岁的小琳开口说骂哨兵：“我们才不会下毒害自己的爸爸！”，11岁的小辉在提着饭盒给爸爸送饭路过武装部门口时，一群武装部领导干部的孩子，就向小辉扔石头，大骂：“打死他，反军黑手的臭崽仔！”小辉飞快的逃离他们的追打，为了避开他们的骚扰，以后送饭特意绕道避开他们，宁愿多走一些路程。
马学武的孩子们在学校上课，在幼小的心灵上、精神上也要遭受同样的打击。学校每天的集体早操，工宣队队长领全校师生高喊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赵紫阳！”，“打倒汪民！”，“打倒马学武！”小辉在班长的监视下，必须要和全校师生们一样，高呼打倒自己的父亲，在课室上课前和下课后，也要喊一次。大街上小巷里，机关、工厂、学校全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马学武的大字报就占了五分之一。
在看守所关押的日子里，除了参加批斗大会外，马学武和汪民夫妇要定时参加劳动，他们三个人在解放军的看押下，每天参加武装部蓝球场的修建工程，在烈日下用湿润的三合土，加上人工锤打而成，一个星期下来，马学武的手全起了水泡，文青早上送早饭时就为他用针挑带血的水泡，并送去帆布手套，马学武交待妻子下次送饭时，多拿两对手套来，原来马学武想到了汪民夫妇，不料，在干活时让看守发现马学武他们三人都戴着手套做工，军管人员立即将手套予以没收，并将这一情况报告上级，军管会领导对文青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因为汪民的孩子们全部在广州读书，夫妇俩就在看守所自己生火做饭，平时连汤水都喝不上，马学武经常交待文青，多煲些烫送来分给汪民夫妇。一次他们到山上砍柴，桂永兰一不小心扭伤了腿，汪民本来有风湿病，小腿严重歪曲，自己连走路都不方便，那有能力照顾妻子。这时，马学武自告奋勇掺扶着近170斤体重的桂永兰，从五公里外回到看守所，桂永兰感动的泣不成声，责备自己过去一直在工作上刁难马学武，现在一齐落难才发现马学武是个好同志。
在看守所囚禁的日子里，除了批斗、游街、迫害、劳动、写检查材料之外，也有轻松的一面，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特别是在军管会介入地方事务后，“好人”和“坏人”已经基本分类清楚，批斗游街的事情也比过去减少了，像马学武这类走资派已经定案，最终由上级判决。马学武除了参加一些体力劳动外，平时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老三篇，闲时还用砍来做柴伙的一种叫九里香的木头，用来做烟嘴。
一些看守战士在和马学武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发觉面前的这位走资派，并不像坏人，马学武和他们拉家常，甚至讲革命战争经历，战士们还把他当成编外“首长。”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
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就是毛主席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重要指示，广东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闻风而动，迅速掀起了一个下放干部插队落户的热潮，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的热烈欢迎。贫下中农说：“过去干部往上调，青年往城里跑；现在他们到乡下来，当农民，干革命，风气变了！”
干部下乡插队落户，同办好各种类型的“五?七”干校、干部下厂当工人一样，是干部下放劳动的一种好形式，是实现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和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一项有效措施。但是，有些同志由于对干部插队落户这一新生事物不了解，或者受剥削阶级思想和旧习惯势力的影响，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这些思想问题。
有的同志提出：“插队落户，岂不埋没了干部？”这种提法，反映了他们对干部插队落户的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中教导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毛主席说的就是“落户”。遵照毛主席这个教导，组织机关工作人员下乡插队落户，让他们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出现在群众之中，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战斗，直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干部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经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见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事事有老师，处处是课堂。
一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实践已充分证明：插队落户能够有效地使干部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感情，磨练继续革命的坚强意志，加速思想革命化。这决不是埋没干部，而是培养和锻炼了干部，使大批干部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的哺育下更迅速地健康成长。许多插队落户的老干部深有体会地说：“插队落户使我重新回到贫下中农中来了！它是前进路上的加油站，继续革命的新起点。和贫下中农同劳动、共战斗，担子磨出了劳动人民的本色，汗水冲掉了资产阶级的官气。”许多原来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的新干部说：“由‘三门’走进贫下中农的门，才真正找到了革命化的门。”
农村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阵地。组织大批干部下乡插队落户，好比把一颗颗红色的种子，撒到农村的大地上，真正生根开花结果。他们一方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方面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一起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讲用会，为贫下中农读报纸，办夜校，搞宣传，推动农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可以成为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在社、队革委会的领导下，和贫下中农一起狠抓阶级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为巩固农村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贡献，可以成为农村斗、批、改的一支战斗队。他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抓革命，促生产，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开展科学实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可以成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总之，插队落户是为了更好地调动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革命才智，为人民立新功。这怎么能说是“埋没了”干部呢！
过去，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鼓吹“入党做官论”，让干部长期呆在城市，坐在机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同工农群众心想不到一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
”干部插队落户这一新生事物的成长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在实际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和发展插队落户这种形式，使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文革期间一些没有挨批斗的干部以及提前解放的走资派，以学员身份到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广园县因为近邻省城，交通比较方便，省直机关单位的各种“五七”干校，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数万名各级干部如潮水般的涌向广园县。
广园县也相应成立《五。七干校》，全县机关干部都要轮流下去劳动，一些没有被军管的走资派也要下放《五。七干校》，文青也不例外，干校离县城8公里，每星期可以回家一次，干校只有一辆卡车，每到周六送干校学员回县城，由于人太多，汽车都让那些在位的干部座了，文青每次都座不上车，只好步行走路回家。
爸爸在监狱，妈妈下干校，阿姨又回了家乡，小辉他们三姐妹在家，就要承担自己照顾自己的责任，每周妈妈留下一周的生活费用，将柴、米、油、盐买好，他们谁放学早就谁先做饭。小辉想妈妈了，就和几个走资派的孩子，趁值班人不注意，到县委大院单车棚随意拿一辆单车，你载我我载的去干校看父母。
197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44周年之际，县革委会负责同志宣布：解除对马学武的军事管制，恢复人身自由，但还要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
不久，根据革委会的指示，马学武和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下放《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干校校长是文革前县委组织部的付部长，湖南人，他比较同情这些老干部，他特意将马学武安排和文青一个连队，这样他们就可以团聚一起，文青还可以照顾受文革创伤体弱多病的丈夫。
1971年大女儿高中毕业，当时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响彻云天，小琳也和那些红卫兵一样，响应毛主席这一号召，奔赴海南岛插队当知识青年。
1973年5月，文青接到通知，让她们回县商业局报到，不久，恢复了工作。
1974年年底，毛主席指示周恩来，四届人大之后要解决"文革"以来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的问题。此后，毛主席亲自批了29件解放干部的材料，但"四人帮"借口问题查不清楚，千方百计干扰、阻挠干部解放工作。
1974年年底，毛主席在长沙接见了周总理，回北京后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革"以来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的问题。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毛主席还批示，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
此后，毛主席几次催问工作进展。周总理抓得也紧，要求在三个月内办好。社会舆论当然也跟了上来，多少人正盼着这一天，要求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老干部。我们感到要在三个月内解决完这件事很困难。当时，我们一方面抓紧听取一、三办人员的汇报，了解情况，看他们写的简要材料；另一方面要翻阅大量档案，这些档案材料很多，一摞又一摞，堆积如山，有的档案材料，光看一个人的，要看完就要一个星期。中共决定：凡是只有口供而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待和申诉的意见，不必再纠缠，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大批干部的问题。
1974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一批要解放的老干部名单，这对全国各地方带来了春风。
在下放干校的日子里，眼看一批批文革期间被打倒的走资派重新获得解放，并陆续调回机关工作，文青心里有点着急了。一天她对马学武：“在报纸了看到，南下部队的很多首长和战友都在省革委会及各地区支左，有些还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老马，我们应该写封信让他们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毕竟他们是现役军人，又是军代表，地方革委会一定听他们的。”
马学武生气的对妻子说：“我这个人，又没有犯错误，关他们什么事！”
一天上午校长叫马学武来办公室一趟，校长说：“今天早上县武装部来电，说广州军区司令部一位首长，于今天下午带领一批作战参谋人员，到我县视察军事训练场地，他特意转告武装部通知你，晚上到县革委会招待所约见你。”
马学武：“这位领导姓什么？”
校长：“这个，，，，，，、”。校长出于保密理由还不肯说，马学武：“你不说是谁，要我去见谁呀？”
校长无奈只好说了出来：“这位首长是军区作战部的部长，听说是你过去的老部下，他现在是位军一级的领导。”
马学武一听，就知道是谁来了，他在想：既然来广园看望我，也不差这点路。
他对校长说：“我现在这样的身份，不方面见军队来的大领导，还是请校长帮我回绝吧。”
校长急忙说：“老马同志，县军管会领导已经同意你和首长见面，快去吧，这也是一个极好的机会，顺便向他反应你个人的情况。”
马学武：“不用了，我没有任何问题，用不着他来管我！”
说完就回连队劳动去了。
不久，县革委会、军管会宣布对马学武和汪民夫妇解放的消息，马学武当众对军管会领导苦笑说：“解放军同志，我的老家在1945年8月就宣布解放了，我是否晚了点呀！？”
军管会的同志感到末名其妙，一时还回答不上来。
汪民夫妇已经获准返回广州在家疗养，半年后重新恢复工作，出任广东省外贸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其妻子桂永兰出任广东省食品公司党委付书记。
由于马学武文革以前在省冶金厅工作时间甚短，况且，在韶关铅锌曾经在他手下工作过的那位付厅长，因为走白专道路问题，文革也被整得很惨，至今仍下放干校劳动。为此，马学武重返广州工作的可能性不大。
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给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主观动因是什么？有人论认为：不应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归因于领袖的个人失误，但是各种研究著作中却无一例外的把毛泽东置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角的地位。这个问题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第二个层面是毛泽东为什么采取“文化大革命”这种独特方式；第三个层面是毛泽东个人何以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
1.思想认识缘由。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无疑，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愈演愈烈的斗争哲学。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可是在晚年却对矛盾论作出极端的、简单化的概括。自1963年开始，毛泽东建构了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分析形势的思维模式，毛泽东发动的“阶级斗争”一次次升级，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
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力求实现“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这一角度，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思想动机与社会历史根源。对社会主义认识误区的问题，一是对造成认识误区的几个基本理论概念的分析认识，如关于“继续革命”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等等；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分析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如何发生如何深化的过程。
忧患意识和理想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自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期盼和追求，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忧患意识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理想世界的构想，由于受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的客观实际，但毛泽东却对其构想的理想社会的实现充满信心，并付诸实践，结果一再受挫。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不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最终酿成了十年内乱。
2.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把其当作“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的实验和演习来进行的，他的这一思想和理论来源于他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形势的主观错误判断。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在政治上坚持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内外“反修斗争”，并由此总结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斗争”强化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内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终于导致了历时10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实践决策失误。毛泽东错误运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目的是为了推行他对经济发展的基本主张，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之一。我们从经济发展战略上进行分析，“三五计划”后来转到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调整工业布局的思路。毛泽东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找到一条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践决策失误，主要是指在“三面红旗”上的错误，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则是为了维护“红旗”，实现空想。
4.对个人崇拜的默认和接受。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区分“两种个人崇拜”、“两种反个人崇拜”。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的鼓吹和制造现代迷信，毛泽东开始默认和接受这种迷信，最终在全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对毛泽东个人的非理性的、近乎狂热的崇拜。而且当时的社会就需要个人崇拜，中国传统的心理定势——圣贤期待也起了催化作用，但毛泽东个人的接受同样不可忽视。
另外，由于制度问题的缺陷，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造成了毛泽东的意志高于党规和国法，集体力量无法纠正他错误的不正常现象，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任何人都阻止不了。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直接动因是什么？“文化大革命”能够发生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因素，更关键的是“毛泽东个人何以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探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必须对当时的国内国际的客观现实进行深入考察。
1.经济原因。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不断扩大和升级的恶果，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经济根源的探究，其实也就是在探求“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
空幻的“左”倾经济思想。研究者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个别党的领导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富有“左”倾色彩的空幻模式。但是由于不能为中央领导集体接受，但又自认为是真理，遂将党内对此不同意见的争论误认为是党内阶级斗争的激烈反应，而当时整个国家的不正常运转，客观上为实现自己的经济理想模式，提供了可能。
经济体制上的原因。有研究者指出，旧的经济体制模式虽不无社会主义因素，但却保留了中世纪的排斥商品经济的农村公社和官工官商的许多痕迹，这就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爆发的重要因素赖以残留并滋生的条件。20世纪60年代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经济体制的弊病已经显露，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是否进行改革的岔路口。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对于当时出现在其它中央领导人中的不同意见无法容忍，考虑是否应该采取某种手段将出现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某些“非社会主义成分”予以清除；在建设社会主义上，以顽强的主观意志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的空想。
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党内分歧和政治斗争的根源。庐山会议由经济问题引发；八届四中全会上的斗争源于如何才能走出经济困境的意见分歧；“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先导说的就是人民公社的是非；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生产关系发生变异。
2.政治原因。“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性动乱，虽然始发于思想文化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影响。
政治体制方面。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干扰和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准备了“文化大革命”发生所必须的条件。
法制建设方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组织、活动均是超出宪法和法律范围的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当时的政治体制不但无法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反而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条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当时中国的宪法运行机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法外制度”与“法内制度”的相悖，消解了阻止“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外部屏障，宪法功能的弱化失去了阻止“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最后屏障。另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滑坡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及实践形成恶性循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导致个人专断和人治现象的产生；党员干部法制意识淡漠则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社会基础。
理论指导上的错误。党没有坚持以至背离实事求是的路线，使“左”倾思潮在党内泛滥，并且日益系统化、理论化、正统化。虽然“左”倾思潮根源于经济问题，但是它在政治领域得到恶化，并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党在执政理论上形成了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中心的思想。继“反右派”斗争、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逐渐升级，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体制弊端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有必然的联系，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过去都遇到过政治体制特别是领导体制僵化过时的问题，但那里并没有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可见并不单是体制的原因。毛泽东对高度集中的社会体制弊病的觉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想通过发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3.思想文化因素。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是社会系统中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soudu.org，而思想文化作为社会系统中至为重要的因素，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的迅速发动，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平均主义、个人崇拜、“左”倾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从众心理的影响，均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起了重要的推助作用。从意识形态与群众性政治社会运动间的互动的角度，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误解，意识形态被化约、被绝对化和极端化，直接通向“文化大革命”。20世纪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从舆论、组织、斗争方法与策略、权威力量等方面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做了准备。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实现，但在精神文化生产领域，社会主义改造却“收效甚微”，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动机和内容之一。
4.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除了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外，与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也有着重要的联系。
广泛而深刻的苏联背景。研究文章大多着眼于中苏论战的探讨，中苏公开论战，促使中国共产党形成“反修防修”的思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20世纪60年代我国特定的政治气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中苏论战为这种气候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便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处理领袖和党的关系，对我党产生了消极影响；我党没有正确认识当代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战争、和平、革命形势问题缺乏科学的判断；党对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误解，在1957年后走到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旧模式，更不同于当代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毛泽东对国际共运形势发生严重错误认识。
冷战的国际环境和中国主要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打倒帝修反’、‘推进世界革命’曾经是中国在国际活动中的基本方针。”
另外，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抗议浪潮的不断高涨，使中国领导人乐观而过高地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也过高地估价了“文化大革命”的作用。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其深层根源是什么？历史事件的发生离不开领袖的个人因素和客观的历史现实，其深层根源则必须向社会历史的深层追寻。
1.历史缘由。
一是中国传统历史的影响。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从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更深层次上维护着过时的经济、政治体制和“左”倾错误，影响了党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由于中国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应当具备的社会和心理准备，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便很容易被用来为集权政治服务，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埋下祸根。
二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发展。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一文中，从五个方面予以说明。对“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过程，用三个“恶性循环”作了概括，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内反修和国际反修的恶性循环。这三个恶性循环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促进，将党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泥潭。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正确的趋向的结果，这两种趋向存在于整个党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
从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分析中探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诸多特征和内容都可在“大跃进”中窥见端倪，中国政治日益偏离正常轨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8年以后，曾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而且这一运动最终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后者发动的重要突破口。
2.社会心理因素。从领导心理学来看，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属于主动肯定型，受当时的政治气氛、心理气氛影响，又基于他那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出方向的探索意识以及他的个性特点，他在一定时期里，不恰当地估计了当时形势，得出了中国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结论。而从群众心理上来阐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认为当时的群众有“团体思维”和“一致性”的社会心理背景，导致了整个社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民众，处于认知失调状态。另外，当时的民众还有一种“依附集体主义”的心态和对领袖的依赖心理，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不无作用的。
3.现代化社会转型。从社会现代化角度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视为一场具有变革意义的社会运动。从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关注的问题，从现代化角度审视“文化大革命”时应考虑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对“文化大革命”与现代性的研究曾有两种思路：一是把“文化大革命”放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中来研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谋求中国现代性的失败尝试；二是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走下去，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
总的来看，“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某一方面因素唯一作用的结果，而是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所有这些思考，有助于人们拓宽研究的视野，更加客观全面的揭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教育后人，让人们永远记住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无尽灾难的这场运动。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