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为了搞好整风，中共中央要求各界提意见。这又叫“开门整风”。本意是想请各界人士来些和风细雨，冲冲洗洗党员干部身上的尘垢。不料，从5月初开始，形势开始复杂起来。
在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各种意见越来越尖锐。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并且发生了激烈辩论。
《光明日报》上满满地登着鸣放意见。
中南海，毛泽东的菊香书屋里电话铃声不断，高级干部纷纷向毛主席请示，要回击那些反党言论。
毛泽东这时还未改初衷，他告诫他们：鸣放中大部分意见都是对的，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要虚心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要硬着头皮听。
但是，瞧着报纸上大版大版的鸣放意见，毛泽东也渐渐生起气来，说了要和风细雨，怎么大鸣大放起来，共产党就没有一点好处？没想到这话传出去，反响更强烈了。什么国内形势一团糟啦，肃反运动偏差很大啦，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啦，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啦，党报是布告牌啦，要允许私人办报等等。
2、从“硬着头皮”到“引蛇出洞”。
5月15日，李维汉又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座谈会的情况。这时毛泽东已经知道有的人已提出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气愤地对李维汉说：“这哪里是向党提意见，这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嘛，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话音刚落，电话铃响起来，毛泽东拿起电话，原来是北京市市长彭真打来的。他汇报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闹得很厉害，要搞“海德公园”，清华大学校长兼高教部部长蒋南翔有点受不住了。
海德公园是英国最大的皇家公园，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Abbey，即西敏寺）地区。这里现在也是人们举行各种政治集会和其他群众活动的场所，最有名的应算是这里的演讲者之角，也称为“自由论坛”。作为英国民主的历史象征，市民可在此演说任何有关国计民生的话题。“演说角”起源于1855年，当时英国人还没有集会自由，所以到海德公园里来“出出气”，慢慢地成了一种“习惯”。每星期天下午，有人站在装肥皂的木箱上发表演说，因此有“肥皂箱上的民主”之说。现在，演讲者大多数站在自带的梯架上，高谈阔论，慷慨陈词。演说的内容除了不准攻击英国王室和不准对任何人进行人身攻击外，什么都可以。从19世纪末起，海德公园又成为英国工人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地方。总之，海德公园是西方民主的代名词。
毛泽东听了此话，就大声嘱咐彭真：“转告蒋南翔，要硬着头皮听，不要有所动作。”
李维汉走后，毛泽东想了好一会，就请政治局常委来研究形势。会上，他提出要到北京大学去看看大字报，劝其他常委们也都下去看看。
大字报的确不好看。大张大张的白纸，灰白纸，涂写着黑乎乎的毛笔字，贴得满墙，甚至拉起长绳悬挂，既没有什么书法艺术，更不是什么美术展览，倒仿佛死了很多人贴的讣告。它成了形形色色的“演说角”，五花八门的“自由坛”，是人们表现的舞台，出气的途径，发泄的渠道，坏话多，好话少。
看过大字报，毛泽东对反对派有了更不好的印象。
过了一天，他又听李维汉汇报民盟及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情况，说罗隆基讽刺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
忍无可忍的毛泽东不禁勃然大怒了：“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右派的企图，是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自以为是‘国宝’，是动不得的。”
李维汉问：“既然如此，那座谈会是不是就不开了？”李问的是中共中央打算布置各级召开的征求批评意见的各界人士座谈会毛泽东一摆手：“开！继续开。现在右派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再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人们说，怕钓鱼，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先不要钓它。物极必反。牛鬼蛇神只有把他们引出来，才能聚而歼之，不然，它们藏在深深的洞里，你怎么去捉它们。”
3、上纲上线的揭示。
毛泽东要在全国各地“引蛇出洞”。李维汉一走，他就打开墨盒，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他写到：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必要的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气，亲如弟兄。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扣帽子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这篇文章写好后，先发给了党内干部。
接着，党中央于5月16日发出党内指示，肯定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诚恳正确的，也指出最近社会上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上去。中央决定从原来不主张“大鸣”、“大放”，改变为从右派手中接过这个武器，“大鸣”、“大放”，对于那些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放”，原样地在报纸上登载，暂时不加批驳，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
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统称四大），迅速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蔓延开来，出现了和人为地加剧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
4、口没遮拦的储安平一炮惊天地。
接到中央通知后，有关部门立刻叫各个单位、各个部门、各个组织都组织座谈会，要尽可能把教授、工程师、医生、民主人士动员来参加座谈会，动员他们积极发言。
接到通知，这些知识分子一个个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也就响应号召，帮党整风。稍有头面的人物的发言立即第二天被登到报纸上。
转眼之间，到了五月底，座谈会接近尾声。人们发现大文人、《光明日报》主编储安平，没来参加国家级座谈会鸣放，于是，马上派人去请。
储安平因忙着出版报纸（《光明日报》），不愿意来，但许多人一再请他来会上放一炮，储安平只好答应了。
6月1日，储安平来到了全国政协，参加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他坐定之后，从容地从提包里拿出一篇发言稿，清清喉咙，一字一句、清清楚楚、严肃认真地说道：“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还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就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全场人个个大惊失色。此人真是吃了豹子胆，竟然敢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称为和尚？见众人目瞪口呆，储安平知道自己这一炮取得了轰动效应，便继续口没遮拦道：“问题的关键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不得了，又是对共产党的领导产生质疑。
当天，“老和尚”听了李维汉的有关汇报，十分气愤地说：“他们这是要夺权了，什么政治设计院，什么轮流坐庄，什么党天下，都是一个意思，要共产党把权交出来，交给他们。什么小和尚，老和尚，我看他们才是和尚。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再让他们放，不要反击，硬着头皮听。”
5、一封信火上浇油——中共亮剑。
有一个插曲。在民革中央的座谈会中间，民革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说，我们不应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第三天，回到家里，他就收到一封信，信内说： ??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xx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老实说，这封信写得太不够厚道，太没有水平，太不是时候。
信件很快转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向李维汉问了一下民革中央扩大会的情况，便把刘少奇、周恩来请来，把出现匿名信的情况向他们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严肃地说道：现在右派猖狂到了极点，只许他们骂共产党，大鸣大放，不许别人说一句公道话。这件事意义十分严重，我们都应该想想，这是为什么？说卢郁文‘为虎作伥’，那共产党就是右派心目中的虎了，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现在反击右派的条件成熟了。
刘少奇、周恩来也同意立即反击。
于是决定，首先由《人民日报》发一篇社论，对匿名信事件作一个评论，题目就叫《这是为什么？》，同时由李维汉在两个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指出座谈会上的一些发言有严重错误。毛泽东则负责起草一篇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毛泽东亲笔写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同时发了下去，于是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在全国猛烈开展起来。
在北京，各民主党派都按照统一部署，进行反右派斗争。
新闻记者协会召开了第二次座谈会，批判五月间座谈会上一些人提的意见。
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批批《文汇报》。言论出格的大人物、民主人士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人自然是矛头所向、反击的重点。
到这里，不能不把这几位著名人物、反右“成果”做个简介。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明令有五个人不能平反，即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我们要谈到其中几位。
6、头号“右派”、农工党魁首章伯钧。
章伯钧，189511月17日生于安徽枞阳县后方乡一个地主家庭。6岁时其父章扬清不幸溺水而亡，与二弟三弟由两位叔叔抚养。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今武汉大学）英语系。20年毕业后即被聘为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英语教员并升任校长。22年，以安徽省公费与朱德等一道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朱德同住一室，后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第九军党代表。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副主任，同年底脱离中国共产党。２８年在上海酝酿成立了中华革命党。３０年同邓演达等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３３年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他赞同并积极支持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曾到延安考察和商谈国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这期间，他与一些进步人士一道先后建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抗战胜利后，他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为反对独裁和内战，争取民主与和平，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参加筹备和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长和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长期担任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反右中，毛泽东把章伯钧和罗隆基、章乃器三个人称之为“右派的老祖宗”。被划为右派后，章伯钧被迫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职，于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消化道癌症，往往与气郁有关。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