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鄱阳湖的北岸，是一个水乡小渔村，名叫――芗溪。这里是我的祖居地。可是，我却是在一个与老家相隔仅仅两公里的小镇――南峰，出生、长大的。
我的童年时光是在南峰那条窄窄的老街以及街上的粮库和轧花厂内，伴着母亲在没日没夜的灌装粮食然后封包、装车，和在轧花厂做零工，扛棉包的过程中度过的。(那时候芗溪和南峰是同一个南峰公社，芗溪只是公社下属的一个大队)母亲和她的那班姐妹们在辛苦劳作，挥汗如雨也舍不得歇息一下。而我便和一般大的孩子们散落在谷堆上，嬉戏、打谷仗。经常会有玩出格的时候，不是这个哭就是那个闹。大人们烦了，便总是厉声的呵斥我们：“去、去、去，呆一边闹去，吵死了。”
我们亦嫌这样的生活太枯燥，更怕大人们斥骂，便耐不住了，被训斥的结果是，我们便离开大人，在那铺满麻石条的老街上，从上街头一路玩到下街头。卖副食品的，一个名字叫做“南昌佬”的叔叔便总是叫我们栽飞尖给他看，(侧着身体两手着地翻跟斗，会翻的，一路连续翻得不停能有十多个)看谁栽得好、栽得快。栽得好，他会奖给我们每人一粒纸包的糖子和几声“啧啧，谁、谁真能干”的夸赞。我们听了心里便甜甜的，比吃了糖子还甜。
七0年，我们回到了老家芗溪。八岁的我开始上学了，小学的几年里，我记得语文好像不是什么很系统的语文教材，只是一些语录和最高指示。开篇第一课是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整个的小学五年的学习时间里，除了去生产队帮助选拔棉苗和拔赝麦(一种不同于小麦的野生麦子)的半天劳动能得到每人一只馒头的奖励之外，几乎就是在搞毛泽东思想宣传了。从四年级开始便是天天排练节目，天天有去地头、田间表演节目的任务。由于我活泼的性格和出色的表演天赋，从那时起，在学校我担任红小兵大队长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长。几乎每个较大的节目上演，那男主角便非我莫属了，因此也就无形地增加了自己的压力，但从此也就煅炼和培养了我做事认真，不完成好任务便不罢休的坚强毅力和作风。也因此，我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
七五年七月，我上初中了。在那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年代，上课几乎成了形式。每天下午的两节语文课，语文老师冯绍梅，便给我们讲“大刀记”等一些革命的故事：话说赵永生如何、如何。我们便也兴致极浓的听着。老师一边讲一边磕着旱烟筒亦滋味横生。那精彩的故事情节常常深深地吸引我，不能自拔，即使下课了也缠着老师要再讲一段。老师就说，烟抽完了，故事就也讲完了，明天接着讲，我也就只好悻悻地回家了。也就在这每日的听故事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喜欢上了文字，便也学着编几个小故事来试着、写着。终于有一天听到有老师说，写得蛮有趣的，听了很高兴。也就在课余时间信马由缰的写着，只为了自己的爱好。
七七年，我步入了高中的学堂。也是在这一年，梦一样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万千学子盼望的高考制度恢复了，教育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在高中的二年时间里，我们这些农家子弟要想找到出路，只有读书一条路，高考是我们面前的唯一机会。因此在高中求学的两年时间里：校外的小松林有时漏夜亮着微弱的灯火，清晨，朗朗的背诵资料的声音，便似一曲晨歌响遍校园的上空，我与同学们一起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中。一瓶酸盐菜，从上星期天晚上要一直吃到这个星期六才能回家，拿米、拿菜。两年的时光在我们没日没夜的，阅读、背诵、计算、考试、竞赛的过程中悄然流逝。转眼就到了一九七九年，我们在七月跨进了庄严的考场。
那时，科技还不发达，信息更是不畅。出了考场，我只有听天由命了。但我深知一个农家子弟除了种田，还应该学一身技能，学什么呢？就在家里等待命运宣判的日子里，我找了一位名叫豪武的泥工师傅给他当学徒。按照农村的习俗，学徒必须从打下手做起。于是，我首先做杂事：挑泥灰、搅拌混泥土、挑水洗石灰等等。记得建造南峰粮油所时，浇铸楼面时我一天挑近百担的湖水，累得腰酸脚软。回到家，人似瘫了一般。还有一次拆除一座废掉的铵水池，我和一同学徒的田鸡用钢钎和大锤去打洞，许是一天的劳动太疲惫了，一个不小心，我拧起大锤往钢钎上打时，不成想一锤落空，竟然一锤砸在自己的小腿上了，痛得我七八天没有下地。待等到八月底的一天，我二哥来工地喊我回家说：“老弟，快回家，你来通知书了。”我当时正在脚手架上砌墙，听到二哥告诉的话，我丢下泥刀，看脚手架太高就没跳下去，却攀沿着立着的杆子一路溜下架去，高兴得大叫一声：“我解放啦。”撒开脚丫往家里跑去……
就这样，我重新踏上了求学之路。我就读的学校在当时叫：九江师范都昌分校。为了我能体面地走出家门，母亲忍痛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传家宝：一副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在小时候都戴过的银子手镯，仅卖了三十元。给我添了一身新衣服和买了一只铁皮打水桶、一把黑布雨伞。看着母亲在银行颤微微接过手镯兑换的三十元钱时那难以割舍的神情，我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明然，你一定要争气，努力学习，将来混出个人样来，让父母和家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在接下来的两年学习时光里，我一方面努力学习，一方面勤工俭学。每个月都要省下几块钱伙食费寄回家里给母亲。星期天去帮人家做小工，八角钱一天，管吃一顿午饭。八一年七月毕业，八月份被分配到南峰做了一名教师。九月份，当我第一次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全部工资三十三块五角时，我急匆匆回到家里，把工资全部交给了母亲说：“妈，我们去银行把手镯买回来。”妈说：“傻孩子，时间过去几年了，哪还能买回来哟。”我明知道买不回来，可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倾吐了出来，心里便好似平静了许多，有了一丝的解脱，少了一份牵挂。
八三年的春天，我和妻牵手走进了婚礼的殿堂，按说生活的美好己经在前面等待着我们，梦一样的期盼在向我们招手。我们亦快乐无边。可是就在妻子鼓着肚子，我期望着做爸爸的时候，一场突然的打击袭来让我心慌胆颤。孩子己有六个月大了，再有两三个月就该降生了，可这时妻却被病魔侵扰了。经过各种检查妻被确诊患鼻咽癌了，这打击把我打倒，几乎使我崩溃，差点就爬不起来了。可是再怎么样，妻的病总得治啊。大夫说：“这得要引产。”妻子死活不同意，她抱定一个信念：“如果她一旦有了什么意外，也给丈夫留下了一条根。”我和大夫拗不过妻子，终于对她妥协，等她大生产以后再进行治疗。也许是老天怜念，也许是女儿担心母亲的身体不能再向自己输出更多营养，再也不愿在黑乎乎的世界一人独处，她要妈妈放下包袄去驱除病魔，妻早产了，产下了一个不足三公斤的女婴。当时真不知道能不能养活！
妻产后，我们把孩子留给己年逾和年近七旬的父母，我带着妻踏上了一条求医之路。历时近两年，先后在上海国际肿瘤中心和江西医学院一附院肿瘤中心治疗，借贷了在当时超过万元的债务。先后与四十五位病友同室住院治疗，并在相互间留下了联系的地址。可谁知到现在，那些人却都早己经不幸天年了。这可能也就是老天独对妻留下了一份眷恋，我衷心的感谢苍天！
妻出院后，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和嗷嗷待哺的孩子，还有妻子出院后的继续治疗，摆在我面前的是如山的重荷，怎么办？如果仅靠每月的三十几元工资是远远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日思夜想着如何摆脱困境的方法和寻找生存的出路。
说来令大家笑话，农村有句老话叫做：“猫要买狗要拐”，捉人家的小狗是很正常的事情，被人家发觉了就说自己想养狗，没发现捉了就走。那时，听人说乐平那地方人最喜欢吃狗肉，特别是乳狗，于是我便捉了小狗去那里卖。一次用小篾娄装四五只小狗去卖，也能卖得几十元钱。当时就连自己都感觉到丑死了。再后来在梅生老哥的帮助下，从银行贷了五百元贷款，捣腾起了卖坤包和水果的生意。通过精心经营，场面越做越大，最后开了家公司专门从事糖、烟、酒的业务。几年的辛苦努力下来，我逐渐的还清了债款，妻子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变，我们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未，人们还在称道万元户的时候，可算是先富起来的一类了。
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让我父母感到了害怕。父亲说：“崽哩耶，又搞运动了，生意别做了。一心回学校教书去，这些运动我可是见多了，我怕呀。”听父亲的话，我放弃了从商的念头一心回到了教学中。两年后，我可能是个劳碌命，不经商了，单纯的教学工作满足不了我心中的欲望，于是我又办起了一家照相馆，生意也一直以来挺不错的。一方面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也陶冶了自己，精神上亦有了寄托。多亏了办照相馆的两年经历，让我在以后的县局招聘摄影工作人员时，凭着过硬的技术应聘进了机关。慢慢地全家由农村迁到了城里，过起了小市民的生活。
现在我的一儿一女都己成人，女儿嫁了，有了个好的归宿。妻子亦完全康复，我的内心深处己然安宁了。近千平米的住房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我也该歇歇了。但有时坐在书房回首走过的风雨人生路，亦觉得又苦又酸又涩又甜。我这半生苦难亦值得记录下来咀嚼回味。于是我觉得人的一生亦象标点符号一样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内涵。在此总括走过的路亦象我写过的一首诗，题目叫：人生、标点。这里原文录下：“逗号――一点加个小尾巴，人们叫我做蝌蚪，这是赋予我生命的象征。问号――画不成圆的一条线，偏离了轨道，滴落了一滴泪。解不开的方程式，结果是……，感叹号――长长的手柄下，有粒汗珠。霜侵雪袭的旅途，把人生的苦辣酸甜凝聚。句号――圆圈不能画得太圆，太圆了，文章差了内函。故事少了悬念。看不到生命的精彩，还有什么意义？”
以上这些的胡谈，一直以来埋藏在心底很多年，总想找个机会把它记录下来，也是我多年以来想倾诉的。今天在这里便用拙劣的文字与朋友们一起，共同回忆过去心地亦感坦然。“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是我毕生奉行的信念！走过去，我坚信：前面定会是一片艳阳天！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