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广渠门大战，关宁援军也败了？
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这一天，后金兵在北京城的德胜门和广渠门同时展开了与明军的两场大战。
德胜门战场，是皇太极率后金右翼四旗及蒙古兵对满桂、侯世禄之宣（府）大（同）兵，以满桂、侯世禄溃败而告结束――
先看后金方《清太宗实录》记载：“上立德胜门外，审视虚实。谕火炮营兵进前发炮火。又谕蒙古兵及护军等，俟敌发炮毕，蒙古兵与红旗护军由西面径进，正黄旗护军从旁冲入。于是两路进兵攻击，追至隘口，掩杀之。有遁出者，上复遣御前兵追杀之。”（《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
再看《辽师入卫纪事》记载：满桂“在安定门以西虏束不的战，败绩，且不知处。营中遗弃辎重甚多。公亟令寻觅满帅，并简所遗军器。少顷，回报满帅带有败卒百余，卧关圣庙中。其所遗弃军实，见有城上内臣在彼收取。时犹虑满帅不免于法。迨二十二日，则满帅且调入内城矣。”（《边事小纪》《辽师入卫纪事》）
广渠门战场则以九千关宁援军对二万后金兵，而且一战“却敌十余里，追北至运河”，又从而宣告：袁崇焕率关宁援军抱必死之心保卫京师的第二次背城大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崇祯实录》记载：“午刻，有骑兵突东南，力战稍却；承胤竟徒阵南避。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帅兵追虏于运河，虏酋精骑多冰陷，所伤千计；京兵亦伤失数百人，夜收兵。上赐酒食劳军。”（《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庚子）
梁启超《袁督师传》载：崇焕军“二十日，转战于广渠门，自辰达申，却敌十余里，追北至运河，清将阿巴泰、阿济格、恩格德尔之军皆溃。太宗及诸贝勒相语，谓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
关于广渠门之战，常见反袁者所诟病者，一是金庸先生在其《袁崇焕评传》中所涉及到的“九千破十万”的问题；二是明与后金到底谁胜谁败的问题。
一，“九千破十万”的问题
第一，有关后金第一次破口犯明的兵力，曾有几种说法：十万说（例如金庸先生在其《袁崇焕评传》中即持此说）；数万说（例如阎崇年先生在其《袁崇焕传》中所持此说）；网友Capo先生则有一万六千说（见其文《崇祯二年皇太极入关兵数略考》）；而网友Dryriver先生在其《浅析崇祯二年后金入关兵数兼与Capo商榷》一文中又有“六万”和“四、五万”的说法：满蒙联军破口之前兵力六万左右，到北京时大概在四到五万之间。
金庸先生的十万说、阎崇年先生的数万说，因为没有见其考据，难免有臆想之嫌，很难让人采信。
网友Capo先生虽然在考据上作了不少努力，但其“在分析每牛录丁数、抽甲数以及后金军参战兵种等方面”又的确“错讹”不少，所以，对“一万六千”的数字也当存疑。
相比之下，网友Dryriver先生在其文中，对“天命年间及天聪初年八旗满洲兵源及兵种”“天聪三年牛录丁数及抽甲数”都有详细而且可信的考证，并在“‘每牛录出披甲不到二十’的辨析”一节中，对Capo先生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错误及原因也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皇太极第一次入关兵力规模作了估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入关前夕，满蒙联军近6万。而到了北京附近，满蒙联军则在4－5万间。
在广渠门战斗中，后金是以2万兵战明军9千。
第二，明与后金在广渠门战场投入的兵力，我赞成网友Dryriver先生的观点，也因此将这种观点应用在自己的文章中。例如本文对广渠门之战的描述就是袁崇焕军九千对后金莽古尔泰率二万左翼四旗及蒙古兵。
袁崇焕入援到蓟州时的九千骑兵，虽然在间道急行军进京途中陆续掉队的有四千、十七日晚先头到达北京的只有五千，但掉队的四千骑兵估计在二十日前也都先后赶到了广渠门。
至于朝鲜《仁祖实录》中“（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可能有误：试想，袁崇焕入援时只带了九千骑兵，多余的五千兵从何而来？这五千人也许就是袁崇焕被捕之前，赶到北京的一部分关宁步兵吧。袁被捕后，祖大寿带兵回辽东的人数据说“约万五千人”（《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朝鲜的记录是不是就错算到这里了？
也有人说广渠门之战中还有京营兵参战，甚至将追虏于运河的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作为证据，说“广渠门下袁部的不战而退，将京营兵暴露给清兵与京营兵的奋勇杀敌，自伤失数百人，相对相映。这种情况下，北京老百姓在北京城下之战后，愤怒的喊出‘投了袁崇焕，鞑子走一半’就没什么奇怪的了。”――这就有点奇怪了，且不说京营兵之腐败无能，也不说崇祯皇帝就指望这些京营兵为他守城，就说出城参战吧，也只有在德胜门京营兵把炮打到满桂军中的记录（《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十一月丙申），只有京营兵“出城”砍死关宁兵“刘成、田汝洪、刘友贵、孙得复、张士功、张友明六人”的记录（《崇祯长编》卷二十九，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哪还有京营兵真正出城参战的记录呢？
至于刘应国、罗景荣、窦浚等究竟是京营兵还是关宁援军？请看《崇祯长编》卷二十八崇祯二年十一月乙未条的记载：督师袁崇焕疏言，“关内镇协将领赵率教、刘恩、方裕仑、候体乾、陈维翰、杜弘芳、李居正、赵率伦、赵凤鸣等，已经允发外。又调张弘谟、张存仁、曹文诏、丁永绶、张外嘉、窦浚、朱梅、郑一麟、王承胤、刘应国、周佑、及刘应邦下中军王进忠、钟宇下李应元、何可纲、靳国臣、赵国臣、赵国志、孙远、罗景荣、陈继、刘抚民、祖大寿、祖可法、祖泽润、祖泽洪等，各统兵相继西援……”
刘应国、罗景荣、窦浚都是袁崇焕下令“各统兵相继西援”的关宁军，一眼就看清楚了，哪里还会闹出张冠李戴这样的笑话！
关于明军在广渠门战役中的数量，网友timouz先生也有考证（见其文《由<度支奏议>推测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城大战时，在城外的明军作战》）：
就当时户部尚书毕自严《度支奏议》中的供应粮饷记录，推测崇祯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城大战时，在城外的明军作战部队人数。
《度支奏议》中崇祯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呈报的〈酌议解发援兵行粮疏〉说兵部调了宣大援军各一万(即两万人)，已出发的有宣府一万一千二百三员、大同五千，也就是一万六千余人。
而十一月十九日〈措发满桂侯世禄兵马本折行粮〉中，十八日户部接到圣旨，满桂(大同兵)已到北京城东北的东直门，户部回奏兵部说满桂是在城北的德胜门，“臣查总兵满桂率兵五千赴援马亦称是在”。因此满桂的五千兵已抵达北京，由于有提到马，户部又发了豆料，应该是骑兵。奏章中后面又有“侯世禄近闻亦至”、“侯世禄兵到若干即与陆续先发不得耽待钦此”，由于这份奏章是十九日发出、二十日崇祯批示的，因此推测可能当时宣府军并没有全数抵达北京城。
其他的史料亦曾记载德胜门一战，侯世禄避战，满桂领五千军作战的记录。
由此推测二十日皇太极本军在北面德胜门遇到的城外勤王援军应该是上限一万六千余、下限五千余的宣府、大同援军。
当日东面广渠门督师袁崇焕部的人马在《度支奏议》未有详数，其他的史料记载为骑兵九千名、可能有四千名掉队。目前一致的说法是督师手下的步兵肯定没赶上二十日的战斗，因此广渠门的城外勤王援军应该是上限九千余、下限五千余的关宁援军。
另外京军是否出城呢？综合《度支奏议》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添委司官管理京营行粮疏〉、〈酌议城守军丁本色行粮疏〉以及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遵旨查明援兵实数〉，记载有京军两营至少九千余人出城驻防，依据“今京军二营又将出防城外”推测记录中的两营京军应该十一月二十四日前都还在城内，这两营没有参加二十日的战斗。在此之前城外京军的确实数量仍不明。
申甫的部份，《度支奏议》十一月二十七日的〈给发副协理新兵本折粮疏〉说十一月二十四日钦命准御史金声招兵马，十二月七日的〈给发副将申甫兵饷疏〉提到“本院于本日观兵据该协报称即刻出师”、“请发二万两给散俟招完各兵练就出师之日开销”。由此推测申甫似乎没有赶上十一月二十日的战斗。
这是就《度支奏议》提供粮饷的记录来进行推测，提供吧友参考
对于后金兵在广渠门投入的兵力，有人以《清太宗实录》中载“莽古尔泰等未与大军同行，止以护军及蒙古兵二千往”作为后金兵广渠门战场上投入兵力只有“二千人”的依据，这不过是后金一贯夸大敌方兵力、缩小自己兵力的伎俩，原也不足为信。
首先，我们来看在广渠门参战的后金左翼指挥官的情况：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之一、左翼四旗总指挥、正蓝旗主旗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旗贝勒（阿巴泰与其同旗）、多铎为正白旗主旗贝勒；阿济格为镶白旗主旗贝勒（多尔衮与其同旗）――这些人应该知道关宁军是他们的死对头，怎么会在接受任务之后竟敢不带自己本旗的兵马而“孤身”上战场？可信吗？
其次，单就参战的外藩蒙古兵说，破口之后又转战到北京城下的，就有一万多人马，平分在后金左右两翼，至少应该各有五千吧。又怎么也学习后金左翼训贝勒、只是领头的上战场、反倒让大部兵马窝在营房呢？不合情理至此，是不是也同样不足为信呢？
现在再来说金庸先生“九千破一万”的问题，这很简单：他也许就没有经过考证，便在其书中写下了后金在广渠门投入的兵力达十万之众，这当然是不严谨的。然而他所写的袁崇焕打败了皇太极，只是夸大了战果，基本事实却没有错。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骗”读者。
二，广渠门之战的谁胜谁败，在明与后金双方以及第三方朝鲜的记录中各有不同：《明怀宗实录》《崇祯实录》等载明胜；清修《明史》《袁崇焕传》则载“互有杀伤”，《满文老档•太宗朝》《清太宗实录》却载后金虽然击败明军，但也承认蒙古兵在树林中作战的失败；另有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明及朝鲜的记录都说了明方胜，唯独后金有些羞答答地不愿承认败绩。
那我们就从后金的WWW.soudu.org记录中看看有什么漏洞吧（《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十一月辛丑）：
收军后，上召四贝勒入御幄讯之。阿济格对曰，因豪格驰入敌军，曾令阿巴泰从右偏进，鞭其马颈，不从，乃拥臣而来。阿巴泰对曰，敌兵众多，臣与豪格离散，诚然。若阿济格鞭臣马颈，使从右偏进之言则无之。因自誓。上命诸贝勒大臣会议。众议阿巴泰与同旗豪格相离，罪一；违背众议，不从右偏进，罪一。应削贝勒爵，并夺所属人员给与豪格。议上。上曰，阿巴泰非怯懦者，特以顾其二子致延迟耳，朕奈何以子故加罪于兄。因宥阿巴泰罪。以纛额真康古礼、甲喇章京郎球、韩岱等官，逗遛中途，削职罚赎，夺其俘获。
这中间说到了对阿巴泰的处罚，理由是“众议阿巴泰与同旗豪格相离，罪一；违背众议，不从右偏进，罪一”，实际上就是一条：不从右偏进。
如果“不从右偏进”的阿巴泰也打了胜仗，他被处罚的这一条罪岂不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从皇太极“阿巴泰非怯懦者”这一句来看，似乎又在指责或有人指责阿巴泰“不从右偏进”的原因实乃怯战所致，而“顾其二子”也便成了阿巴泰怯战、进而是不战、或者是战败的遮羞布了。一旦把这块遮羞布扯掉，怯战、不战或打了败仗的真面目不就露出来了？
收军后的会议也说到了对纛额真康古礼、甲喇章京郎球、韩岱等官的处罚，理由是“逗遛中途”，也就是同一则记录中的所谓“正白旗纛额真康古礼未至城壕，止于中途。”
康古礼等为什么逗留中途未至城壕？恐怕也和阿巴泰一样“怯战”吧，既然豪格一路已经打败了对手，都已经杀到城壕去了，他们这一路的士气也该大振而踊跃向前，可记录中的他们却偏偏相反而逗留中途未至城壕，这不明显在说他们这一路前面已经败退了吗？
此外，因为广渠门之战的失败，皇太极对莽古尔泰似乎失去了信心。这表现在后金兵在永定门外围歼满桂部后，在蓟州城外与明军的一战中，后金兵的左翼总指挥已经不再是莽古尔泰了，这也许是皇太极给莽古尔泰的一次警告，似也可以作为后金在广渠门失利的一个佐证吧。
（摘自《大功不抵过，过亦不损功――谈谈袁崇焕的功与过、是和非》）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