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作者:eliter发布日期:2005－3－1519:45:37孙思源：国民政府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一幕进退文章作者：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孙思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与苏联就东北问题的交涉，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从不同的角度和题材涉及到。本文以蒋介石、王世杰、张嘉?、蒋经国等国民政府决策者的自述或日记中所表露的心迹，分析他们在中苏双方交涉中所持态度、在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分歧。
日本投降，围绕着中国东北这一块举足轻重的地盘，各方――包括世界美苏两大国的角逐，中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之间的谈判，也包括中国内部国共两党的较量――展开了一时间变幻莫测的明争暗斗。蒋介石的幕僚们首先与苏联谈判官员们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会谈，互相讨价还价，都想得到各自的打算和目的。弱国无外交。国民政府一开始就在美苏施压下，屈就在《雅尔达协定》的框架下，进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国民政府以牺牲中国领土完整和经济权益的沉重代价，换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战后把东北地区交给国民政府的口头承诺。在中苏关于接收东北的会谈中，苏联并不履约，为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找出各种借口，制造种种困难；又提出必须以解决经济合作问题为前提。最终由于美国的介入，中苏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再也进行不下去。对此，张嘉?、王世杰、蒋经国，甚至蒋介石，都有一些辛酸气愤、沮丧无奈的“记录”。
国民政府与苏联的较量中，苏联的做法有可以批评的地方，如只说一面，恐怕都不妥。对国民政府来说，在它与苏联的关系中，也不必要一味的做千秋骂，多做一些历史的分析也是应该的。
蒋介石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始终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不仅革命者杀不绝此伏彼起，各个地方势力也是据地自重貌合神离。在蒋介石的统治下，积弱、贫穷、落后，内战连连，外祸日深。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不少爱国将领率部进行可歌可泣的浴血奋战，但阻挡不住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势，蒋氏退到大后方四川，把重庆作为陪都。中国共产党领导各种武装力量，建立起成片的抗日敌后根据地，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１９４５年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转折，但是它的胜利到来似乎还是令人很突然。美苏的联手行动，军事上先后作出的惊世之举，迫使日本很快投降。在中国，不仅蒋介石感到措手不及，中国共产党同样也没有足够准备。在这前后，围绕着中国的东北这一块举足轻重的地盘，各方，包括世界美苏两大国的角逐，中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之间的谈判，也包括中国内部国共两党的较量，展开了一时间变幻莫测的明争暗斗。蒋介石的幕僚们首先与苏联的谈判官员们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会谈，互相讨价还价，都想实现各自的打算和目的。美苏当时并驾齐驱，罗斯福与斯大林一起称雄。中国虽然侪立世界四大国之一，但并不为列强所看得起。弱国的外交可想而知。对此，张嘉?，王世杰，蒋经国，甚至蒋介石，都有一些辛酸气愤、沮丧无奈的“记录”，让我们来探寻一下其中况味。
一
美国在中国抗战开头几年，它的外交重点仍然是采取同日本妥协的策略，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改变。它对中国究竟用什么策略一直举棋不定，在太平洋战争中吃了苦头才促使它认识到中国战场的重要。苏联同中国的关系也是特别复杂，这当是更在意料中的事。
１９４５年初，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时，美苏明争暗斗，扩大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演愈烈。中国东北这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双方都想把东北地区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
１９４５年２月，在美、苏、英三国首脑雅尔达会议上，美苏双方为达到各自目的，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完整作交易。在会上，斯大林向罗斯福表示：１．苏联希望在满州有一暖水海港；２．苏联希望满州铁路之管理交付美、苏、中三方共同管理；３．外蒙维持现状（即主权属中国，但不改变其现状）。1英、美为达到苏联参战，确保他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与苏秘密缔结了《雅尔达协定》。按照该协定，苏联将获得俄国１９０４年以前在中国的旧有权利；大连港须国际化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及南满铁路并享有优惠条件。该协定还满足了苏联提出的外蒙古维持现状的要求，并保证：“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2苏联则同意在对德战争结束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并与国民政府缔结一项友好条约，但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德国宣布投降，苏联开始移兵远东，拟实施《雅尔达协定》。但这一个背着中国政府达成的协定，还必须得到国民党的承认才能实现。６月１１日，杜鲁门通过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转达了《雅尔达协定》的主要内容，并声称“罗斯福及杜鲁门均赞同以上各项”。3无非是暗示蒋必须同意，如同最后通谍。
对于美国的这种方式，对于苏联的这种要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官员也感到太无理了，不能接受。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评论：“苏联迄今尚未对日作战，竟先提出如此要求，彼参战后其态度将盖不可测矣。”“我政府应坚持领土完整、主权完整此两项原则，不可轻易让步。”4时任驻英大使顾维钧对罗斯福同意苏联的要求感到太出乎意料，评说：“他竟答应要求中国改变我们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复失地的国策”！顾对蒋介石说：“我们不能开倒车。”他还建议蒋对罗斯福说：“如果照所提出的办法行事，中国政府将很难向人民交待。”5蒋介石对此有同感，但也感到拒绝罗斯福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对顾的建议未明确表态。
当时蒋介石的对外政策思想还犹豫不定，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蒋介石在对外政策方面不知道该依靠谁，是美国，还是苏联。由于苏联的国际影响，他不敢完全依赖美国，而依靠苏联，又感到担心。”6国民政府的决策人就是在这种举棋不定的思想指导下处理面临的中苏交涉。
蒋介石开始还是想维护民族利益的。1945年5月24日，他找赫尔利商谈东北问题，想了解美国是否在南满登陆，以决定对俄交涉的策略。当日在日记中写道：“彼（指赫尔利）报告其昨日与俄使谈话之经过，表示其美国对旅顺问题仍守其对华主权、行政完整之一贯政策。而我国亦不能放弃革命之原则，即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必须确保之宗旨也。”7从这段话看出蒋介石当时要维护领土、主权的态度。6月3日，蒋约见俄大使，向他明确表示了关于东三省及军港的意见，说明“中、俄利害关系，不可为小而失大也。”8他想借助美国支持，以保全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但当他看到美、英、苏三国会议备忘录时，表现出悲愤和无奈，说：“看过备忘录之后，不仅止于悲愤而已；…就只这一些问题，已经足以置我们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变的境地。不仅此也，就连美国本身而论，在今后百年之间，也将很难探寻到在亚洲安全与和平的日子。”蒋对未来国际形势作出如下判定：“在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霸道竞争的历史覆辙！”9
蒋介石一方面屈服来自苏、美联手的压力。另方面顾及自己在中国的政权。他看到中共在贴近东北的冀热辽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长期曾经在东北坚持着斗争，中共的力量在抗战中壮大、地位在不断提高，严重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因此他更担心苏联会支持中共。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３０日与蒋谈话时，就提醒过蒋，实际上也是最有效果地敲打了蒋氏的沉重心病：“要防止苏联于某一事件发生后借口承认中共。”10如果苏联出兵东北后允许中共向东北发展，那就问题大了。在国家利益面前和在党派利益面前，在人民利益面前和在蒋介石的一己私利面前，蒋介石的方针是力保党派利益，力保蒋氏一己的利益。他相信赫尔利与斯大林会晤后的结论：“苏联现在已与英美共同实行一种盟国对华政策赞同中国建立一个自由、团结和民主的国家和一切抗日军队在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统一起来的愿望。”11他希望满足了苏联的要求，苏将保证支持美国帮助他“统一”中国。因此决定派新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为全权代表，率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订立友好互助及同盟条约。
1945年6月，宋子文在参加旧金山会议前找顾维钧商量条约事宜。顾提醒宋：“任何人承担谈判一项使中国倒退三十年的协定的责任都需要慎重考虑。”12并提出中国应予以拒绝。宋虽然同意顾的看法，但考虑到他和蒋介石的亲戚关系，很难表示反对蒋的决定。顾于是建议他，如非去不可则采取在外交谈判中常使用的策略，拖延时间。宋便要顾和他一起去参加谈判，但顾的观点与蒋介石不同，蒋是不会采纳宋的提议让顾一起去参加谈判的。
宋子文在６月１４日与杜鲁门会谈时也没有含糊，明确表示，国民政府有必要向斯大林澄清已被取消的苏俄权利和反对在中国恢复租界港口等问题。宋满心想得到杜的支持，但杜则以“他主要关注苏联加入远东作战以缩短战争时间，拯救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美国希望解决欧战和远东的战后问题，以防止未来的麻烦和战争”等为托词，再次表明美方不可改变的立场。并以“他不会作任何有损于中国利益的事”13的承诺一再说服国民政府。已经是做了有损于中国利益的事，这种承诺还不是空话！但是这空话，仍然有它的影响力，因为还可以使人抱了以后的幻想。
中方屈就在《雅尔达协定》框架下进行谈判中苏条约。在谈判中，宋子文、蒋经国就外蒙独立问题与斯大林据理力争。但斯大林态度非常强硬，竟说：“老实告诉你，站在军事战略的观点，我需要外蒙古。”“我拿不到外蒙，是不甘心的。”“我们需要不冻港。”14丝毫没有商量余地。蒋介石为保全他的党派利益，同时不失去东北，两次致电宋子文，指示“可有条件地同意外蒙古独立，即苏联保证对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不再支持中共和新疆变乱。”15蒋介石的着眼点都在他的心中块垒。于是宋子文不惜蒙羞，遵旨执行，在会谈时一再让步。最后国民党政府作出了十分可观的有关各项国家权益的重大让步：“一、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自治；二、东北长春共同经营；三、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四、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根据地。”16换来的苏联在条约及其附件中的承诺是：“一、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及国民政府。二、苏俄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三、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俄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四、关于苏俄参加对日作战后，其军队由中国撤退之问题，斯大林统帅声明，在日本投降以后，苏俄军队当于三星期内开始撤退。”并谓“最多三个月足以为完全撤退之时间。”17苏联达到了预期希望，东北可以成为它的势力范围，外蒙古可以获得独立（当然也就是它的势力范围）。苏联可以通过控制大连港、旅顺港和中东铁路，把东北、外蒙古和南萨哈林（南库页岛）群岛、千岛群岛连成一片，形成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地带，达到战略目的。对于蒋介石最想得到的苏联不再支持中共这一点，当然只能是口头交易，公开写出来，苏联担当不起，在国际上何以自容。因此在条约中未见明确条文规定，只是一般表示“苏俄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央政府及国民政府。”就是说，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苏联只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国民政府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宋子文对此认为“这毕竟是一良好的允诺”。18这当然是一种自慰。
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中、美、苏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美国为在苏联参战前结束对日作战，抢先一步，于８月６日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这一行动苏联完全意识到了，日本撑不住，会很快投降。为了不使其行动落在日本投降之后，在远东的特殊权益落空，顾不上还在谈判尚未签约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迫不及待地提前履行中苏条约，于８月８日宣布对日作战，苏联远东军迅速开赴中国战场，抢占东北地盘。８月１３日，盟军已收到日本愿意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苏联已参战四天，而此时此刻的谈判桌上，苏方竟还在以必须参加大连的行政管理、任中东铁路局长等问题，作为参战条件与中方讨价还价。
苏联出兵东北，局势出现更快的新的变化。苏军在东北抗日联军派出的众多先遣队配合下，迅速进入东北境内，控制了整个东北。蒋介石担心如果苏军长期占领东北，则东北将又成为第二个“满州国”，他将成为又一次失去东北的罪人；如苏联让中共接收东北，东北将成为中共最强大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与国民党政府斗争夺取政权的基地。这都是蒋所不愿看到的结局。宋子文、王世杰就苏联坚持参政大连等问题致电蒋介石进言：“职等拟于必要时为权宜之拒纳，因苏军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牵延也。”19这就更加促使蒋介石决心对苏再作让步，以求从苏联手中顺利接收东北。８月１４日，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当日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
苏联从条约签订中获得超过《雅尔达协定》在中国东北的权益，８月底，苏军控制了整个东北，得到了作为它进一步取得权益、企图独占东北利益的巨大资本。
蒋介石等人对签定了的条约抱有很大期望。宋子文认为：“至少苏联在短期内当尊重达成的协定，不帮助中共，不与国民政府为难。”20国民政府新任外长王世杰觉得：“此约之订立可以保全东三省。”21蒋介石也抱有“苏联政府对其提出的条件已感到满意，故不会帮助中共打内战，不会把东三省交给中共”22的心理，故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能忠实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可以看到，国民政府与苏联交涉的第一个回合，是在蒋介石为维护他的政治利益，举棋不定的外交政策指导下，最终以牺牲中国领土主权和经济权益的沉重代价，换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支持中国共产党，战后把东北地区交给国民政府的承诺的。苏联则并没有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意，而漠视了以中共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以其交易，获得了在中国的“特殊利益”。
二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利用各种手段很快抢占了华南、华东及华中的大批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但是蒋也深感时间仓促，要想马上进占华北、东北还办不到，他一方面同共产党和平谈判，另方面就利用美国的军舰、飞机和各种援助运送和支持国民党军去抢占华北、东北的重要港口，铁路干线和大中城市。对于东北各省的接收更迫不及待。蒋介石一面组建接收东北的班底，任命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任命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张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长春铁路理事长，从而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长东北行营，以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一面派宋子文拜访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商请美国提供船舶供东北运兵。在得到美方“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州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23的承诺后，蒋认为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有中苏条约苏联的承诺，接收东北毫无问题，“我军队一到东北，一切可以迎刃而解。”24
蒋介石在东北交涉接收这一问题的策略还是既想依靠美国又想依靠苏联，这是行不通的。斯大林早在中苏条约会谈时就明确对宋子文等说过：“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如果保证不让美国在东北得到利益，苏联可以让步。”25国民政府在东北交涉接收前曾照会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告以：吾13军部队定于10月10日前后乘美国船只由海道前往大连登陆。这岂不犯了斯大林的大忌，美国会通过这种方式自然进入东北领域，打破它独占东北的格局；美国船只在大连登陆，这将迫使大连成为开放性港口，为美国打开门户，这是苏联决不允许的。10月6日，彼得洛夫答复：“按中苏条约，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无论谁的军队在大连，均系违反中苏条约，故苏联政府坚决反对。”26中苏接收东北的会谈尚未开始就潜伏着搁浅的危机。张家?对这一情况曾作过分析：“苏方拒绝我军在大连登陆之态度，已极明显，而且坚决。”苏外交部的问话27“似暗示不欲吾方以武力接收，甚至不欲吾方在东北建植武力，其意图甚明显，我外交当局竟未注意之。”28
1945年10月13日，在中苏双方就东北接收问题进行第一次会谈时，马林诺夫斯基就声称：“大连为自由港，中国军队不能由大连登陆。”并以各种借口拒绝拨借铁路车辆。国民党的大员们，从首次会谈看出，苏联根本没有履行条约的诚意。随后的几次会谈，苏方不是拒绝协助国民党军在葫芦岛等地登陆，就是指责美国军舰驶入了大连港。国民党的大员们已经觉察，苏方意在阻滞和延缓国民党军队到达东北接防的事务，潜伏着它不可能按期撤兵的问题。蒋经国感叹：“益信所谓顺利二字，已不复存在于东北接收中矣。”29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举行第五次会谈，国民政府期盼能在这一次会谈中解决接防问题。但是，马利诺夫斯基仍坚持“大连是自由港，中国军队从大连登陆，就是违反条约。”同时告诉熊式辉，“现有某种武装部队已由沈阳开到营口，苏联方面，对于中国军队在营口登陆，也不负安全责任。”30熊式辉当即力争，指出苏方态度才是不符合中苏条约的精神，东北行营的接收工作时逾一月，而无法展开；中国军队不能进驻东北，国民政府不能接收东北主权，责任在苏方。
张嘉?见交涉出现僵局，即向蒋介石建议：“宜向斯大林剀切商量，先求彻底精神了解，如果了解绝望，则惟有退出东北之一法。”31蒋介石也觉得苏军既允许八路军占领葫芦岛、营口等港口，又不愿意保证国民政府军队登陆的安全，东三省将有被苏军交给中共军队的危险。于是以退为进，提出：“只有将东北行营撤退至山海关（但声明不放弃东北），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世界。”32蒋介石想把问题踢到国际社会，让国际上也就是让美、英等国来向苏联提出抗议和责难，为国民党解脱困境。蒋介石即于１１月１５日，一面命令外交部把撤离决定通知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同时他电告美国杜鲁门总统，“苏俄违约背信所造成的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的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的重大威胁，惟有中美双方积极的与协调的行动，才能防止其继续恶化。”杜鲁门表示：必与蒋“密切合作，妥商办法。”33蒋介石希望把东北接收问题推到国际社会，一方面力求获得美国帮助，另方面引起国际关注，对苏联施加外交压力的做法，王世杰也认为：“此一政策在道义上最正当。”34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想到一起去了。
行营奉命移驻山海关，留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为军事代表团团长的军事代表团随苏军司令部进止。１６日，张嘉?向行营全体人员宣布撤退命令，劝告大家“采取镇静态度，以免引起事端，使中苏关系恶化。”希望“保持一种永远的容忍的政治家风度。”35行营撤退，国民政府貌似强硬，但从张嘉?宣布命令时的讲话中也透露出了国民政府的担忧和无奈。与其说是在劝告大家，不如说是在安抚军心，勉强而为。
东北行营自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２日抵达长春至１１月１６日撤离长春，在这近四十天的中苏双方围绕苏联撤退东北和国民政府接收问题的交涉中，国民政府参与该谈判的官员、主管官员以及最高当局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就是要尽快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抢占这一块战略意义重大，被蒋介石称谓“国家生命线”的地区。但是，他们过于相信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能轻而易举的接收东三省；他们也过于相信让出国家重大利益、满足苏联人的要求会换得苏联斯大林的支持国民政府的承诺。他们知道这个“让步”的分量。宋子文为中苏谈判涉及承认外蒙独立一事，很害怕负责任，７月１５日从莫斯科返抵重庆立即请辞外交部长一职，要求由王世杰任外交部长赴莫斯科签约，实际上是找人垫背，与之共同负担与苏谈判结果的责任。王世杰也不糊涂，不敢贸然接任，考虑再三，提出“如必欲予任外交部部长，则须同时解除予之宣传部部长职务”为转圜余地，并表示“不愿去莫斯科。”36就是不愿去做签字人，落下骂名。由此可见，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张嘉?等，对苏联那些超过条约的利益欲望和战略企图也并不是无所顾忌，只是像压宝一样，把顺利接收东北都压在了苏联能遵守、执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上，对于中苏双方交涉接收东北过程中将会出现什么问题，没有思想准备。以致让步作出，承诺未实现，赔了夫人又折兵。
苏联在这一轮与国民政府交量的回合中，把中共作为了交涉的重大筹码（其实所谓筹码，是客观存在，而且也都是相互的，苏联的力量未尝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筹码）。在条约签订前，苏军在东北抗日联军的协助下迅速占领了东北，条约签订后，苏军一面不使国民党政府抓把柄，明里不让抗联公开参战，一面实际上并不履约而让抗联以苏军名义协助接收东北，随后又决定曾克林等部以东北人民自卫军的名义协助苏军维持地方治安，以补助苏军力量的不足。面对蒋介石投靠美国，美国则联蒋共同对付苏联的新局面，决定了苏联应当和必须扶助中共一致抗衡。所以他一面与蒋进行没有结果的会谈，一面默许并协助中共军队进入东北，让中共占领葫芦岛、营口等地，给国民政府接收设置障碍，以达到苏军延期撤退，有时间从容运筹其下一步在东北的计划。
前面说了，张嘉?曾函呈蒋介石建议“宜向斯大林剀切商量，先求彻底精神了解，如果了解绝望，则惟有退出东北之一法。”。这里所说的“惟有退出东北之一法”，并不是建议连行营也都退出。蒋介石一怒之下来了个连行营也不留。张嘉?对蒋撤退行营之举的想法和效果进行了分析，说：“推测蒋委员长用意，撤退行营是一种反攻苏方阻碍接收，暗助八路军之策略，且试探其真实态度，同时吾方准备在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予苏方以定心凡，祛除其对於国府之猜疑。在此轮廓之中，吾外交当局如能灵活应用，未始不可有一转机。”但又说，“若照蒋委员长指示意见，37开诚与苏方说明，或较撤退行营为更有效。”38
张嘉?这两层说法，其实都改变不了国民政府依靠美国的大局，也改变不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企图。因此实行前一层，即使当局灵活运用，也不会有什么转机。而且又能灵活运用到哪里去？撤退行营，效果清楚，无非是表明双方已无法可谈判了，将上苏方一军再说。至于说到“开诚”，在这样复杂尖锐的外交斗争面前倒要蒋介石去讲什么开诚，对国民党来说，也并不是很合适的。说到底，双方都不会讲什么开诚。在外交谈判中，主动权总是操在强者的手里，谁是强者谁就掌握了主动权，谁就占了上风，蒋介石要斯大林完全按条约办事比登天还难，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借美苏的矛盾来取得尽可能多一点的东西。
三
东北行营撤退长春的决定发表后，的确发生了一些效果。僵持下去对苏方也并不有利。苏方态度有所变化，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７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国民政府外交部，其要点是：“一、中国政府军队能无阻碍在长春及沈阳降落，苏军将予应有之协助。二、苏军严守中苏条约，对于东三省之共产党，过去未曾予以任何帮助，现在亦然，其撤退区内之共党活动乃由于中央政权未树立之故。三、如中国政府希望苏军缓撤，可延缓一月或二月。”39１１月２０日，苏大使再次照会称，保证华军无阻碍的在长春及沈阳降落，任何非政府军队从未开入长春。照会的话还是话中有话，出现一些问题，是“其撤退区内之共党活动乃由于中央政权未树立之故”，“任何非政府军队从未开入长春”。不管怎么样，蒋介石这一着“将军”总算得到回报。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经山海关前进，１１月２６日进驻锦州；另一部则占领了葫芦岛。但蒋又命令停步，勿向沈阳前进。他的这一决定出于如下考虑：“我政府对东北不再进行接收工作，一任俄军非法占据，再看他如何解决这一国际和平安全所关的东北问题。”40这时候，美国政府迅速调拨大量运输船只，协助国民党军海运进东北，希望国民政府早日接收东北，不要夜长梦多。基于苏联方面态度改变，又有美国方面大力援助，蒋介石立即一改停止接收东北为积极进行全面接收。因此也接受了苏联大使馆的建议，派蒋经国、张嘉?赴长春商谈关于苏军延期撤退的问题。苏方对延缓撤兵，对中方所提出的条件一一承诺：“对空运部队到达长春，愿负保证安全责任；陆运两个师到沈阳，亦无异议。对非政府承认之武装部队，正在加紧缴械中。”41最后中方同意苏军至东北撤退完由原定的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日改为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这时，却是蒋介石要求苏军延期撤退了，是因为他来不及东北运军，如果苏军按期而撤，岂不拱手而让中共的武装力量进驻、接收，还不如利用苏军先给他看守着。蒋介石是如意算盘，日本打败了，中共抗日抗了这么长时期，作出了多大牺牲，留得了一片片河山，为什么不可以参加接收？毛泽东反讥，蒋介石才是从峨嵋山下来“摘桃子”的。这时候，中共的军队也不会按斯大林和蒋介石的什么条约来办事，对苏联不得不照顾的地方也得照顾，但坚决应时而动。
苏联的姿态，一是为了拉住国民政府，不使国民政府完全依靠美国、让美国插足东三省；二是不让蒋介石把东北问题交于国际社会，那时将会有更多国家来干涉东北问题和均分利益。为进一步拉拢国民政府，斯大林邀请蒋经国访苏，一方面通过与蒋经国的交谈，让他向蒋介石传迭苏联所要达到的目的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他间接邀请蒋介石访苏，以便定下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盘子。蒋介石派蒋经国为私人代表访苏也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他认为蒋经国是他儿子，当然会一丝不苟地贯彻他拟订的方针政策，又因蒋经国曾在苏联留学，可能会与苏方比较融洽，所以接到邀请后立即派蒋经国去投石问路。斯大林在与蒋经国两次谈话中，表达了中苏两国和中国国内国共两党能和平共存的愿望，赞成中、苏、美三国的合作，但反对中国采取门户开放，反对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他说：“苏联政府的观点在关于三国外长的会议的公报和从中苏条约中都陈述了。在这两个文件中苏联政府宣布，他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如果中国国民政府能够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对政府将是有利的。”“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满州。这是苏联的地区。看来美国人也不打算到那里去。不能让美国、英国和其他外国军队进入满州。”42斯大林的谈话把苏联独占东北的心思坦露无遗。为达此目的，苏联必须依靠国民政府。因此斯大林通过蒋经国和罗申大使先后两次邀请蒋介石访苏。蒋介石考虑如“接受邀请访苏则今后外交只有依靠俄共对华一贯的政策，就是国共合作，共同组织联合政府，向苏俄一面倒，以达其对我‘和平转变’的目的。”43何况当时国内传播着华盛顿对华五亿借款突然停止、马歇尔特使即将回华的关键时刻，访苏成行将会失去美国支援，不符合蒋介石联美抗苏的一贯方针，决定婉拒斯大林的邀请。
国民党政府为能接收东北，还得与苏联周旋。所以中苏双方围绕苏联撤军问题和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继续较量。
苏联急不可待地在东北落实权益。苏联对日宣战的当天，苏联员工就开始从事中长铁路的恢复通车工作，把中长铁路１４３５毫米日本轨距改为１５２４毫米宽轨，44以便于早日把中国的物资运回苏联。９月初没收了伪满银行近三百万美元的金条与五亿元满州币，发行了近十亿的军用票，用于购买商品和材料。45苏联一面没收粮食和其他原料，一面有选择的拆运工业机器，直至苏军撤退。据美国赔偿专员包莱调查报告，苏军占领期间运走设备和损失，高达八亿五千万美元。46
为进一步获得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苏联想方设法据有满州工矿所有权。苏军强迫满州重工业会社、电业株式会社移交苏联。在苏军司令部经济顾问斯拉德科夫斯基（又任远东贸易公司代表）的胁迫下，满业总裁高崎同意将满州重工业会社移交给苏联，并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９日出具书面证书：“在满业所辖之各公司，亦曾为关东军之需要而工作，为其公司之业务执行者之我辈，将我等对于财产之权利，移交与苏联。此等公司之财产包含其事务所、事务所住宅及其他建筑物。”同样，满州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也于１０月３０日签署了承认书：“满州电业株式会社在终战前，也为应关东军之必要工作。今余为其公司业务执行者，将对于全部财产之权利，移交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公司财产之中，包含其事业所、事务所、住宅、仓库及其他各种建筑物。”47拿到这些工矿产业的所有权后，苏联便更大事拆迁重要工业设备。为了掩盖这种不光彩行为，斯拉德科夫斯基在与张嘉?会晤时一再强调：日本所经营的工厂企业应作为苏方战利品；日伪合办的企业由两国正式谈判解决。１１月１５日，斯拉德科夫斯基提出了“包括东北区１５４个工矿事业之清单，要求中苏双方合作。”48这是苏方首次提出的所谓经济合作要求。
对此，张嘉?１０月２０日致函蒋介石，建议政府迅速由外交部向苏方提出：“满洲已有之工矿事业不可破坏或减少；满洲所有敌产，应抵偿所负人民债务，一切敌产应归中国没收；苏联出兵帮助我方收复满洲，只能由中国政府偿以出兵费用，不便予以工矿股份；不能再以矿业归入长春路；苏联政府应通知前方军队，从速停止拆卸机器。”49１１月１３日，张嘉?在看到满州重工会社与电业株式会社移交给苏联的有关文件后，在他当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对苏方这一作为的分析和自己的认识：“乃至苏方注意满洲工矿业，必欲染指，实为排斥美国势力之侵入，阻滞我方军队运输之一重大原因。”“故经济问题不先解决，即接收问题无法解决，已灼然可见。１１月７日，马元帅为谓：‘此后第一幕工作为阁下之工作’之语，余得其端倪矣。”50张嘉?由此得出，如先解决好与苏方的经济合作，才有望顺利接收东北的结论。
张嘉?在１１月２８日蒋介石召集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等商讨中苏东北工业合作问题时斗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宋子文首先起来表示反对：“以日人东北投资为苏方战利品，作为合作投资，出乎中苏条约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中苏经济合作，目前万不能谈。”51王世杰跟着说，“在未顺利接收以前，谈经济合作，无异甘受苏方之高压力，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52一个作为行政院长，一个作为外交部长，他们从政治角度考虑作出先解决接收后谈经济合作这一决策不无道理，同时作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直接参与者，看到接收东北过程中苏方的种种阻挠，有违中苏友好条约的作为，使他们不敢再相信苏方的承诺。担心苏联故伎重演，在取得经济合作之后仍不让顺利接收东北，导致国民政府承受重大压力和责任。张嘉?则凭他作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多次与苏方的接触，认为政治与经济问题并谈未尝不可，“则经济解决，虽不敢谓可完全顺利接收，然可望解决问题之一大半。”53张嘉?又分别找宋、王商讨，企图说服他们，但最终未能改变他们的主张，只争取到先提出初步办法，讨论经济合作原则，至于经济合作具体办法，在政治问题解决后讨论。张嘉?在“今政府负责者既如此主张，只有照办”的情况下，以“中国政府愿於东北行政接收完峻以后，与苏方详商经济合作办法”54答复苏方。
此后的几次中苏会晤，苏方仍坚持先解决经济然后谈接收。１２月５日，马利诺夫斯基再次表示：“先解决经济，然后谈接收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各市。”55希望与中方继续商谈经济合作的原则问题，待撤兵完了后再正式决定。张嘉?、蒋经国以“在接收前拟与经济顾问作广泛讨论，一俟接收完峻，即由中央派员来长作进一步之协商”56的统一意见向蒋介石报告。１２月９日，张嘉?、蒋经国两人又在向蒋介石报告电文中提出他们的共同意见：“工矿合作问题与政权能否顺利行使，乃撤兵后是否不生枝节，有密切关系。若苏方继续占有工矿，势必借口保护留驻军队，现适值紧要关头，迎拒之间，十分微妙。”“是否愿于经济上稍作让步，以求接收撤兵之顺利。”57１２月９日这天，蒋经国还向蒋介石报告了马利诺夫斯基除继续坚持东北工矿为苏军战利品外，还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能采用简单与迅速之办法解决，并不愿第三者参加其中；苏联不愿东三省成为反苏军事根据地。”58苏方通过马氏的这一意见，再次明确了其排美、独占东北的方针。蒋介石为缓和中、苏双方关系，达到顺利接收东北的目的，一方面通过蒋经国向斯大林转达他的保证，“在任何情况和形势下，中国都不参加旨在反对苏联的事”，“满州永远再不会成为反对苏联的基地”，59以得到斯大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一方面采纳了张嘉?、蒋经国提出的在经济上稍作让步，以求接收撤兵之顺利的建议。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１日，蒋介石对谈判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作出具体对案，指示张嘉?、蒋经国在谈判中，“对于苏方认为日本在东北的一切事业资产皆为红军战利品一节，不能承认；关于‘合办’，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事业、水电工程、抚顺煤矿、鞍山钢铁厂、东北航空及松花江航运，均不在合办之列。”60再三嘱咐，应等到东北接收完了以后，始行成立正式协议。这一对案遭到苏方反对。
应该说蒋经国在谈判成员中思想上是最不反对苏联的，但经过数次与苏方交涉之后，有了很大变化，对苏方的反复无常产生了很大反感，认为“最感困难者，即对方开始承认，旋复否认，确难解决问题。但苏俄真面目本来如此，故亦不足为奇。”感叹“国家无实力，不得不动心忍性也。”61他在谈判期间时因念国家之多难而“不觉悲痛泪下”，以致中夜“不复成寐”。
正当中苏双方围绕经济合作具体款项争执不可开交之时，美国也要来分脔。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１日美国国务院照会中苏两国政府，认为满州工业由中苏双方共管，没有给美国和其他盟国参加满州工业发展机会，是违反了门户开放的原则。满州的工业系日本的国外财产，对于这些财产的处置关系到曾共同击败日本的主要同盟国国家的利益，拟由同盟国组织一个日本赔偿委员会，解决满州工业的分配问题。由于美国的介入，使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再也进行不下去。
国民党政府的这一轮交涉，从一开始就集中在两个焦点上。其一是苏方把日本在东北经营的企业作为苏方的战利品，其二是苏方坚持先解决经济然后再谈接收。中苏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让。对于苏联从东北拆运工矿设备一事，已引起美、英、法等盟国不满，纷纷对这一行为加以评论和抨击。马歇尔曾多次向王世杰表示“不主张对苏联让步”，这一干涉更坚定了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但这都不足以改变苏联的初衷，斯大林很会外交辞令，不自己直说，而把什么苏军的态度告诉蒋经国说：“他们不同意不把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宣布为战利品。”62好像这不是他的坚持，他也无法说服进入东北的苏军将领们的要求。
对于苏方提出先谈经济后谈接收这个问题，如前面所说，担任谈判的张嘉?力主政治与经济并谈，经济上稍作让步，以求接收撤兵之顺利。决定政策的王世杰等人则认为张嘉?“态度颇显软弱，对苏军过于迁就。”63最终在国民党强硬派支持下，王世杰于３月７日请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转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勿使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只是一张纸上文字。余近闻苏方已自东北拆去许多机器与工业设备，因之，中苏经济合作之谈判恐难于苏军撤退前商谈。”64表示了国民党政府的强硬态度。这同样还是改变不了苏联拿已经占领了的东北领土作筹码，以胁迫国民党政府就范，达到其垄断东北经济的根本目的。
１９４５年８月下旬，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发出了《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９月中旬，决定成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中央局，制定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紧急抽调十万主力部队挺进东北，迅速进入东、南、西、并北满广大地区。１１月中下旬又根据形势发展把战略方针明确为“让开大道，占领两厢”，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到１９４５年底就创造了由出关十万人扩大到三十万人大部队的广大东北解放区。到１９４６年上半年，所建立的大块根据地占到了东北土地五分之三以上。这一不可左右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和开辟出的新局势，迫使苏联、国民政府以及支持蒋介石的美国，重新考虑各自的外交策略。蒋介石最终采取了依靠美国进行反苏反共的立场，与中共对峙于东北战场。也由于国共两党的内战，导致中苏经济合作谈判最终流产。
四
抗战胜利前后中苏双方的两次交涉，从表面看内容不尽相同，但其问题实质是东北的利益。这个“利益”不仅关系到国民政府和苏联，同时还涉及中共和美国，形成一种多边形的国际国内关系。
苏联在这两次交涉中处主动地位，首先他在与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中，未免不顾中共利益，承诺公开支持蒋介石，获得中苏条约的签订，获得《雅尔达协定》中关于中国条款的合法化，苏联不仅拿到了沙俄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同时还抓住蒋介石害怕苏联支持中共这一要害，迫使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大连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租于苏方等丧失国家领土和主权的代价换来苏联口头上的“不支持中共”。苏联在撤军和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交涉中，抓住蒋介石急于接收东北，害怕东北落入中共手中的心理，暗地默认和帮助中共部队开往东北，占领营口等地，给国民政府接收设置障碍，使苏军延缓撤退找到正当理由，一方面苏军有足够的时间从东北拆迁更多的机械设备，运走更多的粮食物资，另一方面以此逼迫国民政府同意中苏经济合作，达到垄断东北经济的目的。
虽然最终中苏经济合作未形成，但是，苏联利用占领东北这八个月的时间，据不完全统计仅从东北运走工业设备和工业一项就高达８亿５千８百万美元，造成东北工业损失２０亿美元，有人说这使中国的经济倒退３０年。
国民政府在交涉中始终处被动地位，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第一，为蒋介石首鼠两端的外交政策所规定，虽然蒋经国、张家?等人在交涉中提出一些建议，均多未被采纳。而始终以其党派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外交的妥协保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交涉，只会被对手击中要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让步，让到丧失国土，丧失主权，成为历史罪人。第二，国民政府过于相信斯大林会按承诺保证东北顺利接收，没有看清苏联远远超过条约的利益企图和战略决心。对于斯大林声明“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的要挟，本是不可能满足的，它无法做到不依靠美国运兵东北，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因此接收东北的交涉一开始就是陷入绝境。第三，张嘉?的评论也不无道理：“在交涉期间，执政党内部意见纷歧，且互相攻讦。行政主管部门则惮于负责，致每一决策，惟最高当局是赖；而决策之际，又为党中所指导之舆论所束缚。其行政组织之脆弱，益尽情暴露。最后诉之武力；然以当时东北之天时、地利与形势，均予我不利，一旦失败，势必牵动全局，其危殆孰甚。”65第四，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美国的参与干涉。美国为了保证《雅尔达协定》中为苏联所承认的美国在华的主导地位和把苏军的军事行动限止在关外，它劝诱国民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同苏联签订中苏条约。并积极为国民党军提供船只、飞机运输工具运兵东北，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也为美国最终进入东北创造条件。它只是讲对大连登陆问题不能让步，以打开东北门户。在蒋退出长春向美求援要求美国介入干涉时，杜鲁门表示美国政府必与国民政府合作，妥商办法。美国顺利成章地介入了东北交涉。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５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他一方面表示赞成中国和平统一，要求中国各党派召开国民会议。另一方面又一次明确表示，国民政府为中国境内惟一合法政府，“美国曾协助国民政府解除收复区内日军之武装，并使共军撤退，且将如此，美海军陆战队刻在华北即系如此。”66由于美国介入，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国共在美国调停下达成停战协议。这为国民政府与苏交涉、接收东北减少了障碍，也使国民政府更进一步依靠美国。在东北经济合作协议谈判出现僵局，苏联态度再次转为强硬时，美国又一次介入，明确表示反对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使国民政府彻底倒向美国，对苏的态度也转为强硬。最后逼迫苏联只能支持中共与美、蒋抗衡的局面。
中共在这尖锐复杂的政治格局中，正确地把握了自身的定位和发展。
中共对美采取“中立美国”政策，以减缓中共对蒋斗争中来自美国的干扰。对苏则针对苏联想利用中共与美蒋对峙的策略，尽量争取获得苏联的帮助。正如王若飞在１９４５年９月４日对民主同盟人士谈话时所说：“中苏条约虽以一切援助国民政府，事实上并非表示苏联决不援助中国共产党；东北现在苏军手中，故中国共产党之军队如于此时进入东北，除非苏军抗拒，并无其他阻碍，而苏是否会抗拒，则又为不必解释之事也。”67中共在东北的迅速发展，使斯大林大大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苏联最终选择了在东北支持中共的立场。
苏联出兵东北，客观的效果也好，主观的一定愿望也好，还是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忙，使中共的军队迅速进入东北作纵深的发展获得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和一定的物质上的有利条件，苏军在一些问题上还是暗中为中共的军队提供了方便。陈云１９８４年在谈到《辽沈决战》一书编辑中的几个问题时所透露的一段话很好，他说：“如果没有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我们的力量不可能发展那么快。苏联一方面受中苏协定约束，要把大城市和铁路干线移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明里暗里帮助我们。那时，东北北有苏联，东有朝鲜，西有蒙古，我们就像坐在沙发里，缺什么可以向苏联要，南满的伤兵、弹药可以通过朝鲜转运。”68所以，苏联的做法有可以批评的地方，如只说一面，恐怕都不妥。对国民政府来说，在它与苏联的关系中，也不必要一味的作千秋骂，多作一些历史的分析才是应该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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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13册，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央日报译印，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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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赫伯特•菲特著，《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会1989年1月版，第321页。
12《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563页。
1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563－565页。
14《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1册，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央日报译印，第49页。
1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596－597页。
16蒋中正著，《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2月出版，第140页。
17蒋中正著，《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2月出版，第140页。
1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第7卷，第969页。
1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644页。
20吴景平著，《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第474页。
21《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22日，台北1990年出版。
22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页。
23(美)《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1册，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央日报译印，第49页。
24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15页。
25《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1册，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央日报译印，第50页。
26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8页。
27苏洛次长接到10月1日照会后，问：“我运军由九龙往大连登陆后，就处何地，其目的何在。”
28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8页。
29《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会1988年9月版，第149页。
30董彦平，《苏俄据东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2页。
31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42页。
32《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8日，台北1990年出版。
33蒋中正著,《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2月出版,第150页。
34《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8日，台北1990年出版。
35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54页。
36《王世杰日记》，1945年7月27日，台北1990年出版。
37指11月15日蒋介石手谕：东北行营决定撤退。一、二日后看其反应如何。如有转圜之望则我方可表示并不欲在东北建树武力，也并不愿与何人启衅。地方政治机构可用民选制度。经济可与苏方合作。
38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54页。
39董彦平，《苏俄据东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47页。
40蒋中正著，《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2月出版,第151页。
41董彦平，《苏俄据东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52页。
42《蒋经国秘书访问莫斯科》，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编《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之四。
43蒋中正著,《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2月出版，第152页。
44鲍里索夫、科罗斯可夫合著：《苏中关系》，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第25页。
45上海版《中央日报》1946年12月15日。
4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1981年版第267页。
47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49页。
48董彦平，《苏俄据东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7页。
4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1981年版第371－372页。
50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48－551页。
51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0页。
52《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8日，台北1990年出版。
53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1页。
54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1页。
55姚松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7页。
5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1981年版第387页。
5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1981年版第395页。
5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1981年版第396页。
59《蒋经国秘书访问莫斯科》，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编《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之四。
60蒋中正著,《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12月出版,第174页。
61《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155页。
62《蒋经国秘书访问莫斯科》，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编《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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