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飞快地了解着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象一个巨大的人体。他走遍了它的神经末梢，但他觉得一直深入不到它的心脏。
它觉得这个城市的心脏就象霓虹灯下的总会，象一个核，你不把它的外围吃掉，它就看似很近，实际很远。
尽管很远，胡奚在缓慢地与它接近。
他几乎走遍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在一栋栋楼宇之间。多年以后，形容当时的情景，他说自己真的就象一只老鼠，闻着富人和金钱的味道，从一个楼洞钻入另一个楼洞，再从另一个楼洞迂回到下一个楼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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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多事之秋。
1993年，多事之秋。
1994年，多事之秋。
胡奚始终认为1992、1993年前后是中国所有的人都热情高涨、所有的物体都飞速膨胀的时期，这种状态在这两个年头达到顶峰。然后，沸腾的水逐渐趋于安静，象下面不断窜升的火苗被调低，直到保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
计划和市场的争战在1992年10月尘埃落定，市场成为名正言顺的发展方向。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争战于1984年10月决出胜负，计划经济被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胡奚后来想，他是一个老百姓，照老百姓的理解，一个商店不就是一个市场吗？商店中卖的不是商品还会是什么？不管是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管有没有计划，中国不早就是一个尽管不富裕却也充满了商品的市场经济社会吗？这还用得着争论吗？这么理解起来非常简单，但“左”、“右”两派和“公有制”、“私有制”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对于中国的路怎么走的影响却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政治家、经济学家、理论家们把锢了人们几十年的思想意识问题解决掉，何其艰辛。光概念的澄清，就整整八年。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争论还没包括在内。
概念的澄清不是单纯的文字变更。
伴随着概念的变化，中国在向前推进。
这种推进，与概念的变化亦步亦趋。
其实，胡奚那时哪里想过什么计划和市场之争。他对于现实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内涵，茫然无知。他清楚地记得，当计划和市场发生争战的时候，他在大学里学的仍然是几十年不变的政治经济学，后来说中国的情况变了，那本课程已经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就取消了，然后再没读过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这应该归咎于当时迟迟没有定论的争论，还是应该归咎于中国教育十分严重的危机？还好，现在的大学生不象他们以前那样了。可贵的是，胡奚后来觉得用不着争论的问题不管怎么说还是在“不争论、先干起来”的声音中起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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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奚、田梦娇一人一辆自行车，并排着走。
何醇、林暮雪一人一辆自行车，并排着走。
孟先河一辆自行车，载着肖伶一起走。
每人握住车把儿的手中都按着一个卷起来挺厚、足有一米多长的厘米纸筒。
他们前前后后，你追我赶，说说笑笑。到达开发区地界，捉对分道扬镳，从三个不同方向向着这个新兴城市的腹地扎了进去。
胡奚被田梦娇笑了不只一次。他从来不知道这一栋栋楼宇之中原来隐藏着这么多的公司。社会的变迁催生了大量闻所未闻的名词，这些楼宇在胡奚的生活中一直就被称做“楼”，在他的生活之外原来早已被称作“写字楼”，写字楼里面是“写字间”。写字间，就是公司或办公地点的代名词。这些公司的负责人，在胡奚的心中一直就是厂长或队长，至多有的改称了经理或老总，可实际上，他们已统统被称作“老板”。厂长、队长和经理，那本来只是位置的不同，摘掉乌纱帽，他们的身份是和胡奚完全一样的国家职工。然而老板，含义可就大大不同，“干什么都不如自己干老板”，那个年代，这句话早已成为人们心里想着、嘴里说着的口头禅。
胡奚感觉自己象是一只蝉的幼虫，一场雨过后，突破地面，爬上树干，向着长翅膀的蝉蜕化。这种蜕化，归功于他一之间融入了一个新的群体，大片的年轻人，象田梦娇、孟先河他们，和唐崴、江泉存在天壤之别的新朋友，给胡奚的思想和生活带来了猛烈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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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破三铁”象一声惊雷在国营企业职工中炸响。单位一个高层会议后，要以“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砸破“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声音一时间在老老小小的职工中间成为最热烈的话题。胡奚、江泉这帮年轻人开始心潮起伏，既兴奋，又担心。兴奋论资排辈似乎可以寿终正寝了，他们将放开手脚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担忧岗位重新组合他们会吃亏，担忧全员劳动合同制对于将来到底意味着什么，会不会从此动荡不安。可是，热闹了一阵，没什么动静，很快，纷纷嚷嚷的声音便偃旗息鼓。左看看右望望，大家都一样，还在原来的位置上，还是国家固定职工或干部。
年末。
胡奚、江泉第一次讨论“开发区”问题。胡奚听说有个同事调到开发区去了。问江泉，江泉也听说了。开发区在哪，是个什么地方？江泉也不清楚，只听说那里中外合资企业多，工资高，连国有单位的工资都比市里多出一块开发区补助。那不是很好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江泉说应该是应该去，恐怕没那么容易。那为什么别人能去？江泉说恐怕还是有关系，你没看这个走了，那个谁一直想走就是走不成吗？走不成多倒霉。
恐怕没那么容易，指的不是专业和能力问题，而是原单位的态度和影响问题。当时人才交流中心、职业介绍中心已经设立，江泉、胡奚他们竟然一次也没去过。唐崴的调走，是两头走动，先托关系找到好去处，然后托人打通本单位各个环节，让领导同意放人。虽然人才政策在松动，但中国的事情就是怪，明明知道人才应该流动，人才流动起来是个好事情，但有关政策在一开始总要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表达得模棱两可，制定得含含糊糊，你真要想流动了，却要背上“不安分”的名声。本单位领导同意你走，那好，你运气不错；不同意你走，你那么不安分，怎么在原单位继续呆下去？但领导就是不让你走，你就得呆下去，遭着白眼和冷遇呆下去。
江泉说的那个谁，是比胡奚早两年毕业的梁波涛。胡奚早就听说他自己找了个单位想调走，单位一直就是不放，老职工没有说他好话的，新职工就很少有人敢和他靠近，以免惹上嫌疑。
柳霏的悲痛刺激着胡奚。
胡奚开始利用在办公室和宿舍之间走碰头的机会，热情地与梁波涛打招呼，一声“嗨”、“你好”、“吃过了？”在他们之间传递起友好和信任。
当恰好只有两人在宿舍的时候，胡奚请他出去喝酒。酒，好多时候真的可以撞击胆量，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梁波涛大肆攻击单位高层领导，大肆怨恨着现实的不公，这让一向自诩为具有判逆精神的胡奚听得目瞪口呆，心惊胆战。更令他意外的，是这人人避而远之的梁波涛竟然与他拥有类似的成长历程，都来自农村，都有让人不堪回首的少年童年，都有充满幻想的过去和不如意的现在。但他懂得似乎特别多。胡奚自叹弗如，大呼知己，知己。
梁波涛在酒精的催化下滔滔不绝，完全没有胡奚说话的份儿。断断续续，他说，胡奚你真应该多看看报纸，你太缺乏实践和社会经验。当然，看报纸也没用，你刚毕业不到两年，分不清真真假假。我们六十年代末出生、八十年代末毕业的大学生是思想非常容易解放但现实并不真的让你解放的一代人。没看报纸天天讲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吗？我本来以为思想有什么好解放的？既然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那么当然就是什么好就干什么，怎么干最好就怎么干，怎么个活法最好就怎么活，不就得了？得！哈哈，现实不是这么回事。你看老哥我多窝囊？嘿嘿，咱们来错了地方。咱们这个单位不管领导还是一般职工，思想保守得要命，观念陈旧得要命，管理落后得要命。人浮于事，推诿扯皮，打击报复，他们最有一套。但话又说回来，他是真的思想没有解放吗？有些人心里明镜儿似的，怎么有人可以调走，有的人就死活不让调走？唐崴你熟悉，他是调往国家机关啊，人家势利。你看比我们早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哪个得到重用了？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有能力，但这个世道是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重用你？你行了，不显出他不行了？那是万万不能的。让你走？你好了，显得他留不住人，不会用人，那也是万万不能的。他们这么对待我，嘿，不要紧，我扛得起，我已经学会脸皮厚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等着看，今天走不了，不等于明天我走不了。破三铁你总知道吧？那是从三资企业那里学来的。我们北方三铁想破破不了，广州、深圳那边早过时了，人家现在最热门的是炒股票。三资企业会越来越多，兄弟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啊，等着看吧。
梁波涛的犀利言辞和愤懑情绪，对胡奚不啻一次思想启蒙。胡奚“是是是”、“嗯嗯嗯”、“怎么讲”地随口附和着，心下暗暗筹划起自己的打算。
从梁波涛对当时社会的分析中，胡奚对他所关心的企业质问题开始有所认识。在胡奚的认知中，除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剩下的全是个体户。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农村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是城市，允许个人干，个体户富起来。至于中外合资企业，那时并不很多，尽管收入高一些，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留在值得信赖、有安全感的国营企业。明显上规模的私营企业也不多，影响也不大，也可能已经挺多，但都避锋芒，怕露富，反正胡奚不怎么知道。后来情况当然变了。他买来了书籍，从理论上对这些现象进行认识、分析和研究，象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有制、有限责任公司、三资企业等等概念的内涵和区别，轮廓清晰起来。
感觉心里有底了。问柳霏，你是本地人，知道开发区吧？柳霏知道。你问开发区干什么？想应聘过去？胡奚想不到柳霏居然会反问这个。怎么应聘？柳霏说那里有个科技人才交流中心，听同学说的。
周末，他让柳霏带他去了开发区。两个手拉手逛遍了开发区的东南西北，看到了一个个挂有中外合资某某公司醒目招牌的工厂，胡奚不由地感叹原来这里别有一片天地。打听着找到那个中心，眼前一亮，去的正是时候，招聘的单位很多。看来看去，没有适合胡奚的。一家招聘叫做什么前台服务人员的宾馆引起了胡奚和柳霏的兴趣。柳霏不好意思问，胡奚勇敢地走上前去，“先生，前台服务人员是什么质的工作，都有什么要求？”那位先生眼睛看着柳霏，很和气地回答：“前台服务就是为来往的客人登记安排房间，接听电话，非常简单。要求，二十三岁以下，一米六二以上，外表端庄。”胡奚一听，柳霏完全符合。那位先生似乎对柳霏很满意，主动让她填张登记表，胡奚一边问着一边帮她填了。
柳霏很快收到录用通知。回家告诉父母，不想父母坚决反对。说宾馆不是好地方，对孩子太危险，而且今天用你明天不用你怎么办？会给多少工资？咱们不去。就算给工资高，也不去。现在的工作虽然不好，毕竟是国营单位，有保障，去那种单位以后生老病死谁管你？胡奚说以后不会总吃大锅饭的，宾馆再不保险，可是工作轻松、干净，比柳霏现在又哭又闹的工作强多了，就让她去吧。柳霏父母连连摇头，不行，不行。
那种时候，谁知道以后会怎样呢？光说要改革开放，可是谁也没说社会要走向哪个方向。柳霏尽管死活不满意现在的工作，但对于去宾馆也是惴惴不安。谁会知道多年以后她所在的那家工厂会破产倒闭呢？如果知道，还考虑什么国营不国营、保险不保险？胡奚那时也不知道，所以他不能坚决反对并说服柳霏父母。只是心里嘀咕，你们不是说过不用她干了，让她回家养着她吗？原来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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