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话的问题是以偏概全。确实万历十四年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上疏说万历身体不好是因为好色，被杖责六十；此外雒于仁攻击万历酒色财气，也被削职为民，这也是事实。但根据这两件事情，就得出结论说“总之，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这就有问题了。事实正好相反，对万历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部分没有遭到惩罚。
批评乃至谩骂万历皇帝的官员其实为数不少，比如万历二十四年，张养蒙效仿雒于仁之故伎，又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万历并没有理睬他。还有如万历三十二年赵世卿上疏说“陛下试思：服食宫室，以至营造征讨，上何事不取之民，民何事不供之上？嗟此赤子，曾无负于国，乃民方欢呼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民方奔走以供九重之劳，而陛下不少慰其劳；民方竭蹶以赴九重之难，而陛下不少恤其难。返之于心，必有不自安者矣。陛下勿谓蠢蠢小民可驾驭自我，生杀自我，而不足介意也。民之心既天之心，今天谴频仍，雷火妖虫，淫雨叠至，变不虚生，其应非远。故今日欲回天意在恤民心，欲恤民心在罢矿税，无烦再计而决者。”[①]语气近于威胁恐吓，但万历也没有生气，给他的回应是“帝优答之，而不行”。其他诸如此类，不可胜数。
蔡明伦的《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②]一文，叙述就颇为详细，仅仅文中提到的参与对万历皇帝批斗漫骂的人名就有李沂、谢杰、王元翰、马经纶、魏允贞、李三才、田大益、张养蒙、马孟祯、许闻造。其中有些人在上疏中对万历的漫骂更是到了歇斯底里，无所顾忌的地步。比如田大益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蔡明伦评论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的体无完肤”，他总结说“这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中”[③]。
当时人于慎行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④]，大学士许国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⑤]
对此，神宗也并非不知道，早在万历十八年，他就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但言官们听了神宗的训斥以后，不但不加收敛，反而更肆无忌惮。万历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只是在他们的无理漫骂攻击中锻炼出来好脾气。还是于慎行说的：“今上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卷而封之。”[⑥]
对万历的这种行为如何评论是另一回事，但有一点很清楚的，阎崇年教授说“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阎崇年教授又说“万历皇帝喜欢别人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迎，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万历亲政之初，阁臣还敢提出不同意见。明朝制度：内阁的职责是‘票拟’和‘封驳’。‘票拟’就是在奏章上草拟处理意见，供皇上决策时参考；“封驳”就是对皇上下发到内阁的批示，可以提出反驳意见。如万历帝册立皇太子事，夜里二更下诏，阁臣沈一贯认为不妥，加以封驳，说‘（臣）万死不敢奉诏’，万历皇帝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但是，自从惩治张居正后，内阁大臣，多为畏缩——‘票拟’多被‘留中’，‘封驳’则多不敢为。有句话叫作‘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因为万历皇帝喜欢的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奴才，久而久之，奸佞小人就围在他身边，特别是宦官。”
这一段话的问题似乎是故意颠倒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以达到附会自己观点的目的。
阁臣沈一贯封驳万历关于册立皇太子的批示，说“臣万死不敢奉诏”，这件事情发生在万历29年十月十一日。这离万历开始亲政，已经有19年的时间了，不是什么亲政之初了！更何况，无论在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大臣驳回万历的意见，万历自己的意志不得不屈服于大臣的意志的事情屡有发生。
比如万历二十年，礼部都给事中李献可等人又联名上疏逼迫万历表态，结果这些人在上疏中居然把弘治年号写错成“弘洪”，神宗抓住这一点进行反击，他批复说“册立已有旨了，这厮每又来烦激，且本内年号错写，显是故违明旨，污戏君上，好生可恶，为首的姑着降一级调任外用，其余各罚俸六个月”[⑦]。
平心而论，这样的处罚并不算重，如果是清朝的皇帝碰到这种错写年号的事情，那么当事者受到的惩罚恐怕就不是这么轻描淡写了，事实上清朝文字狱中许多事件的性质远比比写错年号要轻的多，但受到的处罚却是残酷得多，砍头就属从轻发落了。
这么轻的处罚，内阁接到以后按皇帝的意思拟旨发下执行就是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大臣给皇帝上疏中出现这类低级错误，确实是粗心草率到极点，至少是不太认真，稍微检查一下都可以发现的错误，如果给皇帝上疏都这么吊儿郎当，这么马虎，那又这么能指望他们对自己工作职责认真呢？加以责罚是有道理的。再说皇帝毕竟是皇帝，这点面子总是要给的。
但明朝的内阁却不是这样，猜一下当时的内阁首辅王家屏是怎么做的？他接到万历的批示之后，一点情面都不给皇帝留，原封不动的把皇帝的批示退了回去，并且还附上自己的反驳意见，把皇帝的批示反驳的似乎一无是处。结果“对于首辅敢于封还御批，神宗十分不满，又不便于发作”[⑧]
谁知道内阁首辅王家屏看见皇帝对他的反驳装聋子，还觉得不满意，不依不饶，牛脾气发作，干脆假称自己生病，不理政事来要挟，再接着就是辞职来要挟。万历皇帝被他逼到了这份上，也是哭笑不得，只得派了一名文书官到王家屏私邸，递交手谕，表明自己态度，要王家屏出来办事。手谕中是这么说的“迩年以来，善事小臣狂肆不道，逞意激扰，姑以薄罚。卿为佐治，见此要名不义之徒，自宜调停厝处，缓词解谏，却乃径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思卿真欲以此挟君废政，沽名逸卧，岂人臣之义哉！……方今国务多艰，卿忽然高卧，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暂假数日即出，入阁办事”[⑨]
万历也算是好话说尽，谁知道这个王家屏，执意要辞职回家，尽管万历再三挽留，他也不肯答应。最后万历无奈，只能放他回去了事。
这是万历29年之前的，再如之后的，前面引过的“至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数十万。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之一。世卿复言：‘陛下大婚止七万，长公主下嫁止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帝不得已从之。福王新出府第，设崇文税店，争民利，世卿亦谏阻。”
再比如阎崇年自己也提到过的万历三十四年云南事变，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人率领一万多人焚烧当地矿税太监杨荣住所，杀死杨荣后焚尸，并且连带杀死了杨荣党羽一百多人，我们先不去争论杨荣与当地官员谁是谁非。单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说，对任何一个政权，其性质都属于非法暴乱了，没有经过中央政府的许可就用暴力手段处死派遣到的当地的人员，还大量杀伤人命，无论理由是什么，这都是不被允许的。如樊树志教授所说，“神宗闻讯后怒气冲冲，竟至绝食数天”，照神宗自己的意思，对这样性质的事件，是应该从重处理的。最后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如何呢，明史中的记载是“帝为不食者数日，欲逮问守土官。大学士沈鲤揭争，且密属太监陈矩剖示。帝乃止诛世勋等”[⑩]这同样是在大臣力争之后，万历不得不屈服的例子。
从这些事实来看，阎教授所说的“自从惩治张居正后，内阁大臣，多为萎缩——‘票拟’多被‘留中’，‘封驳’则多不敢为”，也是严重不符事实的。事实上，惩治张居正也就是万历十一年的事情，无须列举其他例子，仅仅是阎教授自己举出的万历二十九年年沈一贯封驳万历的事情，就足以说明他的错误了。
至于说“有句话叫作‘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因为万历皇帝喜欢的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奴才，久而久之，奸佞小人就围在他身边，特别是宦官。”不论宦官的话，这些话似乎更适合于形容清朝的皇帝，而宦官在清朝不显眼，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所有的文官大臣本身都已经沦为宦官一样的奴才了，虽然生理上没有阉割，但精神上却阉割了。至于象明代万历时期那样，言官群起对万历抨击乃至谩骂，甚至以攻击皇帝为荣耀的现象，在清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孟森说过清朝一件事情来和明朝的皇帝做对比，“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11]虽然他是拿嘉庆和建文帝向批评他的大臣道歉做对比，但和万历对比也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嘉庆在满清并不算最残暴的一个皇帝，所以还有人敢提一点意见。但已经是如此。
这里可以介绍乾隆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清代文字狱纪略》[12]中，有一个案子是尹会一为其父尹嘉铨请谥，并请从祀文庙，本意是效忠献媚顺便显示孝心之举，结果乾隆朱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这当然还只是表面的理由，他的罪状中还有一条就是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而乾隆也自称过古稀，“与御制古稀相契”[13]。最后结果是尹嘉铨被绞死，这在清代文字狱中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
还有个例子是纪晓岚在乾隆南巡时见其劳民伤财,进行劝阻。结果乾隆怎么说？他是勃然震怒:“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14]
在清朝皇帝眼里，纪晓岚这样的，和倡优等同，对照一下明代正德皇帝万历皇帝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好被文官挑错甚至攻击被丑化的准备，可见情形的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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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列传第一百八》
[②]蔡明伦《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史学月刊》2006.4
[③]同上
[④]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三八
[⑤]《明史》卷231《列传第一百十九》
[⑥]同①
[⑦]王家屏《王文端公奏疏》卷4《封还御制申救言官揭》转引自樊树志《晚明史》第500页
[⑧]樊树志《晚明史》第500页
[⑨]《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年壬辰卷，三月，大学士王家屏封还内降寻罢条，转引自《晚明史》第502页
[⑩]《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宦官二》
[11]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81页
[12]见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出版1999年1月第一版
[13]《清代禁书总述》第64到65页
[14]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34，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