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说万历贪财里提到的“贪敛钱财。万历帝派矿监、税监到全国各地去搜刮，‘明珠、异宝、文毳（cuì）、锦绮山积，赢羡亿万计’（《明史?诸王五》）。这些钱财不入户部的国库，而归入内帑（tǎnɡ），就是皇帝的私库。中央及地方大小官员，上奏百疏，拒不采纳。”
关于万历矿税的问题，推荐几篇文章，首先是2002年第一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上林枫写的《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还有就是同期刊物上的田口宏二朗的《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此外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与税收》一书也是重要参考。
这里如果对矿税的起因，后果作详细的分析，篇幅太长。
只简单的说一下，单纯认为万历派遣矿税太监原因就是贪财，单纯的把当时各种文人和大臣记载的矿税太监恶行跋扈全部信为事实，这种观点即便在学术界也是存在争议的。至于把问题全部归结为万历和太监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和批判，这更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严谨作风。
正如林枫所说“当代史家多将矿税归结为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明神宗对白银的强烈追求。明神宗嗜财是实，但也仅道出矿税大兴原委之一，为何可‘以矿税启之’，大家都没有作出具体解释。事实上，明神宗选择矿税（实际上不仅是矿课，应是商业税总体）而非其他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非偶然，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明代前期税收制度不合理设计，为商业税收增收留下很大余地。”[①]
我们先不要气势汹汹的排斥有别于阎教授把矿税归结为个人道德和太监恶行的其他观点，不妨尝试一下站在另外的角度，设想一下另外的可能。这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明代的财政制度不合理，具体说商业税收过低，是万历收取矿税的更根本的原因
日本学者田口宏二朗也描绘了明代商业税过低的情况：
“……，在此将黄仁宇教授所分类的明朝收入细目、岁额表附录于此。虽然表中这种折银交纳的商业税（船钞、商税、番舶、抽分、契税、竹木抽分）的数据是十六世纪以后的状况，而且船钞收入数额本身也比明初以来大大增加了，但惊人的是，这五项收入却仅占有明朝总收入的2%”[②]
而关于矿税太监，我们当然不能排除一些太监个人品质恶劣，雇佣地痞流氓四处作恶的事实，但是同样不能排除许多情况下，是地方官员和商业利益集团对矿税太监作为的夸大和渲染
在明代增加商业税，通过文官控制的政府系统，可能性很小。除非和文官集团发生正面交锋，但交锋结果，万历皇帝大概除了失败不会有第二种可能。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绕开文官系统，在政府之外通过另外的渠道达到目的！而万历也正是这么做的，矿税太监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但是使用矿税太监的结果是虽然可以暂时绕开文官直接干涉,但是在舆论上却给群狼一样的文官以更大的攻击借口。增加商业税，本就让文官集团怒火中烧；再加上太监一直是人们所厌恶鄙视的对象，而太监本身的作为也确实有隙可乘，这就更让文官集团自以为抓到把柄。于是一面煽动底层商人手工业者的情绪，纵容他们用暴力来抵挡阻挠矿税太监收税的行动，另一面发动一浪接一浪的舆论攻势，在野的文人也好，在朝的官员也好，都纷纷摇动笔竿，竭尽全力的抹黑丑化矿税，在他们的描绘下，万历征收矿税简直是罪大恶极，天怒人怨，敲骨吸髓，弄的国家暗无天日。工商业被破坏殆尽。
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是：
“矿监税使的搜刮掠夺加速了各阶层的贫困化，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手工业者和商人。苛重的税收使手工业作坊主和小手工业者以及大小商人纷纷停业和破产，工商业日趋萧条。全国各地的手工业生产均遭到矿监税使的破坏，……全国城镇的商业也由于税收的苛敛肆虐遭到破坏”[③]
但事实果真如此么？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田口宏二朗说“近十年以来，矿税问题屡次引起了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但是这些前辈学者们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倾向性，都强调了其‘非法’、‘不合理’剥削的一面，把那个‘祸’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万历皇帝和宦官们的个人素质上；然而作为政策问题的‘矿、税’，却很少有人言及。……还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学者们的研究都仅仅依据明末东林系文人言论而已，关键的问题不是对明末官员们阐述的矿税问题如何进行考察而是要考察矿税本身的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以及其具体运作的问题”[④]
前面部分提过，万历矿税大约在每年40万到50万两白银之间。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据说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据说让各地的工商业者和百姓遭到了一场少有的浩劫，据说是让“手工业作坊主和小手工业者以及大小商人纷纷停业和破产，工商业日趋萧条。全国各地的手工业生产均遭到矿监税使的破坏”，然而如此掠夺的结果却仅仅是每年最多五十万两白银，甚至可能还不如几个商人做生意时一次动用的资金数量之和！有些明朝文人对此的解释是大部分的钱到了那些矿税太监的腰包里去了，真正交上去的是少数，甚至有说没有交上去的，比交上去的十倍还多。但似乎缺乏足够事实佐证他们的观点，倒有反证。万历时期有一些说是侵吞巨额矿税收入的太监被抄家，但结果是这些太监家里的财产实在有限，没有一些人宣称的那么富裕。当然文官们对此的说辞，就是在抄家之前，已经把财产转移了。这是老一套了，过去嘉靖时期严嵩被抄家时他们这么说，后来张居正抄家的时候他们这么说，但这就没有办法查实了。
田口宏二朗说“宦官们在征收各样税目时的态度，与其说是暴戾恣睢，不如说是作为官僚的负责努力”，这种说法和传统观点当然相差很远，但也是有其根据的。
按照那些竭力妖魔化矿税者的说法，万历时期在矿税掠夺摧残之下真是商业残破，民生凋敝，经济萧条，一片凄凉景象。那些文官们向皇帝的上疏中的更是把情形描述的极端可怕。
然而，根据大量的事实资料，万历时期不但不是所谓的商业残破经济萧条的时期，恰恰是明朝商业最为繁荣，经济最为活跃的时期。
宋应星《野议.盐政论》云：“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
写过“冲冠一怒为红颜”圆圆曲的吴梅村有诗：“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
清初的明遗民顾梦游说“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⑤]
还有写于明末清初的《樵史通俗演义》开头有这么一段话“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以上这些人追忆的万历时期一片旺盛繁荣的景象，或许有夸大之处，但与一些人说描绘的万历时期暗无天日的景象，显然是存在很大的出入。
文官集团竭力丑化贬低矿税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田口宏二朗转述新宫学教授的观点认为：
“商税在州县等地方机关里逐渐成为重要的财源，各个牙行承包征收商税业务以后，各地争先恐后滥立牙行。………岩井茂树教授强调了以下观点：在各个州县里，以宝钞表示的原额一直制约着商税收入，并且，16世纪开始折银交纳商税的现象普及以后，地方官们都把这项收入编入定额条鞭，这就更加减少了这项税目的伸缩性。……皇帝、宦官和武官们尽力谋求扩大帝室财源，……虽然武官和宦官们相当仔细地指定收入项目，但是这些项目事实上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也就是说，当时帝室、户部和地方政府集中于同一个‘灰色’的权益范畴（即商业、手工业剩余），呈现着好象拔河比赛一样的状况，……宦官们自己也没有建立恒久专管帝室财政的制度的意图和能力”[⑥]
也就是在说在反对矿税的声音背后，实际上是地方和中央争夺利益的斗争。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认为事情真相就是如此。在反对矿税的浪潮中，确实有一部分因素是地方和中央争夺利益的斗争，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因素，按照明朝的制度，任何地方官都是从别的地区调过来的，而且任职时间也有限，没有太大的必要为了地方的利益去和中央作对。
我认为原因还是文官集团本身即为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自然对任何有可能损害商人集团利益的政策竭力反对。篇幅所限，这里只是提出这个观点供参考，而无法详细展开论证。阎教授关于矿税的观点也只是遵循传统的看法，而并非他个人的发明，这里只是说这种观点可能还不足以成为定论，还有一定争议，这个问题不必严格的看成他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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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枫《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
[②]田口宏二朗《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
[③]步近智张安奇著《顾宪成、高攀龙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3页
[④]同①
[⑤]《秦淮感旧》，《顾与治诗集》第二卷，转引自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探析》，见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编《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南京出版社1990年1月第一版，第27到38页
[⑥]田口宏二朗《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