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的黑板是一块被漆成黑色的木，一头架在两个叉子上，另一头靠在墙壁上，数张破旧的课桌、凳子。可能前面两、三节课是教学，而后面的是自习课，幼儿园的学生只上四节课就放学了。在幼儿园里学到了些什么现在肯定是不记得了，当然最简单的应该是那时学会的。记忆里最深刻的是：自习课上，教书的女老师易玉先守着过道或门口，门口另一面朝向大礼堂，我们没机会从这边走，估计那时也不敢这么做。有的同学爬在高墙上看着隔壁食堂厨师的活儿、闻着米饭的香味，有的扒在课桌上打盹儿，有的在玩游戏，有的在“谈心”，有的在唱歌，更有的从后面的窗户空隙里钻出去、绕过操场、跨过校门或围墙，回家吃饭去了。到第四节“铛，铛——”的下课钟声响时，教室里只剩下五、六个老实的“小不点”。
一年级开学时，不知道是因为来报名的孩子太多，还是国家真的有这个规矩：未满七岁的小孩，一年级不接受。好像这个规则，现在仍在我们那儿作怪，有点夷意所思啊，难道七岁就聪明些，六岁、五岁的小孩就愚蠢得多。最搞笑的在后面：我被接受了，而王卫先、王爱先、王连先三人反被拒绝，气得他们的父母口腔直冒浓烟。
“为什么比我儿子小的允许上，而我孩子反而不行？什么意思！”
“我可以回家拿户口本给你们看，我家的小孩确实比他家的大！”
“是不是看不起人啊！……”
“……”
“明年再来，明年再来！”
“太不讲理了，……”
“……”
……
最后他们还是晚了一届，至于我为什么上成了，可能是因为那个登记的老师王翔先，自己村里的，他教过我二姐的书，我二姐当时的成绩很好，因此他觉得我的成绩也应该不错、比较听老师的话。可惜他只猜对了一半，而且最后一年级也不是他来教，新调来的一个女老师担当了此任，他好像是教二年级的二姐。
新来的老师可不“新”，一个比较年长的妇女，名叫李桂先，对付小学生很有“一套”，反正当时我们班的同学都有点……
“怕”她。每天都布置很多的作业，没完成的第二天要留校写完才可以回家，我们每天回家都恨不得立马完成“任务”，可是当时我写字写得又慢又差，到了晚上深夜都还没做完，在灯火下又困又累，这样就更加的缓慢。父母陪在身边，他们说帮我写，但我又怕他们的字会被老师发现，因为他们的字比我当时的肯定是好得多。
秋冬之季，我们那儿的天气比较寒冷，小孩子肯定是不太爱洗澡的，但听到老师讲她的鼻子非常灵敏，谁身上有太多的汗臭味，她一闻就知道了，吓得我差不多两、三天就洗一次澡。反正当时她说什么，我就信什么，长大后才发现所有的小孩都有这样一个特性：读小学时怕老师。不知道是有的老师教道无方，还是小孩子们自己的心理在作祟。
这种方法对别人可能无益，对我来说居然是一剂“良药”，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真的在发挥功效。她把全班的学生按成绩好坏分成三类：差、中、优，差的坐在教室左边的一大排，中的坐在中间一大组、优的坐在右边。那时的我数学倒还比较好，语文简直一塌糊涂，可在她那“高压严打”的政策下，我居然从左到中到右地调动着位置，从刚开始每天都要被“留堂”，到后来可以提前交卷。不知道是她的手段起了作用还是自己有了兴趣、信心、诀窍，可能各有一半吧！
期末考试时，不知道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名声”，还是体现自己的高教学水平，奖金有加，我被安排了“照顾”“后进生”的“光荣”任务，好像当时的几个小学学校都是这么做的，看来是前者的原因大些，大家要互相比拼教学质量，后者也有些吧。监考的是外校的老师，他们恨不得每个考生在他们眼皮底下考试，而我们尽可能不让他们抓到“把柄”。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场是考数学，而数学是我的强项，不到半场时间我就把所有的题目做完，并且检查了两、三遍，甚至我把本试卷一共多少页，这是第几页理解成了：请你提出几个问题来，当然是在下面乱编几个数学题出来。又检查一遍之后，我并没像以往那样气昂昂地提前交卷，而是要么斜坐在一边试卷放在另一边，要么手举试卷，故作冥思苦想的样子。当然这些没能逃过主考官的“法眼”，我们学生哪是老师的对手啊，但他没证据。他可能把情况告诉了巡逻员，而巡逻员突然冲进考场，说我抄袭人家的答案，没收我的试卷，并威胁我：试卷作零分处理。我肯定是不同意这说法，甚至委屈地哭了起来。至于最后的结果是：数学得了一百还是九十九分，但扣掉了十分，理由是大闹考场、扰乱秩序，而且这个消息是我大姐在中心小学碰到李老师，寻问其……
弟考多少分时才知道的。从那以后我就很少主动地把自己的试卷给别的同学看，一来“害人”，二来可能“害己”。
我们所上的学校名叫“向群小学”，是我们村的村名“市群村”和邻村“向兴村”的并称，所处的位置就在两个村庄之间，更接近邻村，而生源就是四周几个村子的孩子。在一年级认识了周芽先，当时他是班长，成绩也特别的好，两个人非常要好，经常一起玩耍、放学一块回去，甚至到对方家里把作业做完后玩一阵才回自己的“窝”，他所在的村子在相邻的另一个方向上，而且他姑姑就嫁在我村里。对于他的印象一直是：很聪明但也很贪玩。
二年级的班主任仍是李桂先，那时学校里成立了一个什么卫生检查小组，从每班选一名学生作其中的成员，每天还是每周检查各个班的情况，而我是我班的代表，王卫先是他们一年级的代表，其实我们一个年级就一个班，每班大概三、四十来人的样子，所谓的代表都是那些成绩好的学生而已。我和王卫先经常两人在一起偷偷地商量：给这个班打多少分，给那个又是什么成绩，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当然自己班的分数给得很高。还记得他们一年级的老师又是新调来的，但这次从里里外外都是“新”的：一个细细巧巧的青年女生，大概是刚从幼师毕业出来，身高中等偏下，感觉是一个大姐姐，而不是老师，她班上的学生都不怕她，还爱和她开玩笑。她的名字有点诗情画意，叫段诗先，也不知道是谁知道她有了男朋友，故我们经常暗地打趣，“段家的诗姑娘躺在床上思念自己的情郎。”思音同诗，放学后她就在学校的大礼堂里看作业，而四周挤满了学生，男的、女的差不多各占一半。她上我们班的音乐课，会弹钢琴，不但教课本有的歌儿，还教流行歌曲，可能我们那时还不太懂流行歌曲，或者这些歌曲也只能流行一段时间吧，到现在还能响起在耳边的就只剩下《送别》这首歌了：
“长亭外，古道旁，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
教三年级的是我们村里的王时先老师，而三年级就开始要求写作文，为了提高学生作文的思维，他要求我们每天除了做完布置的家庭作业外还要写一篇日记，让每小组的组长检查“任务”完成的情况，没有完成作业除了补交上去，还要受到惩罚——用篾片打手心。由于在一、二年级有了经验：老师总是布置差不多的作业，比如今天把某篇文章抄五遍，到了后天又是把这篇课文写三遍，因此我就把前天的作业当成今天的作业，这样肯定是省时省事，而日记那就更简……
单，只要把日期改一下，立刻变成一“新作”。
真应了“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句话，有一次王老师抽查作业刚好点到了我，而我肯定是没做，只好硬着头皮指给他看，这一块、那一团的，这一页、那一篇，他自然是不满意，用力地抽了两下。下课后是中饭时间，我二姐把盛饭的盆子给我端来了，估计是班上的女学生告诉她整个事情，我当时的感觉是她来看我的“热闹”，刚才的“痛”还没清除，又来新的“麻烦”，一气之下“疼”得我把当天的午餐都打落在地上。也许是第一次被老师打手心的感觉是如此的难受，这之后我就再没像以前那样“偷工减料”了，但我的作文水平还是那么个样子，也没多少进步，直到碰到四年级的老师。可见“体罚”和“超负荷”地做家庭作业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要想“彻底治愈病根”，只有先从意识入手，然后找到“病源”、“对症下药”。
四年级的语文老师彭望先是刚从其他学校转调过来的，矮矮瘦瘦的，因此看上去就显得更加的年老。他怎么教语文的也忘记得差不多，可能是从词组、句子开始的吧，只记得他教我们写作文：首先审题，然后自己确定从哪几个方面围绕中心来描述整个事情，每次作文课上他就会把全班上次写得最好的文章拿出来朗读一遍，让大家共同鉴赏一下。还记得有一次是写《故乡的特产》，反正我是写得比较的“烂”，而同学王国先把故乡的特产“茶油”描述得绘声绘色：春天油茶树开着一朵朵雪白的花儿，乍看山上成了花的海洋，蜜蜂“嗡嗡”地忙碌个不停，小朋友则钻在花海中争先恐后地吸着蜂蜜；夏天油茶树结了红的、白的“茶片”，它们又成了我们口中的美食；秋天树上挂满了球状或椭球形的茶油果实，红的、青的，象征了又一个丰收之年，到了采摘时节，人们头戴帽子、身着粗布衣服、肩挎竹篓，在树丛中穿梭往来，一担担的茶油果实被送回自己的家中；冬天去了外壳、晒或烘干的茶油果实在榨油房经过碾、蒸、压等一系列的工序下，溢出黄澄澄、金灿灿的茶油，下雪之后，推开窗门，就可以看到油茶树在冷飕飕的北风里一闪一闪地发着光芒，好像昨夜谁给它们全都披上了一件银灰色的外衣，跑过去仔细一瞧绿中映白、白中现绿，简直是天然的翡翠，小心翼翼地把两者分剥开来，一块透明的、椭状的“树叶”就在你手心窝里，放进嘴中，轻轻一咂，感觉棒极了。茶油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包含不少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用它煮出来的菜格外的亮、香，吃起来也分外的爽！听说茶油还可以治很多病，而茶油楂不但可以作洗洁剂，还可当作……
肥皂、洗发剂来用，外壳用来作引火材料，因此可以说茶油果实全身是宝。
而我写得最好的一篇是期中考试的作文，是自由发挥的题目，写自己难忘的一件小事：我虚构了学校校门口的马路上有一个大坑，一到下雨天就积满了水，过往的学生有的不小心滑倒了，摔得个屁股朝天，有的一不留神一只脚踏了进去，浸湿了鞋袜，有的洁白的衣服被“画”上了“梅花”点……在一个明媚的星期天，我们班上的几位同学不约而同地来到这儿，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终于把它给摆平了，大家的“花猫脸”上盛开了一朵艳丽的桃花。好像差点儿得了满分，后来我才发现：虚构的作文是我最善长的，而写景的文章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可能我们就是在这互相学习的基础上，水平逐渐的提高，而人类的任何事情何尝不是如此，你影响着别人，别人也改变了你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大家都是在前进着。
三、四年级的数学老师一直是毛福先，至于二年级时是不是他现在已经很模糊了，他的身材很高，可是健康度却不怎么“高”。四年级第一学期快结束时，他的胃做了手术，躺在家里休息。不久学校发起了捐款活动，当时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没钱出物质也行！为毛老师尽快恢复身体、走上讲台而伸出你的双手！”大家一角、一分的，不少的真的把家里的鸡蛋、糖等捐了出来，捐得最多的好像有七、八元还是十多元，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大的数目，最后派一个队伍：两名老师、我、其他班的代表及捐得最多的几个去看望他。那天我有点感冒，还没走到一半的路，天就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我们又没带雨伞，只好摘了种在通水沟旁的荷叶顶在头上，他住的村庄离学校还比较远，雨水的滋润使得田埂、上山路格外的光滑，有几个甚至摔倒在路面上。好不容易到了他家里，跨进门口就见到毛老师坐在火炉边，身上不但穿着厚棉袄，还外披厚棉絮被，两颊深陷下去，脸色黝黑，见到我们连忙起身，寒暄一阵后，我们祝福他早日恢复健康、保重身体，就离开了那狭窄的、幽暗的房子。回到家里，天都快黑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和蔼、尽职的老师。
从幼儿园到四年级都是在向群小学度过的，没想到现在那个学校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六个大教室、一个大礼堂、教幼儿园的老师、以及几位骨干老师，不同的是：添加了几个“新面孔”、上学的孩子的数目却大大减小了。不知道是在其他学校去读，还是什么原因？“摇摇欲坠”的楼房在风雨中走过了五、六十年的光阴，孤立立的！
五、六年级是在瑶塘中心小学就读，中心小学坐落在一个山坡上，下面是一个……
大村庄，开学第一天在新学校里面逛着，感觉到处都是新的：不认识的学生、相对向群小学而言的，崭新的教学楼、宽敞的操场、高大的厕所等，虽然以前来过几次，如六一儿童节，但感受还是不一样，毕竟要在这里学习了。学校早已经把各位同学编好了班，在得知自己被分到五（二）班时，我就跑上三楼去看教室，没想到在此碰见了老熟人——彭老师，原来他也调到中心小学，他刚好把教室门打开时看到了我，
“你怎么还不进来？”
“不好意思，我不是你班的学生。”
他是五（一）班的班主任，而我们班的老师叫廖云先，可教室门那天一直没开，直到第三天。在上语文课时，一个年过半百、两鬓花白的老头走了进来，神采奕奕地告诉大家，
“我就是你们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一课，……”
他教授课文时，特别关注词组、段落结构等，把一篇有血有肉的文章分析得透透彻彻地，就好像是把那些皮肤、肌肉都剥掉了，只剩下基本的骨架，让人一瞧就明瞭那里是脊椎、那里是关节、那里是尾端。
在这个学校早、中餐都在食堂蒸，学生每月有两次机会向学校交规定数额的米量，食堂有专门的饭盆用来蒸饭，九个人一盆饭，每次下课铃声一响，从各个教室冲出一个个左手持筷或叉子、右手握碗或盆子的学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露天的食堂，挑出饭质最好的一盆来，选择最大或中间的那块挖起来，有的甚至超过了已定的界线，把属于还没来的人家的部分份儿“抢”到了自己的名下，狼吞虎咽地解决完。其实那些工作人员哪有把米按足够的数量下放到里面，扣下来的粮食肯定是进了他们和老师的“肚”里。
有一天上午第一节的课间休息时，我吃着早上剩下的米饭，五（三）班的一个同学突然走到我的背后，从怀中掏出一把匕首，按在我脖子上，
“不准动，再走就要了你的命！”
然后手掌一带，就轻飘飘地出了教室，我当然知道他是开玩笑，但觉得脑后有点凉凉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流了下来，伸手一摸，热粘粘的，放到眼前一瞧，才知道是血，吓得我当场大哭起来。我开始还以为他是用刀背靠在身上，
“不要开玩笑！”
没想到是刀锋，更不料他碰到了！
血从手掌间不断地流出，因为他家就在学校下面的村庄，老师要他把我领到他家中去。到了他家里，他的家人知道了情况，大骂他，然后抓了一把门角的灰尘散在我伤口上，血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还是自己凝固了。
我还傻乎乎地跑到教室门口：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口沫横飞，我只好喊“报告”地进去了，全班的同学都看着我，搞得满脸通红……
。回到家里，了解整个事情经过的父母要我再到他们家中走一趟，我是百般的不想来。在父亲的陪同下，又进了一次门，然后在村中的赤脚医生那儿消了毒，打了防破伤风的针。
第二天的课间操上，学校广播大肆宣传：同学们不要互相开“过火”的玩笑，一下子数百双眼睛都盯着我的脖子，让我浑身的不自在。从这里可以知道：有的玩笑还是开不得的！
第二学期，我们五（二）班被取消掉了，一部分人被分到五（一）班，另一半的同学属于五（三）班，廖云先教六年级去了，新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廖湘先，而我和周芽先又在同一个班了。那个时侯开始实行吃完中饭后午睡的制度，我们当时的精力旺盛的很，根本就睡不着，因此我就要求廖老师给我们讲故事，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此后每天午睡的前半段时间，他都给我们讲一小段《西游记》，从“石猴出生”一直到“三打白骨精”，只记得他当时讲得特别的详细，很多很多的细节都描述得清清楚楚，而我们更是听得如痴如醉，刚听完今天的就希望明天的午睡时间快点来临。可惜好景不长，大概过了半个月还是一个月他就没讲了，也不知道是他不记得还是不愿再这样耗下去。午睡时他们老师基本上不会在教室里睡而是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偶尔过来巡逻一下，他们不在时我们当然是在干自己的事情，那个时侯也没有分工放哨的想法，免不了经常被他抓到。我、周芽先、欧文先等几人差不多隔一、两天因为这个事情被留在他的房间到快天黑，而我们三人反成为“死党”，越留越勇，搞得他对我们失去了“兴趣”。
在瑶塘乡的小学作文竞赛上，我居然夺得了五年级组的三等奖，所谓的五年级组仅仅是三个学校的五年级，而且其他两个学校的五年级估计也只有那么一个班而已。当时我自己都感到有点意外：因为以前在向群小学读书时，来过这里参加过类似的比赛，但一直没取得任何成绩，以至我对这次也没抱多大的信心。其实这些还不算怎么搞笑，最有意思的是我连作文题目都没弄清楚，就拿到了这个奖。从三年级开始我就有了近视，到了五年级时坐在第三排已经开始看不太清黑板上的字，平时读书当然是靠听老师讲，加上看教材才搞懂知识的。竞赛那天下午，天黑沉沉地，好像有一个大锅底铺盖在那儿，风刮得纸片满天飞，地上的黄土灰都被吹走了一层，小树儿摇摆身子好似在向风婆婆投降，我们被安排在一楼的教室里，站在那里感觉到更加的阴暗。坐在指定的最后一排课桌上，拿到试卷一看，白空空的一片，一会儿之后，监考的老师才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完几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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