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在《军国民篇》里阐述了他的在中国推行“军国民主义”的救国主张，他认为现在清朝虽然已经灭亡，新的华夏共和国成立了，但是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和西方国家甚至日本相比，还没有真正完成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变，蔡锷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是由于国家教育落后，思想意识陈腐，人民体魄羸弱，武器装备低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就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他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蔡锷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但至于“国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却没有在《军国民篇》里做出回答。
蔡锷的这篇文章虽然并不长，但表达的内容却很多，引用的资料翔实，言辞真切，孙纲以前还真就不知道，蔡锷的文章居然写的这么好。
在他刚刚看完《军国民篇》之后，蔡锷就到了。
一身英挺的军校生制服的蔡锷见到了孙纲，端正肃立，给了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孙纲赶紧迎上去，请他坐下。
蔡锷来之前孙纲就已经知道了，他现在正在保定军校就读，在军情总处找到他之后，他知道是孙纲想见他，就请假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虽然现在按照级别，他完全受得起蔡锷的敬礼，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感觉有些惭愧的。
眼前的蔡锷和电影里的形象完全不一样，身形略显瘦弱，但眉宇间却有一种自然英武之气，而他的谈吐很是文雅，孙纲在心里暗暗称奇，感觉他将来肯定也是象周瑜一样的儒将一类的人物。
由于后世对蔡锷的景仰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孙纲是抱着求教的目的和蔡探讨他在《军国民篇》里所讲的关于国民性的问题，蔡锷来见孙纲本来还怀有一丝忐忑，但现在看到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军务部长居然这么好说话，拘谨之意很快就一扫而光，两个人随即开始象多年不见的好朋友一样热烈的讨论了起来。
孙纲向蔡锷谈起他在文章里写的关于“陶铸国魂”的问题，关于“国魂”具体是什么，蔡锷在文中并没有说明，实际上蔡锷也只是笼统地指出“国魂者，渊源于历史，发生于时势，有哲人以鼓铸之，有英杰以保护之，有时代以涵养之，乃达含弘光大之域。
然其得之也。非一日而以渐。其得之艰。则失之也亦匪矣。是以有自国民之流血得之者焉。有自伟人之血泪得之者焉。有因人种天然之优胜力而自生者焉”。想要具体说明地话。恐怕就要困难多了。
孙纲和蔡锷以这个“国魂”地论题为引子。进行了旁征博引地讨论。孙纲“渊博”地学识让蔡锷大吃一惊。而蔡锷对中国国民性问题地独特见解也让孙纲深受启发。
蔡锷告诉孙纲。国民性地问题其实是内在于“民族主义”地一个问题。正是有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地存在。“国民”才得以发现。现代民族国家地“国民”除了应具备健康地体魄以外。更应该具备健全地精神。
蔡锷曾经和梁启超探讨过关于中国人地国民性问题。他们都一致认为。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精神、**自由地意志和公共精神。蔡锷认为这些缺点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地主要障碍。
现在地华夏共和国。虽然已经在心理上得到了中国人民地广泛认同。但蔡锷认为。华夏共和国地基础其实并不牢固。
蔡锷指出。目前中国各阶层民众好多是为了一个“利”字而聚集在华夏共和国地龙旗之下。中国各阶层民众现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地现代“国民”。一旦这个“利”不能保证。华夏共和国就可能失去存在地基础。最后在内因和外力（外国入侵）地双重作用下轰然倒塌。
蔡锷说，一个国家国民的国民性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国民素质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盛，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民和国家的“共同发达”，而“国民”和“国家”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夫以国家而使国民得其安全发达，又以国民而使国家得其安全发达者，此为国家政体之目的。若偏重于国家，则必减少国民之幸福；若偏重于国民，又必摇动国家之根本。究之一方之
达亦不可得，遑论二者。故惟有并重，而无可偏歧
蔡锷认为，中国的国民性必须经过改造才能适应目前新时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也就是说，国民性的改造是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和建设民族国家的基础性条件。“目前规制未全备，民智尚未大开，若操切从事，涂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
中国现在的情况，正好处于“除旧布新”的关键时期，如果忽视国民性改造的问题，中国的各方面改革仍将陷入倒退，即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能由表及里”，终将无济于事。
孙纲对蔡锷的看法表示了赞同。
他毕竟是从后世穿越来的，关于这个“国民性”的问题，他深深地知道，即使是在后世，也并没有解决好。
梁启超就和孙纲说过，“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可谓至哉斯言。
在真正的“大同世界”出现之前，这句话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蔡锷还认为，应该把“国家”塑造成为“国民”身体和精神忠诚的唯一对象，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全民皆兵”的状态，希望通过国民身体、精神与生活方式“军事化”的形式，来重振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使中国摆脱亡国的现实危险。
蔡锷指出，在当今“战争最剧之世界”，唯有普及“军国民主义”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倡导“军国民主义”不仅可以抵御外辱，而且也是建立现代国家的必备条件。现在中国面临着外国入侵的现实威胁，则以“尚武”为目地的体育精神就应当被列为贯彻到国民教育当中的重要措施之一。“凡各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为了体现对学生体育的重视，国家应该重视各种体育运动会的举办。新式学校教育的特点在于统一的学制，学生的身体健康应被纳入标准化的规制中。“入学年限为四年，教授日数每年四十五星期，教授时刻每星期三十六点钟”；“所定读经讲经钟点，悉用中学堂例，每星期读经六点钟，讲经三点钟。”钟点时间的运用“不但及于教育制度的结构化，同时也塑造着其中每一个教化性身体的活动”，学校教育体系应当成为“我政府进行国民身体精神改造的一个最具体的动作”。象对于政府当局已经采取的禁绝鸦片和禁止妇女束胸缠足的措施，还应该加大力度，不能只局限于城市，还应当深入到乡村。
孙纲和蔡锷讨论后认为，对于现代的国民而言，比健康体魄更为重要的应当是健全的精神，一个不具有公共精神、权利观念和爱国意识的人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国民，也不可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
作为一个穿越者，孙纲知道，国家观念淡薄的中国式“看客”曾经是鲁迅先生笔下讥讽的对象之一，也是促使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决心以文学的力量唤醒中国的民众的重要原因。
对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民众而言，因为他们受传统封建社会“教育”影响太久了的缘故，中国民众已经习惯了安于做一个消极的“臣民”。
其实俄国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记不住是谁说的了，“俄罗斯人喜欢受鞭策”！
这样的民众，极少能想到自己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和对国家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这种局面的出现与长期的**统治有关，一位西方学者针对中国人的这种情况就曾尖锐的指出，“在**政权的统治下是没有‘爱国’可言的”！
而象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同样，一个**的政权也不可能允许普通的民众享有通过“制度化”途径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权利。
梁启超曾对孙纲说过，国家与国民或者说国权与民权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夫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了建设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政府必须承担起更为积极的角色，“古之帝王以天下太平为政治之目的，今之君主掌国者以国民发达为政治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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