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还有对疾病应早期治疗的记载。如《人间训》告诫人们：“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胘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这里根据上下文意虽是以医学喻为政处事的道理，但其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预防医学思想确能启迪后学，这与《黄帝内经》中“病已成而后药之”，其理相同。
精彩内容结束 淮南子》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于汉景帝、汉武帝之交时撰写的一部论文集。刘安(公元前179年一前122年)是汉高祖刘邦的少于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淮南厉王因“谋取”获罪，流徒途中绝食而死，后淮南厉王的封地被一分为三，刘安被策封为淮南王。刘安曾罗致宾客数干人，内中不乏硕学之士，共同编定《淮南子》一书。该书共21篇，最后一篇名《要略》，是全书的序言。从《要略》看，全书写作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但从内容看，并未完全统一。《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杂家”是有道理的。书中内容，除道家思想外，还兼收了儒家、法家、阴阳家之言。范文澜先生说：“《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仍表现出一定的融合倾向。”
(一)《淮南子》与先秦道家思想
在宇宙观本体论方面，《淮南子》继承了先秦道家的思想，并加以唯物主义改造。该书《天文训》说：“道始于虚霩”、“道始于一”，认为在天地未形之前，整个宇宙是个浑然一体、没有定型的“虚霩”，是个浑涵未分的“一”。《原道训》说：“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圆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如一。”据上可以这样分析：“道”是“虚霩”之道，是“一”之道，归根结底，是物之道。这就把先秦道家“道生物”的观点，改造为“物有道”的观点，这是明确的唯物主义。在宇宙生成论方面，该书《天文训》指出：“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并认为：宇宙之气“清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阳为日，阴为月，阴阳分化为四体，这是明确的宇宙构成论，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几乎成为古代唯物主义公认的定论。
《淮南子》还对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观点进行积极的改造和谈释，明确指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势利导的主动行为。《修务训》中批评了“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的消极无为论，指出：历史上公认的“先圣”都是积极有为的，如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发明医药，“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积极从事政治管理与社会教化，“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郡，南到交趾，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鲸于羽山”；舜“辟地树谷，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休风榨雨，“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阔”；汤夙兴夜寐。勤于政务。这些古圣先王，一生致力于兴利除害，屡建奇功，“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此可知：“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成者，未之育也！”该篇给“无为”以一种正确的解释，它说，老子的无为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势利导：“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得：之其自生，则鲸、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也。”这是《淮南子》关于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关系的正确说明，把先秦道家思想大大升华了。
顺便指出，《淮南子》与汉初黄老学派也有密切的关系。汉初假：托黄帝以为书名的著作甚多，大都失传。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有《道原》、《经法》、《称》、《十六经》四篇古佚书。《淮南子》与这四篇黄老帛书有一定的关联。《原道训》与《道原》都是论“道”专篇，言辞极为一致。此外其他相互仿佛之处也很多。如《从间训》：“祸福同门”，《经法》：“祸福同道”；《原道训》：“万物之总，皆阅一孔”，《十六经》：“万物之多，皆阅一空"；《诠言训》：“圣人不为始，不专己，循天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因天之则”，《称》：“圣人不为始，不专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淮南子》汲取道家思想营养的比重较大。
(二)《淮南子》与先秦儒家思想
首先，《淮南子》继承并发挥了先秦儒家“仁者爱人”的原始人道思想。《主术训》说：“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又说：“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这一观念是来自先秦儒家而又高于先秦儒家的，特别是《淮南子》对“人道”、“人类”概念的使用，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有重要价值的。《淮南子》也主张以民为本。《把论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主术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在此基础上，《泰族训》提出以仁义治国：“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敌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悖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这可以视为孔孟“德政”、“仁政”学说的进一步弘扬。《淮南子》主张人性本善。《泰族训》认为“人之性有仁义之资”，这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不过不完全认同孟子，《淮南子》强调“仁义之资”必须与后天教育相结合，才能臻于完美：“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二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即是说，善性是内在根据，教育是后天条件，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成人之善，这显然与孟子偏重于反本内求有所不同。至于把外部条件归结为“圣人之教”的观点、是古代哲学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共同缺点。
(三)《淮南子》与先秦法家思想
《淮南子》继承、发挥了商鞅、韩非的历史进化观念，提出：社会生活是变迁的，法令制度也应当随时代变迁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记论训》说：“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又说：“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这些言论，从思想观点到具体言词，与商、韩是一脉贯通的。从当时社会现实看，“汉承秦制”，未加彻底改造。景、武之交，汉王朝的经济已经恢复，客观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当然这套制度决不完全等同于商、韩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家更法改制的思想原则，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可贵的是，《淮南子》认为法令制度的制定，应适乎人群之需要，应考虑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主术训》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这显然是比先秦法家更进步的观点，其所以如此，也是儒法融合的结果。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有没有关系?从原著看，《淮南子》无一字提到《吕氏春秋》，这可能与汉初反秦气氛有关。但事实上，正是《吕氏春秋》给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响。两本书都是由上层贵族亲自主持，招揽众多学者集体写成的。成书的程序都是先拟定计划，次分头撰写，最后综合编纂。书的结构统一，篇目规整，理事相连，言辞精审。两书都是总结先秦各家学说，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论根据。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成书之时，处于黄老盛行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对道家学说特别看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淮南子》是集黄老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当然这绝不妨碍它也融和摄取了道家之外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
《淮南子》二十一篇，本名“鸿烈”，系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23年)招引宾客集体编写而成。该书是对西汉前期道家思想系统而详尽的总结，是研究黄老思想的极其宝贵而丰富的资料。书中不乏其医学内容，值得我们探讨研究。
倡学说，阴阳五行
该书倡导阴阳五行学说。首先，论述了阴阳概括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如《本经训》指出：“阴阳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终始虚满，转于无原。”此言阴阳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这与《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一脉相承。
书中以水、火、日、月喻阴阳。如《天文训》云：“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又云：“日者，阳之主也；月者，阴之宗也。”这里用人们常见的水、火、日、月来说明阴阳的属性，这种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使学者对枯燥、抽象的阴阳学说易于理解。
其次，阐明了五行的属性及其生克乘侮规律。如“东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此处五行学说内容与《黄帝内经》所论是一致的，可见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已渗透到多个学科。
书中还以五行所属的方位论及人体的形体特征及勇怯、智愚、寿夭等。如“东方，……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达，……其人慧圣而好治。”以上所述虽未必尽然，但大体上说明了五行所属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对人体的影响。
整体观，天人相应
该书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如《本经训》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间，和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这与《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的天人合一观点不谋而合。
四时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人体而形成疾病。如《时则训》记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则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时气，其气不和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同时告诫人们：人体必须顺应四时，适应自然界季节气候的变化，才能在宇宙间健康生存，正如《本经训》所言：“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
还有整体观对疾病症候的影响，如“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前者言其体内脏腑患病，而引起体表的色泽变化，即“有诸内必形诸外”；后者指出局部的病变可影响整个人体。
养生术，静漠恬澹
该书注重养生之术，如《真训》强调了养性、养德，云其：“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脏无蔚气。”又《修务训》提出精神调养，指出：“今天道者藏精于内，盝神于心，静漠恬淡，讼谬胸中，无邪气所留滞，……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综观上文可知：心境清净，无欲无求，则五脏安和，百脉调畅，诸窍通利而健康无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恬愉为务”的养生之道契合。
养生的另一个方面是禁嗜欲。如《时则训》言其：“孟冬，……君子斋戒，身欲静，去声色，禁嗜欲，宁身体，安形性。”冬为闭藏之时，应藏而不泄，故要禁欲，保精、养性。又《原道训》云：“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也强调了养生禁欲的重要性。人类只有将养精神，和调其气，才能形体康健，与世间万事万物共同在自然界的规律之中生存。故《原道训》指出：“是故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以上所述《淮南子》对人类养生术的贡献，足资后学借鉴。
推病由，情志环境
书中推究疾病发生的原由，认为情志变化、地理环境对人体影响极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精神训》和《原道训》均指出：“人怒破阴，大喜坠阳，……。”“薄云发，惊怖为狂，忧悲多恚，病乃成积。”以上言情志过极，积而成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的观点是相同的。这种病因认识一直指导着后世临床，目前情志致病的比例愈来愈大，如杨雪琴教授调查后指出，“银屑病的发病和复发患者中70%～80%的人发病前有焦虑和抑郁，且有特殊不愉快的事情。”
地理环境亦直接影响人体而为致病之由。如“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暑气多夭，寒气多寿。”此言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的体质、生育、发病和寿夭等均有影响，为导致疾病发生的原由之一。这种医学思想本源于古代文献而有所创新，如《吕氏春秋·尽数》记载：“……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祍与伛人。”此指居住在水味辛辣地方的人，多患痈疽和生瘰疬病；水味苦涩地方的人，多患鸡胸和驼背。
谈施治，理法兼备
该书对疾病治疗方法的论述亦较详尽。如《时则训》提出四时治疗疾病的法则为：“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这里规矩权衡治法与《黄帝内经》中的规矩权衡合四时脉象不同。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前者言其脉象的变化随季节不同而各异，即脉合四时；后者则根据脉象的浮、沉、滑、涩，而了解疾病产生的原因。可见，《黄帝内经》以规矩权衡论脉象；《淮南子》则以规矩权衡论治法，各有所指也。
书中谈及治疗疾病要全面考虑，不能顾此失彼，以免酿成大病。如《说林训》中指出：“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皁而发痤疽。”
书中还有对疾病应早期治疗的记载。如《人间训》告诫人们：“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胘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这里根据上下文意虽是以医学喻为政处事的道理，但其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预防医学思想确能启迪后学，这与《黄帝内经》中“病已成而后药之”，其理相同。
论药物，首重实践
该书对药物的记载注重实践，从药物采集、炮制及品种鉴别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首先，采集药物要亲口尝试。如《修务训》云：“神农乃始教民扑五谷，……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古代医家在实践中寻找和发现药物的真实写照。其次，根据药物性能，按照季节采收药物。如“蝉始鸣，半夏生”言其夏至时蝉鼓翼始呜，正是半夏成熟的采收时间。其三，告诫人们注意药物炮制方法。“牛胆涂目，……取八岁牛胆，桂三寸，著胆中，百日以成。”此言将桂放入牛胆中，经过百天才能药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药物的鉴别。如“夫乱人者，芎
穷之与蒿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也皆相似者。”这种注重实践，使药物名实相符，是安全有效用药的保证。
他如书中还有关于脏腑的论述；疾病命名的记载及形、气、神的论述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与《黄帝内经》同时代或稍晚时的《淮南子》蕴含着一定数量的医学内容，我们应当挖掘整理取其精华，以丰富中医学宝库。58xs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