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的大旱年馑蓝田历史上见诸记载的旱灾虽然迭出不穷，但像《白鹿原》中记述发生在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的这次大旱年馑还是比较罕见的。《续修蓝田县志》记载：“己巳年，旱太甚，麦无收，粮价每斗七、八元，民剥树皮，剜草根充饥，县设粥场。而县长董有声媚上，勒派麦万余石，洋数万元；严摧急解，逼死粮总花户数十名。”本次大旱始于1928年春，直到当年秋季滴雨未落，致使赤日炎炎，焦土千里。次年夏麦稞粒无收，连种子也没有着落。正如《白鹿原》所说；世世代代依靠夏季一料收成才赖以繁衍生存的白鹿原人，遇到这样的大旱真是呼天不应，喊地不答。那年可食之树皮草根皆已食尽，继而人们以“观音土”充饥，死者无数，乡民唯以举家外逃，以求存生。不能走者多被饿死，当年小麦每斗价从3角猛涨到7.8元，少数有些存粮的富户也不愿粜粮，自备度灾。穷苦人家只能讨吃要饭，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年普遍出现不要分文，白嫁女与人为妻，还无人要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人相食”之惨状。《白鹿原》记述了这样一个凄惨离奇的故事：说是一个过门一年的媳妇半夜因饥饿而醒，却不见了丈夫，起初以为丈夫和家人背着她吃东西。接着一听，原来是阿公阿婆和丈夫正在商量把她煮了来吃，待年馑过后再另行娶妻生子，免得断了香火。媳妇听罢，吓得连夜逃回娘家，不料又从梦中惊醒，听见父母正在议论：“与其让人家吃还不如咱自家吃了”，吓疯了的媳妇有远没近地逃走了！这就是被人们传了70多年的民国十八年年馑中演绎出来的、骇人听闻的故事。至于故事的可靠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在这种社会土壤下才会产生这样的悲惨故事。
陕西连年大灾时期，也正是国民党新军阀为争夺地盘，拼命扩军黩武，发动中原大战的时期。也就是这一年，冯玉祥河南失利，退至关中，派出大批军警，鞭打绳栓，打家劫舍，残害掠夺陕人，创造了在1929年就已征了1935年钱粮的奇迹。当时的军阀瓜牙，蓝田县县长董有声为向上讨好，以求晋升，非但瞒灾不报，反而媚上邀功，一味加派粮款万余石，穷苦农民尚不知被逼死多少，光是因严摧急解逼死的粮总花户就有数十人。
当年蓝田年馑迫使大批饥民外出逃荒，户丁锐减。那时蓝田山区林深土凉，略有小收；山外农民成群结队涌进南山，用衣服换苞谷度日。在进出南山的过程，许多人把自家女孩引到山里嫁人或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由于山深路险，交通闭塞，有些女孩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山；有的思亲哭瞎了眼睛，有的临死还在喊着亲人。大灾产生的悲剧说不清，道不完，也由此产生了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一个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后的故事：19**年，蓝田山区的葛牌与柞水县九间房的公路接通，通车典礼当天，回蓝田县城的第一辆客车（当时是卡车）上坐着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她激动地告诉人们：这是她自从民国十八年被送进深山以后第一次出山寻找亲人，娘家现在的情况已是一无所知，但她为今年终于能有一次机会回娘家一次，她死也可以瞑目了！这位老人的经历又一次勾起了人们对那次年馑的沉痛回忆和反思。《白鹿原》小说记述的鹿三、白孝武等人进山换粮，沿路进出南山换粮的人川流不息，正是当年年馑时演生出来的真实而奇特的景象之一。十八年年馑在蓝田之惨状尽管已经骇人听闻，但在全省来说，当时还算不上是最严重的。
1928年，陕西全省干旱，夏秋欠收。1929年，除渭河两岸有一些庄稼外，其余广大地区全是赤地千里，一片荒凉。全省受灾地区达80余县，面积50多万平方里。灾荒给广大贫苦农民带来巨大灾难，而地主豪绅和投机商则乘机提高粮价，压低地价：麦价猛翻20倍，一斗麦就能换一亩地，土地大量集中到地主富农手中，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迅速破产。据1929年初统计：全省灾民共有535万多人，其中关中区310多万人，汉中区157万多人，榆林区**万多人。至11月底，全省因灾死亡人口达250多万，出省逃荒的40余万；全省人口从940余万锐减至650余万。其中以长安、武功、凤翔、扶风、乾县、岐山、眉县、兴平、咸阳、临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阳、宝鸡、陇县、澄城、淳化、长武、褒城等县最为严重。如长安县原有43万3千8百多人，死亡5万2千5百多人，逃荒者4万7千3百多人，灾民20万5千3百多人；凤翔原有20万3千4百多人，死亡9万5千3百多人，出逃1万零2百多人，灾民8万4千8百多人；乾县原有16万9千4百多人，死亡3万零5百人，出逃2万7千8百多人，灾民10万零3百多人；岐山原有17万4千人，死亡3万3千人，出逃1万5千8百多人，灾民10万4千人。据1931年8月统计：扶风县减少6万余人，县东南寨子、南郡村已绝人烟。wWw.武功县减少8万余人，其东大寨300多户的村庄绝了户，陈家沟村全村人饿死在窑内。至1932年，全省除一些地区持续旱灾外，有些地区还发生了水灾、蝗灾、雪灾、霜灾、狼灾等，全省92个县无一不成灾，灾民达350万人以上。
面对严重灾荒和饥民的大量死亡，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但不设法救灾，反而对灾民实行镇压。1929年元月23日，西安数万灾民向省**哭泣求救，被宋哲元派军警武力驱逐，灾民号哭而去！当年4月，省救灾委员会统计全省灾民650多万，拨赈济款110多万元，每个灾民平均一角七分，这就是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反**对灾民的“救济”。
反动当局在一面玩弄所谓救济的同时，一面却更加紧对灾区人民的剥削掠夺。1929年5月，全省每县摊派的军粮达数千石至2万多石。此外还有什么党捐、保甲费、差捐等几十种苛捐杂税。保安队每日下乡催逼，鞭打绳栓，急如星火、逼的广大灾民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不断向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有的地方灾民还在**党领导下发动了大规模的“交农”运动和武装**。
民国十九年的蝗灾关中**自古有“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之说，严重兵荒马乱年代多出奇异灾害。《白鹿原》小说中描述的一些奇异现象正是这时期被扭曲的社会现象之记实：从1928年到1932年的5年之间，伴随着人类自己制造的战争灾难之外，陕西全省各地又普遍发生了蝗灾、水灾、雹灾、雪灾、狼灾、鼠灾、黑霜、瘟疫等，老天爷毫不留情地对无辜苍生实施了各种惩罚。在这众多的灾害中，除大旱瘟疫外，蝗害要算当时最严重、最普遍的灾害。蓝田县也是当时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蝗灾发生于连继两年大旱之后的1930年，即民国十九年夏秋时节。《续修蓝田县志》记载：“庚午年夏，蝗大作，禾苗被食殆尽。”这一年秋田特好：由于大旱之后老天爷又加倍地把雨水补还给大地，虽然造成了局部水涝灾害，但却使秋田有了足够的底墒。人们为了补偿先年绝收，大量扩种了秋田，禾苗出土齐壮，长势喜人。人们按奈不住切盼的喜悦，每天在地头抚摸着壮实的苞谷叶苗，激动而又不安地祈祷着：老天爷发慈悲，保下这料秋，给您烧高香。眼看着苞谷苗齐刷刷地越长越高，不料忽一天从天际间飞来一群蝗虫，落在地里嚓嚓地吃起了禾苗。起初还不大在意的人，在赶走一群又一群的蝗虫后终于意识到：又是一场灾难降临了！这次蝗虫灾害遍及蓝田全县，无一幸免。蝗虫飞来时，只听呼声大作，凉风飕飕，遮天蔽日，有如黑云压境；蝗虫落于禾田，只闻沙沙之声，倾刻叶片全无。吃完一处，整群飞移它处再吃，食过的玉米田里，满地只剩下光秃秃的玉米杆子，从结穗处往上连叶带稍一点不留。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全家出动，日夜守在地头轰赶蝗虫。到处都是手持长杆，梆着各色布条的人们在地里不停挥杆，长声呼叫；有的把铜锣、铜盆敲得震天地响，有的在蝗虫飞来时燃鞭炮、放火铳，然而还是防不胜防，难以奏效。这时，又到处流传起蝗虫危害乃天遣神虫为灾，是上界对这茬人要实施“收生”！因而许多地方的老人妇女或于庄前，或于地头，燃烛插香、焚化纸表、祈天免灾、保佑生灵。而根本不买账的上天仍旧继续施放着一批又一批的蝗虫，一片又一片的秋田继续被蝗虫吃掉。
当时的蓝田县**为减轻蝗虫危害，曾组织县城学校师生和部分**职员，成立了几个捕蝗宣传队，每队数十人，由**职员和老师带领，分别开赴四乡，一边宣传灭蝗办法，一边就地组织群众捕杀蝗虫。宣传队每人WWW.soudu.org一把竹秆，上面系一面红色三角小旗，一把小扫帚，一顶草帽，在各村巡回宣传鼓动，历时一周。宣传队所到之处已是一片狼藉，目不忍睹：在枝叶破碎的田头，有的人还在追打蝗虫，有的则卧地嚎哭！宣传队每到一处，便集合起数百村民，排成数里长阵齐头并进，敲锣打鼓、摇旗呐喊；远处用旗杆击打，近处用扫帚扑杀，落地的蝗虫用脚踩踏。主要是把蝗虫轰赶到河里淹死，或赶到沟渠壕坎用火烧，创造了扑打法、水淹法、火烧法、土掩法、灯诱法等灭蝗办法，消灭了不少蝗虫。但对于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和遍地蝗蝻来说，仍是杯水车薪，收效甚微。按当时普查估计：全县秋田颗粒无收者约十分之一二；能有一半收成的十之有七；没有遭受蝗虫危害的田块仅占十之一二，也就是说：当年全县秋田平均损失一半。
蝗虫来时迅猛，去时突然，只知说走就走，倾刻踪迹全无，无人能说清原因。第二年夏，蝗蝻又遍地复生，所幸长成之后结队向西飞去，未造成明显损失，给惊惧而又惶惑的人们又留下一个不解之迷。
民国二十一年的“虎疫拉”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关中和陕北大部地区霍乱大流行。此疫从6月19日潼关一居民开始，便由东向西迅速波及西安，继而很快蔓延到全陕的东府、西府、陕北、及陕南部分地区，日甚一日，造**民群众的大量死亡。
9月，霍乱流行的地区已遍及关中的华县、华阴、临潼、渭南、大荔、朝邑、合阳、蒲城、澄城、韩城、白水、富平、耀县、淳化、麟游、蓝田、长安、高陵、三原、千阳、陇县、乾县、周至、户县、彬县、武功、凤翔、永寿、礼泉、咸阳、长武、岐山、宝鸡、扶风、兴平；陕北的富县、宜君、府谷、黄陵、清涧、佳县、安定、延川、榆林、吴堡、横山；以及陕南的商县、山阳、洛南等57个县和西安市区。其中以关中地区的华县、华阴、渭南、朝邑、合阳、蒲城、户县等地最为严重。据当时报纸报导：潼关县7月4日一天之内死亡90余人，黄河停渡，举县惊骇！华阴、蒲城两县至8月24日皆已死亡1万余人。华县至8月7日死亡1万余人。渭南在8月中旬每天死人千余。其它各地每日都有大批人死亡，就连医疗设备较好的西安市，也在8月9日的一天中死亡54人。全省共计死亡14万人。
古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此次霍乱流行与先年的大旱年馑和各种灾害的发生有密切关系，但国民党反动派连年混战，压榨剥削，民众体质低弱，易染疫疾；疫情发生后，反动当局不顾惜人民生命，不及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以致造成大面积、大地区和长时间的蔓延扩散。直到9月底，10月初关中地区才基本停止，而陕北的许多县一直到10月下旬才停止蔓延。
霍乱是一种以严重胃肠道症状为主的烈性传染病，主要经口传染。发病急剧突然，大吐大泻，烦躁不安。“霍”在中国古文字中是疾速迅猛的意思，所以对霍乱解释为：“挥霍之间便致缭乱”，故而后来便将这种病称之“霍乱”。古代**称流行性传染病为疫疠或瘟疫，因霍乱又不同于一些传染性疾病，其来势凶猛如虎，快似鬼拉人，故而人们将此瘟疫称为“虎疫拉”，也有叫“虎列拉”的。《续修蓝田县志》记载那次霍乱大流行称：“壬申年夏大旱，七月虎疫拉大作，伤亡五千余人。”蓝田在连续多年的天灾人祸中首当其冲，加之当局“苛政猛于虎”的推波助澜，势必导致这次霍乱的暴发流行。其来势之猛、范围之广、死人之多，是数百年间旷前绝后的。直到现在，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一提起民国二十一年的“虎疫拉”，仍然是心寒透脊，那时蓝田流传着几句民谣：“虎疫拉，真怕怕，没爪没牙把人抓；拉大人拉娃娃，有多没少一齐拉。”可见这像虎吃人，象鬼拉人一样的“虎疫拉”给人们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和创伤！
据说，蓝田地区的霍乱是从西安传入的。最开始从潼关传到二华，经临潼到西安，又从西安东折传入蓝田与西安临界的洩、华、鹿原的，继而到县城以至蓝田各地。发病初感觉身体不适，头昏脑胀，烦躁不安，继而腹痛恶心，上吐下泻不止，粪便迅即变稀，吐泻势如水注，其色黑绿。待最后不吐不泻时，病人双目下陷，颧骨突出，面色青黄，昏迷不醒而死去。霍乱流行之初，病人亲戚、邻里好友还去探望，安慰，帮忙做活；人死后照例还去吊孝、入殓、打墓、待客过事，和以往丧事一样大家帮忙。不料此疫来势过于凶猛，传染快，死亡率很高，常常早病夕亡，有的几个小时即便死去，死人越来越多，谁也顾不上谁。后来的病人不仅无人探视，死亡后为其殓尸、打墓、埋葬的人也没有了！早期死亡的人还有给老人准备的棺材盛殓，或在棺材店购枋装殓，后来棺材店的棺材早已卖空，只能用木板装殓，再后来木板也买不到了，只得以芦席裹尸，有的地方连芦席也没有，仅草草挖坑掩尸而已。
当时蓝田县城尚无医院，虽有少数几家诊所，但医生很少，既无药剂又无床位，形同虚设；也有颇为有名的医生和慈善人，为人传方施药，然而杯水车薪，疗效也不明显，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一个个地死去。从现在看来：病人皆为大吐大泻导致严重脱水中毒而亡，如果能及时给予补液和大量抗生素，绝大部分病人是可以得到挽救的；如果能够按照肠道传染病的预防原则，做好隔离消毒，其传播规模也能得到一定控制，然而在当时的医疗和社会条件下，无异天方夜谭。就连医疗条件较好的蓝田县城也死亡人数逾百。岭上的北候村，辋川白家坪村皆死亡过半；更惨者是县南黄沟村几乎死亡迨尽，其中有10户成了绝门。县城内李家巷口有一处官院子，成了在县城看病死亡人的停尸场，许多尸体因无人搬运常期停放于此；通往西安大道的洩湖镇，因病死人多，车马行人经此皆打马扬鞭，匆匆掩鼻而过。全县惊惧慌乱之状可想而知。
蓝田“虎疫拉”后期，全县一派阴惨惨，悲凄凄的景像。白天各村一片沉寂，愁云密布，一到晚上便悲声四起，一片呜咽直透夜空：妻哭夫，夫哭妻，子女哭父母，父母哭子女，伴随着此起彼伏的阵阵狼嗥，分外阴森恐怖。此时间的村街乡道，行人稀少，人们怕互相传染，谁也不相联系往来，有些地方严然成为死亡世界！那时的各个村内都弥漫着一股烟薰酒气，那是遍洒白酒、遍燃艾蒿所散发的气息，人们以用方法来抵御瘟疫传播；有的在门前院内撒满白灰和炕灶灰，这是当时还非常守旧落后的农村人们，初步试行的一种消毒方法。更多的人家则在门上挂着桃木枝，用来逼邪辟秽，表现出旧中国农村群众在非常时期的各种思想状态和观念上的变化。随着秋季到来，天气渐凉。肆虐了数月的瘟神才慢慢销声匿迹。据未尽之统计，此次霍乱流行，蓝田县死亡人数达5700多人，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失！58xs8.com